来源：《同舟共进》2015年第1期

文/贺越明（作者系文史学者）

　　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尚未做到全面和深入，有关这场战争经过的残酷和胜利的惨烈也未使现今的成年和青少年真正认识，有关日本宣布投降的直接动因更未获得充分的论定。只有展开更全面的研究和更准确的宣传，才能有助于今人和后人形成正确的抗战史观。

　　每年从7月到9月，可称为“抗战纪念季”，其间有多个纪念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揭开全民抗战的序幕;(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告无条件投降而成为战败国;(1945年)9月3日，因前一天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向沈阳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随后侵占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迄今分别为84周年和78周年。即以日本宣布投降和中国抗战胜利这两个日子计，当年呱呱坠地的婴儿，现已届古稀之年，不用说抗战时懵懂无知的幼年，更不必说当年参加过打鬼子的青年，大都已经或正在老去。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目的在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经历过抗战的老人而言，“前事不忘”是毫无疑问的;但对并不真正了解抗战的人们，这段历史要成为“后事之师”实非易事。

　　“抗日神剧”起误导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银幕荧屏上充塞抗战影视剧，也附带产生了不少笑话。圈中人戏言，浙江省横店影视城超越重庆，更远超延安，成为“抗日根据地”，往往同时有四五十个剧组都在打鬼子。抗战剧情也越编越离奇，有的把中日军人对阵变成了武林比武。诸如此类，那场战争被这些带有科幻色彩的“神剧”扭曲得面目全非。在反映历史事件上具有直观性和感染力的影视剧，对青少年的认知作用远远超出历史教科书及其他传播媒介。面对如此泛滥和低质量的抗战剧，不难想象青少年心目中的抗日战争，距离真正的历史有多远。而且，他们当中也自然会有人产生疑问：如果抗日将士都像影视剧里那么神勇无比，而日本鬼子又那么不堪一击，抗日战争为何还要打8年之久?

　　其实，青少年的父母一辈所接受的教育和宣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名为军事科教片的《地雷战》《地道战》风靡十多年，加上当时的媒体一再宣传，使这一代以为抗日战争就是凭借地雷、地道这类战法打胜的。直到1980年代中《血战台儿庄》、1990年代中《铁血昆仑关》等影片上映，人们才比较形象地了解到国民党部队面对日军侵略而进行的浴血抗击。即使这样，仍然不能算是准确和全面的。

　　家母的故乡山西平遥县城，被一座远近闻名的古城墙环抱。据说早在周宣王时期已有该城，而现存的城墙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对西周旧城重修而成，是全国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古城墙之一。一些抗战剧需要城墙实景时，往往去那里取景拍摄。母亲晚年经常守在电视机前追看描述三晋军民抗击日寇的《亮剑》《杀虎口》等连续剧，因为剧中有她从小熟悉的巍峨、古朴的城墙。有一次她有感而发，讲起平遥城被日军占领的经过：“只有一小队日本兵，就打着太阳旗进城了，还有人列队欢迎。”我听罢大吃一惊：难道真是那样吗?查阅史料，果真如此，只是史实比母亲的记忆更丰富。1938年2月，即七七事变大半年后，不论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是晋绥军都撤得不知去向，一小队日军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大模大样地进了平遥城，确实在城门口受到一些士绅迎迓。那些日本兵大概对兵力太少有些心虚，进城后又出城，兜了一圈再入城，如此反复数次，虚张声势，其实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兵。这个历史小侧面说明：军力不强并望风披靡，哪怕城墙再坚固也形同虚设，侵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占领。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片国土未经抵抗而轻易沦丧的情形，几乎比比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落后就可能挨打，国民就会成为亡国奴，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和教训!

