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6年8月文/严家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林彪认为自己与毛泽东摊牌的时机已经到来。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与同伙研究决定了三条对付毛泽东所坐专列火车的办法……今年（二〇一六），距离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已经整整四十周年。如从《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揭开文革序幕算起，则正好有半个世纪。文革的许多场景，彷佛犹在眼前，令人无法忘记。强制性的愚昧与迷信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曾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中明确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这是一个深刻的论断。然而，不过十年，毛泽东又借助林彪、康生的鼓吹，为自己搞起了个人崇拜。林彪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康生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些都是吹拍之词，但同时又都在毛的默许下，宣扬对他的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毛泽东个人崇拜极端发展，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权走向顶峰的时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此时名义上虽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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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骆惠南震撼世界，改变整整一代中国人命运，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说法，文革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因为那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被称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宣布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及规定了文革的目的与方针政策。事实上，在这之前上海《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由江青衔毛泽东之命亲自策划的文章已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文革是一场荒唐的悲剧。如果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文革发起人的动机 不能说完全是非理性的，明显应该受到“宁可我负天下人”这种道德上的春秋责备：不管怎么说为了一己权力，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处万民于水火之中。以范宁的标准称其“罪过桀纣”不为过也。（范宁为六朝文士，写过一篇《罪王何论》，指出魏晋时期王弼、何晏倡空谈误国，“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文革之乱国，使斯文扫地，岂王何空谈之可比？）至于发动文革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偏激无稽的虚妄。文革造成的财物损失、人命伤亡不可数计。最大的祸害则是礼崩乐坏，使大陆中国社会在道德层面回到丛林时代。今天人们慨叹的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相当程度上起源于文革。当年那些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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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曹景行中国官方媒体向来喜欢把过去的那个月份称作“红五月”，“红”意味着革命红色传统，从五一、五四到五卅，都是革命实践的纪念日。所以当五月二号，一场名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红歌演唱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红彤彤地登场，四会很符合五月色彩和气氛。官方《北京青年报》的报道称：“演唱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军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及主流新闻媒体记者近万人见证了红歌颂扬社会主义伟大的盛况。”这篇报道还用了一连串最高级的形容词来赞扬红歌的演唱者“五十六朵花少女组合”，诸如“祖国最美丽的未来们纵情歌唱社会主义，歌唱党，歌唱祖国，歌唱人民，引发现场山呼海啸般的热烈呼应，今夜，五十六朵花的少女们向全世界展示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的最美风景线！”又称“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样浅显的道理五十六朵花少女们通过日常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懂得了，如今她们也用最通俗的歌声唱了出来。”对于台上台下的年轻人来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也许就是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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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野夫时下的青年，很少有人听到过“三种人”这一说法。因为文革一直是影视和出版的禁区，即便偶有文学作品写过，也很少有人愿去写“三种人”，似乎他们就是文革的凶手和罪人。他们即便怎样被惩罚和报复，都不应该得到理解和同情。我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几乎是这些年第一次碰触“三种人”这个题材。小说中那个女主人公的父亲，就是因为在文革后被定为“三种人”，因此被发配到公母寨监督改造。也因此他的女儿无法通过高考的政审，只能选择在山寨陪伴她的父亲，放弃内心生出的爱情。遗憾的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却依旧不敢触及“三种人”这个话题，模糊处理了这个被放逐的父亲。小说并非完全虚构，一切都有原型。也就是说，我是真正在生活中认识并接触过“三种人”的，甚至远远不止一两个。即便我家我父母都是文革的受害者，即便我本人深深地厌恶和反对文革，但是，我对底层“三种人”的理解乃至悲悯，都超越了正史的定调，也超越了个体的恩仇和好恶。从没有真正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么，什么是“三种人&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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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吴辉一九八九年间，笔者在北京报馆工作。一次，一位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来召开会议，他针对当时群众中汹涌的反贪情绪说：“我们不过是拿上几条烟呀，拎上几桶油呀，该打倒吗？他娘的我们穷啊！”弄得在场的记者编辑们哄堂大笑。不过，他提到的那些行为，今天看确实只是“鸡毛蒜皮”，随着落马贪官名单越来越长，面对令人发指，令人心寒的打贪“成果”，我们的悲愤已经无以复加。父亲吴荻舟（一九零七——一九九二，曾任香港《文汇报》社长，中共香港工作组组长、港澳工委常委、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组长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写过两份交代资料，一份是关于我家收支情况，另一份是父亲一九六七年八月写的“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母亲曾说，文革期间，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代二十年来的家庭收支。她本来不知道父亲也被勒令交代同一内容，直到父亲去世，找到这份材料才知道。她不无庆幸地说：“你爸爸讲的情况和我讲的一致。”以贪官们的逻辑，当年父亲在此收入之下的工作状态绝对不成比例——这么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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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于建嵘在我的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黑人”生涯是我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这里讲“黑人”，不是指皮肤的颜色，而是政府给某类人的一种标识。准确的说，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黑人是指那些没有户口的人。我出生时，是有户口的，而且是让人引以为傲的“城市户口”。我失去户口成为黑人，是在文革时期的一九六八年，当时我只有六岁。我父亲因参加过共产党的游击队而被打成土匪和当权派，造反派强迫我母亲带着我和姐姐离开城市下放农村，被强制取消了城市户口。而被指定接收的农村又采取各种手段欺负我们，甚至在大冬天将我们家棉被偷走。逼得母亲带着我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成为了没有户口的黑人。黑人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当时是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要凭票证。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甚至理发都要票。而这些票证放的依据就是户口。而我们家则是没有户口的黑人，当然也就失去了获得这些票证的资格。这是一个关系到基本生存的问题。今天的许多人很难想象，我们这些黑人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在我们记忆里，我们家除了靠亲戚朋友送一些票证外，主要靠从黑市里买些红薯和杂粮充饥，有一个时期，我母亲守在粮站，义务帮助人家扫地，从垃圾中收集粮食供我们生活。黑人自然是没有资格上学的。我七岁多还没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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