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侨报周末》2014年5月25日  封面故事 A3

越南总理阮晋勇被视为这次反华事件的推动者。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越南国会主席阮生雄。

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

　　在反华事件背后，隐藏的是越南本身的经济困局和政治问题。越南目前实行的是一种高层制衡的“民主形式”，这种被西方称赞为“大胆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由于缺乏领导核心以及越共内部党派倾轧而问题多多。在拼经济未果的当下，越南高层只得将目光转向民粹。

　　于是，这次的反华暴力事件，就完全演化成了越南为了弭平国内矛盾而进行的“内病外治”。

　　1、受制约的总理

　　阮晋勇目前与其他高级官员分享权力，包括国家主席张晋创、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会主席阮生雄，这三人被认为是保守派。

　　5月21日，在刚刚经历了严重的反华暴动后，越南总理阮晋勇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表示，中国在南海设置石油钻井平台“严重威胁到地区和平”，越南和菲律宾将共同要求国际社会继续强烈谴责中国。

　　《华尔街日报》报道，阮晋勇被视为这次反华事件的推动者。据称，在反华游行期间，他多次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敦促越南公民捍卫越南国家利益。

　　但是，阮晋勇的强硬在越南领导层中稍显“孤单”。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越南与中国的实力均相差悬殊，这是越南政府面临的问题之一。

　　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前教授兼复杂地区事务外交专家塞耶说，在越南意识到反对无效前，中国会继续加大诉求。

　　但塞耶和其他分析人士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越南还受制于最高层共识决策的政治体制。自阮晋勇的施政措施近年来令越南经济脱离健康轨道以来，越南政府一直采用这种组织形式。这使越南形势在中国即将展开的强大攻势下更加恶化。

　　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乔纳森•伦敦说，特别是，越南权力的特色是高级领袖间的相互制衡。

　　阮晋勇目前与其他高级官员分享权力，包括国家主席张晋创、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会主席阮生雄，这三人被认为是保守派。

　　分析师们认为，这些政治局要员对阮晋勇开放经济的努力态度谨慎。此外，在中国问题上，他们普遍被视为更加保守和缺乏自信。

　　在打砸中资企业事件发生后，越南政府变得更为谨慎。这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党内不和，但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进一步让中国产生敌意，降低发生更多骚乱的风险。

　　5月18日，越南部署的大量安保人员驱散了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反华抗议活动。

　　2、大胆的社会主义

　　国会首度对政府首脑说“不”，标志着国会已逐渐摆脱过去“投票机器”的地位，而真正上升成为与越南“三驾马车”（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并列的“第四匹马车”。

　　越南如今这种高层制衡的“民主形式”源于2006年的一场社会大讨论。

　　广州《南方周末》报道，在这一年的春天，胡志明市爆发了一场以媒体为阵地、关乎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大辩论，根源是久治不愈的政府腐败现象。辩论的焦点少有地集中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和党的前途等敏感问题上，不少越南知识精英更直接向官方固有的意识形态发难。

　　这被视作越南深化政改的一次先声。随后召开的越共十大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党总书记差额选举，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2010年6月，越南国会的一项决议让世界对其刮目相看——国会否决由总理阮晋勇主推的南北高速铁路项目。该高铁计划从北部河内市贯通至南部的胡志明市，长约1570公里，预计耗资560亿美元。

　　越南国会首度对政府首脑说“不”，标志着国会已逐渐摆脱过去“投票机器”的地位，而真正上升成为与越南“三驾马车”（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并列的“第四匹马车”。

　　许多国会代表强烈反对该计划——我们的国家仍然贫穷，贸然投资太冒险。

　　而拒绝高铁后仅5个月，国会又找上阮晋勇的麻烦——就越南船舶工业集团管理层涉嫌违规经营招致重大损失接受国会质询。

　　“四驾马车”局面的成型，其意义在于分散高层权力，实现制衡：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有模糊的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总理有较大的实权，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有一定充实。

　　当时，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勇气和跨度引起外界关注和惊讶，越南也因此被西方评论称为“大胆的社会主义”。

　　3、越南的“南北战争”

