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5年7月19日

文/邱立本

　　在八年抗战的危难时刻，中华文化的传统智慧，点燃了理想主义的火炬，照耀着痛苦的黑夜。

　　文化是纪念抗战胜利的秘密武器。在八年抗战的漫漫长夜中，如果没有中华文化力量的支撑，就看不到黎明的来临。

　　因为只有在危难的时刻，中华文化的传统智慧点燃了理想主义的火炬，照耀着痛苦的黑夜。在军力处于绝对劣势，在综合国力、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都远远落后日本之际，在西方列强还被欧战羁绊、无力支持中国的时刻，中国基本上是靠那一口文化的真气，撑着国家不倒下去。

　　这也是因为日本与国际看衰中国。在开战之初，日军挟压倒性的兵力，扬言三个月亡中国，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论述中，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一个落后与羸弱的国度，需要日本的文明教化。 但这也激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中国人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奋起抗战，知识界也投身在笔锋对抗刀锋的洪流中，保住中华民族的元气。

　　西南联大就是知识界的精神家园，在炮火连天的岁月中，始终弦歌不辍，培养了中国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也训练出中国“两弹一星”的著名科学家邓稼先、赵九章等人，而在人文学科方面，哲学系的学生殷海光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先锋，影响台湾一代知识分子。

　　也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从北平逃难而来的历史学家钱穆对国运充满忧患意识，他开始写作《国史大纲》，深信史在，国在。他将自己对儒家伦理的信念，贯穿在中国历史的写作中，也提出国人对国史需要一种温情，不要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

　　也就是在文化上的反思，刺激中国走向了救亡的道路。国共两党也在探索不同的革新路径，冲出亡国的深渊。在抗战后期，年轻学子甚至掀起投笔从戎的热潮，“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为抗战部队输送高质素的军官骨干。

　　黄仁宇就是这样的国军下级军官，他转战印缅战区，在密支那一带与日军激战负伤。这些抗战的具体经验，刺激他日后撰写中国“大历史”的新视野，发现中国的现代化，要从如何改革社会与经济开始。

　　也是抗战中逃难大迁徙，成为省籍的大熔炉，孕育了民间中国的力量，冲破了历史上的地域之争，落实“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有守土之责，打破长期以来的狭隘地方主义，建立“全国一盘棋”的国民意识。

　　文学的花朵，也在抗战的艰辛土壤中挣扎成长。历尽劫波，抗战小说也在形塑民族共识中发挥力量。纪刚的《滚滚辽河》、鹿桥的《未央歌》、王蓝的《蓝与黑》、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等小说，都成为总结这个时代的重要作品。

　　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在多少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无论肉体和心灵受到多少创伤，但都在中华文化的滋润中，在对现代化未来的探索中，超越死亡的阴影，找到生命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