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边一雁 这几天“巴黎世家辱华事件”持续发酵，热议升温。其中一篇网文“中国人在巴黎好好排队却被控制？面对辱华我们不会再沉默！”我附评论曰：不要受辱了才想起自己是中国人；一些同胞在国外被欺、受气，不要简单归结为辱华。近年来中国公民出国人数已经以亿计了，在国外发生各种情况，遇到不愉快的事很多，但仍不能就此得出普遍性结论。涉及此文，几个大妈排队买鞋受店家歧视和当地顾客动粗，就说是辱华事件，未免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华，是中国或中华民族的简称，这几位公民，既不等于中国，也不能代表中华，他们排队买洋货既非国家行为，亦非政府行为；欺客的法国店员同样既不等于法国也不代表法兰西民族，他们和顾客发生争执并非官方行为，怎么就轻易用辱华这样的标题呢？今天的中国，晾世界各国不敢藐视，中华民族，其他民族也不敢欺辱。个人情绪可以理解，作为媒体，应该有分寸。我们自己的同胞，感情上自然会向着同胞，但也不能无原则护短。我们的人，表现如何，形象怎样，相信我们都清楚。必须爱国，应该讲爱国主义。但不要过于敏感，把一些无原则的摩擦，个人间的冲突，个别的事件，自己的不愉快，牵强到爱国或爱国主义的高度，素质问题曲解成政治问题，性格问题放大成国格问题。文中所说的事件，类似的如超市扫货买奶粉，抢购奢侈品，背马桶盖，航班行李超重引发口角争执，被宰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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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多维》2018年3月5日文/齐义虎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社会来说，中央过多插手地方事务，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划算的。将大部分社会问题化整为零，尽量在基层加以预防和解决，实行地方自治，才是成本最低和效率最高的治理模式。从古至今，不论人口还是国土面积，中国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完全不同于古代西方那种点状的城邦国家或现代欧洲那种几千万人口级别的民族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来说，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合理的权力划分，对于国家治理乃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评判一个政治体系的好坏可以有两条标准：第一，这个体系要有定力，也就是说要比较稳定，能维持相对长久的秩序。第二，这个体系还要有活力，不能太死板僵化，要能够激发多重的创造性。定力与活力相加，或者说稳定性与创造性兼顾，才是一个政治体系健康的标准。以此来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偏于分权的政体，可能活力有余，但离心力也会增强，往往造成稳定性不够，就像历史上的封建制一样，很容易走向地方割据、反叛甚至分裂。反过来，偏于集权的政体，可能稳定性很强，但由于中央统得过死，又常常导致活力不足，以一刀切的治理方式抹杀了因地制宜的差异性。所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要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孙中山也曾说，中央与地方之间既不能走分权之路，也不能走集权之路，而应该走均权之路。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争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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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赢家》2018年3月第149期文/刘建宏 黎珊珊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虽退休20多年，但一直退而不休，频频举报贪官，白恩培、仇和、张田欣等贪官先后落马。杨维骏也被成为“年纪最大、级别最高、最不为己”的三“最”反腐斗士。2010年12月，89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年轻时几次险遭特务暗杀杨维骏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出生于1922年3月，很早就参加了国家民主运动中。1945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几次险遭特务暗杀，为此曾经流亡滇西和上海等地。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民盟云南省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还是第六界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方正式离休。2010年12月17日，他因“乘坐公家车为昆明市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上访”而迅速被公众所知晓。长期关注中国现实体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与草根民众自行上访不一样，杨维骏本身是与权力机关有关系的人，他能够公开站出来协助民意通道，而不仅在背后暗中支持，无论品格和行为都令人感慨，其背后折射的制度问题更让人深思。“无论新中国成立前、成立后，也无论以前上班，还是离休后，我都是闲不住的人，也由于自己是民主党派身份，所以对&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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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多维》2018年3月5日文/韩十洲每个人可能都至少有过那么一个时刻，梦想创造历史，而对于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恐怕尤为如此。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说，“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让我们拿出信心、采取行动，携手向着未来前进”。显然，历史与未来是习近平政治理念的两个维度，这对应着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Janus）的两张面孔，一张回望过去，一张看向未来。人在面对过去或未来的同时也在面对自身，如果一个人在自身方面有任何的疑问，他或她的确定世界也会摇摆起来，反之亦然。这一事实无可争议，也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起点，自身意识（self-consciousness）问题便成了所有哲学问题的元问题（meta-problem），马克思（Karl Marx）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也正是在这一问题框架中孕育而成。从这一确定性的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把问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来，即习近平与“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中的自身意识问题，並期待一个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缺陷的洞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义的深入论证和建构。身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自身意识中必定存在着客我与主我的交战，一方面，他是党和国家的化身，这是负阴的客我形象，也即现实主义的、保守的一面（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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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多维》2018年3月5日文/戴仑、席溪、时擦本刊曾于028期发表《中共统战流变 习近平时代的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一文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从未如此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共的独有法宝“统一战线”，也应该有所“升级”，服务于这一目标。而中共于2月25日发布的修改宪法建议，就将爱国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加入“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与本刊此前的主张非常相似。习近平时代的“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与毛时代、邓时代相比，有怎样的发展与超越？中共改革如何构建“民族复兴统一战线”？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柯华庆认为，统一战线是一种民主模式，“民族复兴统一战线”内涵更广、包容性更强，目标也更宏伟。在构建民族复兴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向世界证明中国价值更具普世性的自信。多维：应该说中共每一次修宪都有具体背景，这一次修宪为什么要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增加“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表述？为何选在这个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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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7年11月12日文/笔锋中国政治往何处去？这是中共十九大之后，全球政治观察家不断解读的题目，也夹杂着很多人事的预测，猜想谁会做什么职位。但证诸西方媒体的分析，都陷入思想结构的谬误，用冷战时期的思维，以及“以我为主”的西方视野看中国，而无视客观上中国已经出现的“宁静革命”，旧貌换新颜，改变了中国，也颠覆了西方政治的论述。中国政治的颠覆性在于它对政治人才考核与养成，八千多万党员从地方磨练开始，历经风浪，可以发掘人才，而不像西方只是靠选举，陷入公关的游戏，社会陷于撕裂与内耗，最后选出像特朗普这样的领袖。同时，中国强调战略性的长期规划，不但在高铁、高速公路、桥梁与隧道等都有强大的落实能力，也在减少污染，发展清洁能源上发展迅速，避免了西方社会换届就“人走茶凉”的缺陷。尽管中国强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它的政治其实是“去意识形态化”，不受教条束缚。中国近年的政治标语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放诸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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