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左翼政党，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的治国方略就在“左”“右”之间因势调整。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强调“阶级构成”认为只有代表中国底层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才能够筑牢自身合法性的基石。因此，当时中共不单在理念上陷入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教条式理解，而且在政策上也过于强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网”。这种“左”的治国方式，演化到极致的时候，沦为了“极左”，酿成反右，文革等悲剧。邓小平执政后，中共调整了毛时代的“极左”错误，转向了改革开放，相对于毛的左，邓小平时代的政策会更右一些。邓小平的政策让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到习近平2012年接班之前，中共的内部信仰日渐涣散，权贵主义和官僚主义抬头，党的权威持续遭受弱化。在中共传统党建理论框架下，这些表现无异于“极右”的政治“变质”。为此，习近平上任后，中国政治又开始向左的方向转舵，在推行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在党建层面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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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1月23日文/何帆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016年视为历史的转折点。不是每一个年份都是历史转折点，大部分年份都是平淡无奇的。我的专业是宏观经济，在做宏观预测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趋势外推：去年怎么样，今年和明年也怎么样。但是，要把视野拉长，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中有众多转折点。从中国历史来看，1949年、1966年、1978年、1992年，都是转折点。如果从全球经济来看，1971年、1980年、1997年、2008年都算转折点。如今，我们再一次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能够带来历史重大转折的可能有三重力量，那就是技术、经济和政治。“旧的新技术”和“新的新技术”首先来看技术。我们现在身处两次技术革命的中间。我们谈了很多新技术，但我们所谈的新技术其实是两类：一类是旧的新技术，一类是新的新技术。什么是旧的新技术？比如现在比较火爆的云计算、大数据，都只能算是旧的新技术。它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新。这几年我读过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当属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戈登写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兴衰》。戈登讲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人类生活的影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20世纪70年代之后萌芽并发展至今的这一轮技术革命更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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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1月23日文/李伯重 2017年1月10日，“书中自有世界：21世纪年度好书暨‘近未来’经济趋势论坛”在北京中信书店芳草地店举行。著名学者李伯重、何帆分别作为获奖图书代表和评委发表主题演讲，现将演讲文字刊出，以飨读者。因为版面所限，有删节。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技术与国运：清代中国成功与失败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题目和我获奖的这本书《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有密切的关系。这本书里面谈到的一些问题，到了清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一、超级大国：18世纪的中国说18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教科书教给大家的知识，是清朝是一个没落和衰败的时代。清朝统一中国之后实行文字狱、专制统治和更加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同时中国人口暴涨，人地比例恶化，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使得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还有另外一面：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最大的单一国家。有人可能会说元朝不是比清朝更大吗？是的，元朝鼎盛时，疆域确实比清朝大，但元朝很多地方是间接统治，也就是“羁縻”，中央政府并没有派官员去那里直接管理，只是地方首领向朝廷表示效忠而已。清朝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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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信报》 2016年10月31日文/卢安迪不少人对今届美国总统选举都有一个疑问：既然希拉莉在“电邮门”和班加西袭击事件上谎话连篇，已经铁证如山，加上她与华尔街金主沆瀣一气，堪称弄权腐化之尤。为何仍有这么多人“含泪”支持她呢？据我接触，当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是：希拉莉毕竟是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而民主党过去200年，尤其在种族问题上一直站在历史的进步、正义的一方，至少公立学校和主流传媒是这样教他们的。然而，没有什么观念比这更加错误。对黑人奴隶的看法美国著名传媒人Dinesh D’Souza 以敏锐的智慧，充分意识到这个历史问题在今次选举中的重要性。虽然他是来自印度的移民，而人们一般认为移民一定要支持民主党，但D’Souza却是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早于2014年。他已出版America: Imagine the World Without Her这套记录片，对西方左派的反美论调逐点反驳，带出美国的伟大之处和对世界的正面影响，值得鼎力推荐；今年暑假，D’Souza再献新犹，推出另一套纪录片Hillary’s America: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Democratic Party，刺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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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1月26日文/钟辉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讲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研究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越来越低，也愿意为了环境质量的提高而忍受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这是大规模治理环境问题的开端。但应该如何治理还需要结合之前政策的效果，考虑到地方官员对于政策的反应，因此这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最近几年公众感受最明显的莫过于空气污染，特别是持续的雾霾天气。尽管现在已经逃离了最初所学，但作为一个曾经学习了四年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笔者深知中国当下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因为在技术上，无论是水污染、大气污染，还是固体废物污染，这些问题的处理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大难度，都是目前的技术能够解决的，所需的只是资金而已。而像空气这样的污染，只要风向对了，甚至不需要资金就能够解决。那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甚至也不是资金问题，那究竟是什么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我们以水污染为例，以很多国家的经验来说，水污染一般与河流相关，而河流往往会经过不同地方政府的行政辖区，由此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是水污染一般都是在不同地区的行政边界上最为明显。背后的原因也比较简单，河流上游的污染物只要能够流到下游去，这就不是上游的污染问题，也就和本地区没有关系了。当然，下游地区肯定不乐意，对此会有抱怨，但如果没有上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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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6年9月11日文/江迅中国天津市副市长、厦门市委常委同一天落马，辽宁出现贿选，陷入塌方式腐败，已有五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中共已为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定调，聚焦落实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中南海高层“北戴河休假”才结束，随即便有天津市副市长尹海林、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郑云峰同一天落马，中纪委打虎节奏引人关注。亚洲周刊从北京获悉，距离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尚有一个多月，中共已为会议定调，聚焦全面从严治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重视“党建”。年初，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开始实施。七月，中共中央又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但《条例》只明确干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事後追责。六中全会一大聚焦是落实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八月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於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针对强化领导官员任前监督，为中共十九大换届做制度层面准备。八月下旬，习近平在青海考察。他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基础工作，是全党的重大任务。各级党组织要自觉担当责任，严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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