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贾红辉 转载自2013年12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刚刚过去的2013年,对于中国的意义,或许只有在很多年后回望的时候才会清晰,未来历史学家或将评价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如他们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定一样。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峰回路转,与过去两次改革巨大的飞跃不同,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预示了各方面的改革将平稳进行,并提出一套全面的、具体的改革目标。1978年的中国在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后启动了改革的列车,1992年邓小平用自己的智慧平息姓“社”姓“资”的争论,让中国这辆暂时停驶的“火车”重新上路。这两次改革,在推翻观念“堰塞湖”的基础上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变革显而易见且具有冲击性。2013年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步调更为平稳。事实上,中国已经不是一辆需要通过“思想解放”加油狂奔的“列车”,而是要减速、整装、换轨,需要完成一系列目标,并且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和稳定性,这是中国伟大转型的开始,一次新的长征。这不仅会触及到在改革中产生与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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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录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1月08日24版:三扇起风•财政篇文/卜凡振兴粤东西北,广东寄望着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双重改革。 经广东省高层点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就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和省级财政对区域经济的协调能力问题形成两份报告,并已直接报送给广东省委和省政府高层。 《深化中央与省及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增强省级财政对区域经济的调控能力》、《未来几年我省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与财政分配政策调整研究》(下称报告)这两份报告的主要起草人、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成建三说,现有的财税分配制度不改变,粤东西北地区想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难度可能会超过贵州省。 上述报告提出,现有的分税体制导致了广东省财政财力不足,而省级财力的不足是广东区域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报告陈述:“一方面我省上交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过大,另一方面我省省级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收入比重偏低,这就使得省级财政可支配财力严重不足。” 成建三及其研究团队认为,广东的当务之急是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加大对广东转移支付返还的比重,支持粤东西北振兴发展的重大战略,重点是全面推进“省直管县”工作和东西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我省得到中央财力支持,未来7年,将增加4500~5000亿元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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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参考消息》2014年1月6日 第14版【美国《时代》周刊1月13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题:对中国而言,2014年是成败攸关的一年(作者法里德·扎卡里亚)在中国,2014年是农历马年。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来说,2014年也许将是中国年。该国面临历史性转折点:要么改革其经济体系、处理好日益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让自己做好准备迎接下—个增长和稳定的十年(这将确保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要么让2014年成为伟大的中国奇迹遭遇严重坎坷、并承受地震般后果的一年。数年来,甚至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对中国做出如上预言,但最糟糕的结果从未出现。中国一直面临巨大挑战,例如从零开始建立市场经济、建设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让数亿农民接受城镇化,但北京一路调整政策,经济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这次,情况似乎不同。数年来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状态越来越严重,很快就会变得不可持续。基本问题在于,将近10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廉价信贷和政府支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典型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的高官就已承认,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政府需要遏制低息贷款流向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和房地产行亚。但这一决定难以实行,因为增长率靠的就是低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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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露 转载《环球时报》第3215期 2014年1月6日 第14版改革开放是实现国家复兴的方法论,如何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政府与市场都是解决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特定制度安排,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决策模式的不同:前者主要是一种权威、集中的决策模式,而后者则主要是一种大众、分散的决策模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切资源配置的实现都是市场和政府互相结合的结果,而所有的结合都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美的政府之间的一种次优组合。对中国而言,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既要遵循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立足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从历史经验看,一种理论或者政策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取决于该理论或政策能否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规律和基于本国特征的“国家禀赋”之间建立起有效连接,从而解决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过渡问题。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特定禀赋的良好结合,是从理论的有效性到实践的有效性的关键连接点。在确定政府与市场有效边界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制度选择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基本规律,又要结合特定国家在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文化特质和制度框架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效率性和稳定性相统一的大金融制度框架。除此之外,我们在考察金融体系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因素时,还必须考虑到金融体系的一些特殊性,如巨大的外部性效应、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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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在理论工作方面愈来愈弱化,除了邓小平靠权威对左右二方空对空争论喊停,而提出一些实用主义的口号去统一全党的注意力,去指导十二亿人民的思想外,暂时无法形成新的理论系统。但是,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邓小平不是理论的理论挽救了中国,挽救了党。不过,中国的发展恰恰又到一个十字路口。如果要真正取得政治改革和巩固经济改革的成果,就必须有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它能够概括当前社会现实,能回答社会上浮现的各种问题,并且提出并非飘渺虚幻的政治目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也是目前中国跨入新世纪的需要。对先进生产力理解有突破“三讲”是中共内部纪律调整的习惯运作,充其量只是正常行政手段的补充,在政治层面上看可以说仅是技术操作的问题,江泽民最近在“三讲”运动中提出“三个代表”,即中共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意味深长,意义深远,它不单纯是为了十六大理论铺路,更重新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共立品定位。什么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在中共执政五十年大概曾经有过不同时期的简单解释: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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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2013年6月6日(星期四)《香港文汇报》 记者:刘凝哲黑龙江省中储粮库大火、中石油大连石化大火、吉林省德惠市禽业公司大火,东北三省竟在短短4天内发生三场冲天火灾,120名亡者,70余名重伤者,多人失踪,数以亿计的物质财产损失,三省在无情的大火中全面“沦陷”,史所罕见。这三把火很难说只是“扎堆”发生的意外:黑龙江中储粮火灾,初步调查系配电箱短路导致;中石油大连石化火灾,是在施工操作时引发;吉林禽业公司大火虽未查清原因,但锁闭车间逃生门是造成大量伤亡的重要原因。显然,三场火灾都是人祸。人祸的发生,总离不开几个关键词:一味追求利润、安全意识淡漠、监管体系缺失等等。东三省的三把火中,无论是两大央企,还是大型民企,均全军覆没。中储粮粮库中配电箱随堆垛不断搬运,宝源丰的车间为防止盗窃、逃班等行为而锁闭的逃生通道,凡此看似节省成本的愚蠢行为,最终酿成人间惨剧的发生。有人说,中国现正处于工业化高度发展的阶段,安全事故频发很难避免。然而,君不见德国、英国等欧美老牌工业强国,虽仍有许多高危行业,但其事故发生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些国家的安全生产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长效化,值得中国的管理者、生产者和监管者多加借鉴学习。以德国为例,其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包括十余部法律。在安全监管方面,不仅有各级政府负责的劳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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