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贵州日报》时事聚焦版2015年8月13日
新华网哈尔滨8月12日电（“新华视点”记者罗宇凡、王建）1945年8月12日，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为掩盖其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的累累罪行，开始陆续炸毁它在哈尔滨平房地区的所有营房和实验室。
70年后，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的东侧，一座矩形黑灰色的纪念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落成。这座外形酷似飞机黑匣子的建筑被命名为“黑盒”。走进这座历史的“黑匣子”，其中陈列的众多珍贵藏品向世界真实地还原了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更让人们看到了——“七三一”，这个冰冷的番号背后，隐藏着的许多不为人知但却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
日本决策层扶持并推动七三一部队扩张
七三一部队的前身是1933年在东北建立的“加茂部队”，该部队正式创建于1936年，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曾经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的高材生，他曾向日本军部的决策者献出这样一条建议：“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就是这样一条突破人类基本文明底线的建议得到了日本决策层的高度认同。
在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上，关东军医务处处长梶塚隆二中将和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少将曾供述：“天皇曾下达敕令组建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然而这一供述在此后不久就遭到七三一部队成员和日本社会各界竭力否认。
事实究竟如何，七三一部队仅仅是以石井四郎为代表的一群日本军医们自主策划和推动的“创意”吗？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日民间保存的细菌战文献文物搜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不久前公布了一批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档案，这些档案主要来自日本防卫省、厚生劳动省、国立公文书馆等机构。
其中一份1936年9月日本参谋本部的文件《关于制定允许陆军军医学校职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之事》，记载了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给陆军大臣寺内寿一的命令，以及日本天皇的军令案《军令陆乙第四十一号》：“朕命令制定并实行陆军军医学校职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之事的方案”。
关东军防疫部即为七三一部队。
哈尔滨市社科院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说，这份新发现的文件能够充分证明天皇知道七三一部队的存在并扶持了七三一部队的扩张，更进一步印证梶塚隆二和川岛清供述是真实可信的，也足以证明七三一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成规模地集团犯罪、国家犯罪。
事实上，随着日本侵华脚步的加快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七三一部队为核心，日军的细菌战研究、实验、作战体系不断扩大：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北京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广州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新加坡冈字第九四二〇部队……
最新发现的“防疫给水部关系部队一览表”显示，日军在战败投降前已建立63支细菌战部队，覆盖中国大部地区以及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亚、东南亚地区。七三一部队，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系统的反人类罪行的代表符号。
已发现“特别移送”档案记载人体实验受害者达1549名
人体实验是被石井四郎严令“必须要带进坟墓”的绝密。在七三一陈列馆新馆里，一幅幅“特别移送”档案隔着橱窗清晰可见。其中一份档案右上角盖有红色“特移扱”的条形方章，落款时间是1942年8月8日，被移送人员是一名叫阿列克塞的苏联人，年仅24岁。
“特别移送”是关东宪兵队及其军警机关向七三一部队提供人体实验材料的特定称谓。被“移送者”多是以苏联间谍名义抓捕的抗日军民、反法西斯志士。这些人被七三一部队用作活体实验后无一幸免。截至目前，据统计，在已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人体实验受害者多达1549名，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人。
国内有“特别移送”档案，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着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报告书原始档案，包括《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这3个报告共计1522页，详细地记载了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况，这些档案的影印件在七三一陈列馆新馆内都有展出。
在一处还原七三一部队安达野外细菌实验的场景旁，播放着原七三一部队运输班司机越定男的视频，他讲述了1944年2月份安达野外实验的一次“事故”：
“我们从望远镜看到，一个人把绳子全解开了，一个人已经逃了出来，一个一个地解，在我们飞快地跑到时40人已经全部解开，他们分散地向四面八方逃去，如果逃走就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已经没有办法，所以要用汽车把他们全部轧死，我们开着车过去。其中有正面撞上的，有在车轮下滚动的。”
通过跨国取证，研究人员搜集的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证言的视频资料达200多个小时。他们和越定男一样，以加害者的身份指证七三一的罪恶行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七三一部队的犯罪事实。
在不断的跨国取证中，研究人员曾接触过大量日本官方、民间团体，其中不乏一些日本右翼的代表人物。“对于七三一部队进行的细菌战和人体实验，日本从官方到民间右翼团体都没人敢否认……从遗址、档案到证人证言，其反人类罪行的证据链条十分完整、无法辩驳，特别是美国解密的8000余页七三一部队及日本细菌战原始档案，更将七三一灭绝人性的罪行铁板钉钉。”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战犯大都是日本医学界精英，歪曲人性的医学伦理至今有影响
据日本保存的《极密·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一书记载，1941年3月，华北军防疫给水部与驻蒙军团防疫给水部在现在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用8名八路军战俘进行野外冻伤实验，档案中有8人的名字，只是将名字的中间字有意划掉。事后，参与活体解剖的研究班班长谷村少佐为被害者宣读了悼词：“你们8个人为了人类的医学进步，献出了自己的身躯，在此表示哀悼。”
在研究人员看来，加害者煞有介事的“追悼”背后，隐藏着其对人体实验的扭曲认识。
与日本普通将官、士兵不同，七三一部队的战犯大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医学界精英。他们的罪行大多不是一时的兽性大发，而是在扭曲的医学伦理和人性下的自主犯罪。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以石井四郎为代表的七三一战犯之间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大批本应受到审判与惩罚的七三一部队人员得以逍遥法外。
逃避了战犯审判的七三一部队成员，回国后继续在日本医学界担任要职。如京都府立医大校长吉村寿人、京都大学医学部微生物讲座主任田部井和、金泽大学医学部病理学教授石川太刀雄丸、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中黑秀外之、日本防卫大学教授增田美保、北里研究所病理部部长笠原四郎、兵库医科大学教授冈本耕造……
这些人战后活跃在日本医学界，使歪曲人性的医学伦理至今影响着日本医学界。“人类为医学的进步进行有价值的牺牲”，这种极端荒谬、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至今在日本医学界仍有市场。
七三一部队在战争期间的倒行逆施和战后贻害，引起了日本一批有良知的医师们的反省，他们组织了相关研究会，从战争与医学、医学与道德的角度研究日本二战期间的战争责任。
2012年，日本举行的“战争与医学伦理”检证推进会的一篇报告中这样写道：“医学工作者和医师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践踏人权和尊严，利用人体实验进行生化武器开发和参与战争的呢？那不仅是遵照国策，也是他们自己好奇心和利益的驱使。为了医学界得到国民的信赖。正确检查过去发生的事实，明确问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