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信报》2014.08.3
文/陈伟信
香港人要知的美欧谍战五个要点：
1、据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Foundation）估计，美国在完成泛大西洋自由贸易区（transatlantic Free Trade Area）后可新增超过100万的职位，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13.4%。假如美欧关系因间谍问题令谈判进一步受阻，将直接影响美国及欧盟的经济增长步伐。
2、德国因为这次间谍事件要求美国驻德使馆的中情局官员离开，似乎间接印证有些说法，指美驻港领事馆也可能有中情局的人员。
3、德国政府为了减少被窃听及被截取电邮的机会，打算以打字机作为内部通讯的工具。在新一轮「去电子沟通」的浪潮下，可能会有新的市场改变，例如打字机的复兴或是更专业的反间谍技术。
4、除美国间谍外，早前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BfV）指德国政府亦要堤防来自中国的间谍。欧洲似乎成为中美情报角力的战场。美欧关系变差或会影响中欧关系，导致一些中欧关系敏感议题如输出高科技工业，武器解禁等添上变数。
5、香港的手提电话及电脑的普遍程度全球首屈一指，近来亦有政治人物投诉电话被监听，似乎意味我们被窃听的风险同样存在。
占士邦（James Bond）、伊森•韩特（Ethan Hunt）、杰森•包恩（Jason Bourne），一个个经典的特工形象，一出出的荷里活电影，塑造了我们对于「间谍/特工」的认知，认为他们一定是身手不凡，机智过人，精通多国语言及各种武器。然而，翻开一些研究情报部门的专著，例如斯腾堡教授（RobertJ.Sternberg）的《情报手册》（Handbook of lntelligence）,当中涉及的官僚体制、理论训练以及对内政外交的影响，超过600页的内容足以令人看得昏昏欲睡。
从情报工作的理论框架分析，占士邦、伊森．韩特等行动被归类为「隐蔽行动」(convertaction)。以美国的法律为例，只有中央情报局(Central lntelligence Agency)有权策划隐蔽行动，其行动须要得到总统同意。
但有趣的是，按《第12333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NO.12333,即《职业特工队》中《鬼影约章》的原型），政府将会否认所有有关行动。它与秘密行动（clandestine action）不同，其行动本身并不隐秘，例如以色列1972年针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上帝之怒」（Operation Wrath of God），行动事后获广泛报道，但指挥官哈拉里（Michael Harari）在执行任务前与以色列脱离所有正式关系，令日后即使「利勒哈默尔暗杀事件」（Lillehammer Affair）摩萨德（Moddad）的特工失手被捕，以色列总理梅厄（Golda Meir）却从没有承认责任。
情报分析尤如学者研究
然而，「隐蔽行动」是情报工作最极端的一环，多是在处交及法律框架以外针对国家或组织所作为打击行为，目的是令行动目标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例如政权倒台、组织崩溃等。反之，情报人员的日常工作实与大学学者或公共智库无关，包括情报收集、分析及评估情报的可信性及影响，以及撰写报告与政府相关部门以供参考，甚至提出反情报来扰乱公众及敌对个体的视线。
此外，这些情报搜集往往背后有其法律基础，例如中情局的集体监听权力某部分是来自「9•11事件」后所订立的《美国爱国者法》（USA Partriot Act）,英国情报部门GCHQ的权力来源则来自《1994年情报工作法》（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 1944），尽管实际工作内容没有人能准确获知，但他们的日常工作可算是「公开的秘密」。
亦因为电影塑造情报工作的迷思，令我们亦以为间谍是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一环。这在二战时期及冷战年代或许正确，纳粹德国的知名间谍巴斯拿（Elyesa”Cicero”Bazna）及变节投美的苏联间谍皇后宝特莉（Elizabeth Bentley）,均是二战时代出色的情报人员，几乎以一己之力影响世界情报工作。但斯诺登及《维基解密》提供给国际社会的事实是，日常的情报工作几乎不需要任何人手。
事实上，情报按其模式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影像情报（imagery intelligence），即特定目标的影像，例如间谍卫星监察北韩导弹装设的位置等图片；第二类是讯号情报（signal intelligence），例如截取电子通讯、窃听及破解密码后所得到的情报；。最后一类为人员情报（human intelligence），即情报人员向当地人收集的情报及讯息报告。
艳谍属高风险低回报投资
正如负责撰写有关情报部门及密码学专著的居里（Rob Curley）指出，由于情报部门质疑其报告的可信性，人员情报往往不及影像及讯号情报来得被重视，而为了减少人为错误，今天的情报收集及分析往往不再利用情报人员，例如没有正式情报收集部门的欧盟，已有无人侦察机及间谍卫星负责将影像由高空甚至外太空，直接传到欧盟卫星中心（European Union Satellite Centre），由资深的分析员负责处理影像及讯息；斯诺登的访问亦指英国GCHQ设立了Tempora系统，直接由海底光缆中截取讯息传送到GCHQ主机系统进行分析及存档。
因此，数年前爆出艳谍查普曼（Anna Chapman）为俄国收集美国的政治及商业情报，反成近年的异数，而她失手被捕更突显情报人员工作对于政府而言是一项高风险低回报的投资。正如不少电影的反派均是前间谍，而他们其中一个控诉正是在资讯科技年代，间谍早已是夕阳工业，情报工作早已被无人机及大型电脑等科技所取代。
欧美谍战背后也有积极意义
回到这次欧美谍战的问题，即使默克尔要求美国驻德国使馆的情报人员离开，也不代表美德之间的窃听风云就此结束，因此德国政府才研究是否以打字机作为内部通讯的工具，欧盟亦一直希望美欧之间有“无间谍协议”（No-Spying Agreement）。
然而，正如学者泰勒（Stan A.Taylor）指出，情报合作不但是维系欧洲凝聚力的重要一环，更是维持美欧关系不可或缺的元素。2005年伦敦发生第一宗恐怖袭击后，英国军情五处及苏格兰场邀请了美国中情局，以及20多个欧洲国家的情报部门代表召开首次的跨国情报交流会议。
借用前中情局人员莱斯罗普（Charles E.Lathrop）的说法，“国家间情报部门的交流远比正式外交交流频繁而且友善，甚至可能是两国关系中唯一有建设性的合作”。
说穿了，面对非国家个体及全球恐怖主义的挑战，主权国家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与其花费人力物力训练一个身手不凡但会犯错的“占士邦式”特工，不如透过情报共享加强对资讯的管理。而占士邦等英雄人物应交予大众媒体以电影、电视剧及小说的形式共享。
附件：十问十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