　　白先勇：这一次胜利是“惨胜”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编著的画传《父亲与民国》2013年出版，里面有一帧照片截取了一个历史场景：1945年9月10日，国军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代表将日本降书呈献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现场有孙科、于右任、戴传贤、冯玉祥、程潜和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等文武高官。白先勇在读者见面会上指着这张照片解读道：抗战胜利了应该很喜悦，可是看起来他们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一次胜利是惨胜，打得国困民贫。他还明确表示，抗战胜利是“不值得庆贺的‘惨胜’”。这位将门之后，一再用“惨胜”形容抗日战争的结局，不是没有道理的，正表达出他探究那段历史的省悟和识见。

　　“惨胜”这个说法，并非今日的创见。1945年8月中、下旬陪都重庆的报纸上，有关抗战胜利的新闻、评论大都充满喜庆的辞藻，但《大公报》社评却用了“惨胜”二字，好似“众人皆醉我独醒”，表现出难得的冷静和客观。这也是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之所以说抗日战争是“惨胜”，是因为这个胜利得来不易、代价极大。自战争全面爆发起，国民党正规部队前前后后组织了二十多次会战，大都以失败告终。其中有的如台儿庄战役、昆仑关战役等胜仗，实际上都“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甚至更多，是以极为惨重的代价达成了战役目标，而就军力消耗而言，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胜仗，有的战役还几乎全军覆没。从整个国家看，日本全面侵华期间(不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共有1000多座城市沦陷，3500万人死亡，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这还是并不完整的粗略统计。累积这些数字的，是一寸寸遭蹂躏的土地、一个个被戕害的生命，焉能谓之不“惨”?

　　更深入反思，“惨胜”这个说法恐怕还有侥幸的意味。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而那之前的8月6日和9日，美军分别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给当地造成灭顶之灾;9日子夜，苏军向盘踞东北的关东军大举发起进攻，不到一周就击溃了这支强悍的日军部队。所以，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颇有“剑外忽传收蓟北”的意外之感，随后才陷入惊喜的狂欢之中。这之前，中日两军并未进行最后的决战，而国军赶赴日占区准备受降时，有的部队距离目的地还很远，日军总兵力仍有100多万，对战败自是口服心不服。当战场上枪炮齐喑，硝烟散去，庆祝胜利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也平息下来后，有个问题必然会引发人们的思考：这场胜利，是纯粹依靠自身的力量赢得的吗?

　　国共“屈原”“苏武”之争的背后

　　据一位老报人回忆，1945年八九月间，重庆新闻界举行欢庆抗战胜利的盛大宴会，各报馆的记者、编辑欢聚一堂，席间议以“日本投降的原因”为谜面，以中国历史人物为谜底。经过短暂的沉思，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亮出谜底——屈原，因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宣布已久，日本人并无降意，美国把两颗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数日之内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不是“屈原”是什么?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亮出谜底——苏武，因为宣言和公告宣布后，日本人毫无降意，但斯大林下令出兵，关东军一溃千里，日本随后宣布投降，岂非“苏武”不为功?双方的意见对立，谁也说服不了谁。可是，无论哪种意见正确，都等于承认抗战的最后胜利借助的是外力啊!在感情上，尽管国人未必完全认可这样的结论。倘若没有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美、苏的致命一击，日本不会立即投降，打了8年的抗日战争肯定还要“持久”下去。但是，许多年里既出于民族自尊心，也恪于思想意识，教学或宣传涉及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时，对这一点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这并不利于对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

　　抗日战争发生在1949年以前，属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牵涉国共两党的主导权之争，叙述和宣传无疑带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然而，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而英勇奋起、艰苦卓绝的这段历史，是应当向子孙后代如实交代、作为镜鉴的，因而必须还原史实、尊重史实和维护史实。

　　近些年来，领导人在纪念抗战胜利的讲话里，作出了一些新的论断，向恢复抗日战争历史的本来面目迈进了一大步，也赢得了海峡彼岸同胞的初步认同，更奠定了国人匡正抗战史观的政治基础。正是依据这个基础，无论抗日题材的影视创作还是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览内容，如今都出现了一些趋向历史真实的变化。

　　毋庸讳言，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尚未做到全面和深入，有关这场战争经过的残酷和胜利的惨烈也未使现今的成年和青少年真正认识，有关日本宣布投降的直接动因更未获得充分的论定。只有展开更全面的研究和更准确的宣传，才能有助于今人和后人形成正确的抗战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