　　这次的越南事件，就完全演化成了越共为了弭平国内矛盾而进行的“内病外治”。

　　然而，这种“大胆的社会主义”却远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

　　长沙华声在线报道，有评论者指出，在未能形成良性的协商决策机制的背景下，越南“党内民主”徒具形式，实际结果反而是党内矛盾公开化，动摇了政府的执政能力。

　　从越南的政治结构上看，自从胡志明逝世之后，越共内部就没有一个能够统领全局的主心骨了，南北派系开始争执起来。这个斗争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持续40年。

　　到了今天，身处越南权力顶峰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张晋创和总理阮晋勇，分别属于南北两派。

　　越南北方派系原本是掌握实权的，但1986年越南的革新开放后，南方城市的经济开始发达了，南方派系借此崛起。这导致目前的越南，两派势力都进入了非常敏感的时期。
“这次的越南事件，完全演化成了越共为了弭平国内矛盾而进行的‘内病外治’，背后依然可以见到其内部党派相互倾轧的痕迹。”大陆经济学者许一力指出。

　　从2008金融危机年开始，越南难以持续的粗放型模式开始爆发出前期所积累的巨大问题。

　　由于原料依赖进口，越南没有核心增长力，出口依靠劳动力等密集型工业带动。因此尽管在次贷危机前，越南动辄维持40%的增长率，但贸易逆差却很巨大，2007年作为危机前的最后一个年份，贸易增长达到39%，逆差120亿美元，将这一现象表现到了极致。

　　原料依赖进口意味着越南国内的消费水平无论能否依赖经济增长而提高，生活成本却将率先与国际化接轨，并且随着信贷规模的增长，其房地产市场也早于其他行业首先“国际化”。

　　作为越南的一线城市，胡志明和河内的地产价格堪比北京上海，消费品价格也大约如此。但是生活成本高企的背后，因为缺少核心生产力的带动，越南的公众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依赖劳动力出口的越南普通工人收入，即使在最发达的胡志明市，其人均收入也不过1100元人民币左右。

　　等到经济发展停滞下来，民众生活就更困苦了，官民矛盾也越来越大。

　　许一力分析，越南事件的根源在于其内部的党派攻讦，而表现出来的排华则仅仅是南方派系借南海摩擦鼓吹国粹的结果。事实上是点燃了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排外主义，包括华商，包括打着“我们是台商不是大陆华商”的台湾商人，包括与中国不相干的新加坡、日本、欧洲商人，都受到了巨大的波及。

　　4、潜伏的执政危机

　　事情正在向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下去，是否会演变成一场“颜色革命”，恐难逆料。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今的越南还延续了一些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试错”后放弃的做法，例如军队经商。

　　据相关新闻报道，2007年越共就曾想禁止军队经商。但是，截至2012年，时任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还亲自表彰了百名军中经商优秀代表。

　　当时有分析指出，越共对军队早已失去绝对控制，军内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这是一种危险的迹象。

　　另外，在2008年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越共计划推行“私有化”，但通观越南的实际情况，其南方经济其实并未进行彻底的公有制改造，并不存在“私有化”问题。因此实际上所谓“私有化”计划，就是把上面提到的军队经商搞出来的大型“国有企业”给“私有化”。这一政策也并未能落实。

　　上述问题，在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的前提下，或许还只能是“隐患”。如果执政党方向明确，还可能加以克服和解决。但是，在经济形势不好，执政党政策屡现偏差，国际政治经济冲突日益激化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引发执政危机。

　　随着越南方经济发展势头超过北方，“反对派”声音正在不断放大，而中央也试图压制这种声音。

　　2012年9月，胡志明市法院对一起利用网络煽动颠覆国家的案件进行宣判。

　　据越南《年轻人报》报道，胡志明市法院以“宣传对抗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罪名分别判处阮文海12年、谢风秦10年、潘清海4年有期徒刑。

　　越南强硬地将一些异见人士送上法庭，引发西方指责声浪，也使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降到新低。

　　今年4月，越南又宣布放弃举办亚运会，彻底摧毁了所剩无几的经济信心。

　　有分析指出，正是在其国内“反对派”的煽动下，反华事件迅速演变成排外骚乱。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蔓延到其他外资企业，甚至有随时转向越共自己的风险。越南政府嘴上说着要采取强硬手段镇压骚乱，但实际却仅仅是象征性地逮捕了少数暴乱分子。事情正在向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下去，是否会演变成一场“颜色革命”，恐难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