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文/杨敏1967年1月底的一天，在梅建明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梅建明的父亲，是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梅龚彬（著名网民“草庵居士”（梅凤杰）的祖父。梅凤杰应是梅建明之侄——《前哨》编者），文革开始即受批判。参会的人包括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的头头朱成昭以及叶剑英的女儿、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叶向真等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总结出了后来震慑一时的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其中包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的观点。正是这次会议，使得他们与中央的矛盾公开激化，最后被打成“朱叶反革命集团”。他们先后被捕，辗转于功德林监狱、半步桥监狱、秦城监狱等。最后出狱时，叶向真已几乎不会讲话了。3进地质部1966年6月1日，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时，北京地质学院大一学生梅建明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实习。他们接到通知，立刻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梅建明跃跃欲试。“当时认为是毛主席要搞运动，目的是反修防修，因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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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时报》2016年7月11日本报驻日本特派、特约记者 贾文婷 李珍本报记者 张倍鑫 王会聪南海成为21世纪亚太冲突热点之一，以至于很多分析家在评估该地区“战争离我们还有多远？”12日，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结果将出炉，在菲新总统打算以务实态度应对之际，一些域外国家却走上前台，令局势复杂化。日前，柬埔寨首相洪森披露了日本大使以经济援助为筹码，胁迫该国在仲裁结果宣布后表态支持的内幕，日媒称之为“专门同日本作对”。据报道，本月日本还将借一些国际场合就南海问题渲染“中国威胁”。在南海问题上，日本走过一条从关注到介入再到直接插手的轨迹，有人认为它只是美国的马前卒，其实不然，它一系列动作背后有着自己的精心算计。日本的阴谋与阳谋近一周以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奔走于日本国内各城市发表演讲，以争取自民党在10日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2/3议席，但日本插手南海问题的脚步一点都没放缓。据日本《每日新闻》10日报道，安倍晋三将于本月15日、16日出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的亚欧峰会。鉴于12日海牙仲裁庭要就菲律宾所提仲裁案作出裁决，安倍将在峰会上同欧洲各国交换看法，并根据仲裁结果再次强调国际海洋问题上“法治”的重要性。另据日本《产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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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日报》2016年7月14日文/汉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近日在参观“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主题展览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作为全党团结前进的精神旗帜，作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党95年的辉煌历史告诉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具体到我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迎接新挑战、把握新规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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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月刊》2016年8月文/严家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林彪认为自己与毛泽东摊牌的时机已经到来。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与同伙研究决定了三条对付毛泽东所坐专列火车的办法……今年（二〇一六），距离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已经整整四十周年。如从《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揭开文革序幕算起，则正好有半个世纪。文革的许多场景，彷佛犹在眼前，令人无法忘记。强制性的愚昧与迷信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曾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中明确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这是一个深刻的论断。然而，不过十年，毛泽东又借助林彪、康生的鼓吹，为自己搞起了个人崇拜。林彪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康生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些都是吹拍之词，但同时又都在毛的默许下，宣扬对他的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毛泽东个人崇拜极端发展，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权走向顶峰的时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此时名义上虽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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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野夫时下的青年，很少有人听到过“三种人”这一说法。因为文革一直是影视和出版的禁区，即便偶有文学作品写过，也很少有人愿去写“三种人”，似乎他们就是文革的凶手和罪人。他们即便怎样被惩罚和报复，都不应该得到理解和同情。我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几乎是这些年第一次碰触“三种人”这个题材。小说中那个女主人公的父亲，就是因为在文革后被定为“三种人”，因此被发配到公母寨监督改造。也因此他的女儿无法通过高考的政审，只能选择在山寨陪伴她的父亲，放弃内心生出的爱情。遗憾的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却依旧不敢触及“三种人”这个话题，模糊处理了这个被放逐的父亲。小说并非完全虚构，一切都有原型。也就是说，我是真正在生活中认识并接触过“三种人”的，甚至远远不止一两个。即便我家我父母都是文革的受害者，即便我本人深深地厌恶和反对文革，但是，我对底层“三种人”的理解乃至悲悯，都超越了正史的定调，也超越了个体的恩仇和好恶。从没有真正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么，什么是“三种人&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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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吴辉一九八九年间，笔者在北京报馆工作。一次，一位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来召开会议，他针对当时群众中汹涌的反贪情绪说：“我们不过是拿上几条烟呀，拎上几桶油呀，该打倒吗？他娘的我们穷啊！”弄得在场的记者编辑们哄堂大笑。不过，他提到的那些行为，今天看确实只是“鸡毛蒜皮”，随着落马贪官名单越来越长，面对令人发指，令人心寒的打贪“成果”，我们的悲愤已经无以复加。父亲吴荻舟（一九零七——一九九二，曾任香港《文汇报》社长，中共香港工作组组长、港澳工委常委、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组长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写过两份交代资料，一份是关于我家收支情况，另一份是父亲一九六七年八月写的“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母亲曾说，文革期间，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代二十年来的家庭收支。她本来不知道父亲也被勒令交代同一内容，直到父亲去世，找到这份材料才知道。她不无庆幸地说：“你爸爸讲的情况和我讲的一致。”以贪官们的逻辑，当年父亲在此收入之下的工作状态绝对不成比例——这么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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