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2013年5月15日《信报》 黄伯农/文
最近，美国政府和传媒向安倍晋三政权施压，以亚洲二战受害者角度重申安倍右倾政策可导致东亚地区不稳，顺势于南韩总统朴槿惠访美之时安抚首尔，以防东亚“第一岛链”拖链。与此同时，北京《人民日报》指出琉球群岛主权的可讨论性，间接点出琉球立国的可能，引起日本抗议之余，认同提升琉球民族意识，间接干扰“第一岛链”。
面对国际舆论压力，虽然安倍已调校对日本二战暴行的立场，但是自年初安倍推行包括量化宽松等经济政策以来，日本出口已有效冲击今年首季南韩出口和德国汽车的业绩，日本股市和消费信心同样大幅造好。就算对外贸易逆差持续，安倍已稳夺70%民意支持率。
“日本重返”指日可待
这些条件已为安倍带领的自由民主党于6月国会选举大胜制造有利因素。若然安倍政权于6月选举真可赢取大多数议席，那么他年初访美时提出的“日本重返”（Japan is Back）的目标便指日可待了。
有见我们将要面对一个更团结、更强势的右倾日本，本文尝试揣摩比较美日战略谋划的新转向，艺谋对策。
自奥巴马推行国内新能源开发政策至今，成绩斐然，成功开采页岩气（shale gas）已使美国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其价格还具有国际竞争力。如果天然气能顺利大量出口，除了有助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之外，还可助她尽快走出庞大中东军费和恐怖主义困扰的阴霾，从中东冲突热点抽身之余，还可无后顾之忧地“管理”日渐依赖中东能源供应的中国，使美国顺利过渡到坐拥全球霸主的第二上调周期，并建立起“后页岩时代”（post-shale era）的新超级大国。
另一边厢的中国，北京最近发表的《中国军事白皮书》已表明“永不称霸、永不争霸”的意向。虽然西方普遍关注中国对沿海有主权争议海域的取态和动静，但笔者认为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背后仍一致地坚持东海和南海乃“主权受争议海域”的立场，反对一切以任何手段为海洋主权争议盖棺论定的做法。最近北京拒绝派员到国际海洋法庭与菲律宾进行诉讼的做法便是一例。
谋划印太 美日趋势
为了保持由中东、印度洋、马六甲、南海至中国沿海的能源和贸易生命线，中国将无可避免地与中东各产油国接轨。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访问北京，虽然外界喻此为“大国的魅力”，但长远来说，中东政局的稳定将影响中国的海外能源供应；于不造成过分伸展的大前提下，中国低调介入中东，或可填补美国渐次抽身中东后留下的势力平衡空缺。
因应“后页岩时代”地缘战略的转向，早有澳洲学者分析指出：“亚洲太平洋”（亚太）（Asia-pacific）这区域概念并不能准确掌握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奥巴马所指的“亚洲”，实指以中国周边海域的“印度太平洋”区域“印太”区域（Indo-Pacific Region）由于东海、南海和印度洋诸国已构成一道强劲的经济发展纽带，美国重返“印太”，便是要重用冷战围堵框架平衡中国崛起之余，也让美国能分享到印太区经济发展的成果，巩固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霸权。
美国重返印太的军事部署已有效使印太传统盟友于强化跟中国的经贸关系之余，也继续强化她们跟美国的地缘战略联盟，遏制中国崛起和与日俱增的政治军事力量；所以有分析指出，美战略研究人员已开始印太战略谋划实践，而日本安倍政权的战略谋划也突显这一趋势。
强化跟中国的经济关系之余，也继续强化她们跟美国的地缘战略联盟，遏制中国崛起和与日俱增的政治军事力量；所以有分析指出，美战略研究人员已开始印太战略谋划实践，而日本安倍政权的战略谋划也突显这一趋势。
安倍晋三去年底上任不久，日本海上自卫队让卫舰队司令官金田秀昭便敦促安倍要与“印太生命线上的国家”结盟，以回应中国于东海、南海和印度洋的军事活动。因应印度有向俄罗斯增建航母的计划，金田秀昭提出日本须与印度增加军事结盟，并连接美国、东盟和澳洲，以强化“印太海洋安全合作”，而主轴仍是与美国和印度合作。至今，这包围中国战略谋划已由安倍和麻生太郎肯定，并予以实践。
“亚太第一”日本目标
澳洲方面，由于中国已成为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美国仍是澳洲的最大投资者，但澳洲政府已低调成立一个专责中国事务的小组，鉴于与日俱增的澳中经贸关系，澳洲国内对美日“印太”结盟仍未有共识。
印度方面，经过最近中印于喀什米尔的军事对峙之后，印度的克制表现或许已予中国一个暂时的保证。虽然印度或不会贸然跟日本来个印太结盟，但鉴于中国与印度洋各小国的关系，印度仍会确保自身于印度洋的海权主导地位。
美国页岩气的能源革命，已突显美国进入“后页岩时代”的战略谋划，已把印太区域定性为美国未来的关注点。致于日本安倍于“印太”区谋划的真实意图，由于笔者尚未清理日本要包围中国的战略世界观所在（相对来说美国则较清晰），我们仍须观察6月日本会选举自民党胜出后的强势实践方向。
无论如何，军事上，日本虽然未必可以完全突破二战后美国布置的种种地缘战略限制，但是安倍的经济政策和修宪举动，或已唤醒大和民族务必继续朝向“亚太第一”的目标进发，以寻回自二战挫败、近年失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后一直陷入的民族身份迷思的一个新支点。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