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吴辉一九八九年间，笔者在北京报馆工作。一次，一位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来召开会议，他针对当时群众中汹涌的反贪情绪说：“我们不过是拿上几条烟呀，拎上几桶油呀，该打倒吗？他娘的我们穷啊！”弄得在场的记者编辑们哄堂大笑。不过，他提到的那些行为，今天看确实只是“鸡毛蒜皮”，随着落马贪官名单越来越长，面对令人发指，令人心寒的打贪“成果”，我们的悲愤已经无以复加。父亲吴荻舟（一九零七——一九九二，曾任香港《文汇报》社长，中共香港工作组组长、港澳工委常委、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组长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写过两份交代资料，一份是关于我家收支情况，另一份是父亲一九六七年八月写的“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母亲曾说，文革期间，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代二十年来的家庭收支。她本来不知道父亲也被勒令交代同一内容，直到父亲去世，找到这份材料才知道。她不无庆幸地说：“你爸爸讲的情况和我讲的一致。”以贪官们的逻辑，当年父亲在此收入之下的工作状态绝对不成比例——这么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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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于建嵘在我的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黑人”生涯是我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这里讲“黑人”，不是指皮肤的颜色，而是政府给某类人的一种标识。准确的说，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黑人是指那些没有户口的人。我出生时，是有户口的，而且是让人引以为傲的“城市户口”。我失去户口成为黑人，是在文革时期的一九六八年，当时我只有六岁。我父亲因参加过共产党的游击队而被打成土匪和当权派，造反派强迫我母亲带着我和姐姐离开城市下放农村，被强制取消了城市户口。而被指定接收的农村又采取各种手段欺负我们，甚至在大冬天将我们家棉被偷走。逼得母亲带着我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成为了没有户口的黑人。黑人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当时是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要凭票证。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甚至理发都要票。而这些票证放的依据就是户口。而我们家则是没有户口的黑人，当然也就失去了获得这些票证的资格。这是一个关系到基本生存的问题。今天的许多人很难想象，我们这些黑人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在我们记忆里，我们家除了靠亲戚朋友送一些票证外，主要靠从黑市里买些红薯和杂粮充饥，有一个时期，我母亲守在粮站，义务帮助人家扫地，从垃圾中收集粮食供我们生活。黑人自然是没有资格上学的。我七岁多还没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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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康雪培 童年时我知道母亲的爷爷康有为是历史名人，家里有些古旧而又宝贵的东西与他有关，仅此而已。记得在五十年代，母亲在很远的虹口区的一条老式里弄房子里有个小阁楼间，曾带我去过几次。在我朦胧的记忆里，屋里满满堆放着积满灰尘的书卷字画、古旧家什等。屋内光线不足，空气滞闷。房间很小，母亲进屋后就没有空间了，我只有站在门口等候。再说我嫌脏，对那些属于历史的东西毫无兴趣。当时那里是属于上海的“下只角”，房间里没有煤卫设备，地段又偏远，虽然上海住房紧张，母亲从没在那屋里居住过。用上海方言发音，那地方叫“洞狐狸”，我根据谐音称之为“狐狸洞”，觉得我的编造很贴切，因为我讨厌去那个脏兮兮的小房间。直到长大后才知道那条里弄名“同和里”。康有为一九一三年结束逃亡生涯回国后在上海居住过数年，“同和里”阁楼间东西的主人应该就是康有为。我出生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从小在阿婆（外祖母）家长大。生活中，康有为不是家人的话题，因为那年代中国几经改朝换代，康有为和他的改革维新理念早已过时，无人问津。再者，阿婆岑德静在三十年代初就与外公康同篯离异，之后与康家后人不相往来。阿婆是清朝两广总督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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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石镇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至今刚好五十周年，历来坊间多有谈论文革的文章，唯着眼点多在对中国共产党及国人的影响，其实文革对香港的影响亦不少，却鲜见有人论及，笔者不揣冒昧，就此点谈谈自己的浅见，以作抛砖引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声势浩大，席卷全国，令一班香港人既惶恐不安又摸不着头脑，不知大陆搞什么。及至将刘少奇及邓小平拉下马后，都认为这只是一场夺权运动，因此部分人便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情，继续“马照跑、舞照跳”。但是部分在解放后才移居香港的人，心情却与土生土长者大不一样，一来他们有亲戚甚至父母仍在内地生活，情况比较了解，甚至因出身问题，亲人被红卫兵揪斗，其焦虑担心之情可想而知；二来部分人甚至在国内生活时已经历过政治斗争的残酷，眼看国内的乱象，不寒而栗，更加坚定他们扎根香港的思想。 香港传统左派人士，长期受港英打压，对港英政府怨恨甚深，国内红卫兵“造反有理”的精神，对年轻的左派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而各左派单位的领导人，唯恐被上级领导认为是落后分子，调回国内批斗，在香港单位内也开始实行极左的那一套：学习毛泽东思想、批斗“落后”的学生、员工。左派学校在这方面就更加突出，除了将课本上凡有古诗词的课文改教毛泽东诗词、凡有古文的课文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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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参考消息》2016年3月2日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3月1日文章】题：“中国毛细血管民主”：西方民主能向中国学习吗？（作者北京大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化系外国专家帕特里克·迈耶）当西方人和中国人被问及中国的政治制度时，没人认为它是一种西方民主可以汲取灵感的模式。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两个核心特点使之成为一种“毛细血管民主”。首先，中国的权力金字塔建立在基层代表选举基础上，这些基层代表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在中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着双向信息交流的作用。于是，从这一基础中获取的信息引导着政府的决策过程，从而产生了能够改善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可以说中国政府是民治和民享的政府。我认为，西方民主可以从中国将选举限定在基层并利用长期、专业、业绩驱动的队伍来管理和领导人民的做法中汲取灵感。在描述中国的“毛细血管民主”如何作用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广泛定义一下民主。民主是大多数人熟悉的字眼之一，但它经常被误读。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为人民统治。但是，人民应该统治什么以及何时、如何统治却并非显而易见。民主政府更简明的定义是：把最高权力赋予人民，由人民直接或者通过一种通常定期举行自由选举的代表制度间接履行最高权力的政府。利用这种民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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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6年1月3日文/林沛理美国学者莱许认为，要拯救资本主义，政府必须介入市场拨乱反正，向拥有过大权力的人宣战。二零零八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兜售繁荣》（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an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一书指出，在有关经济的议题上，合情、合理和合乎现实的言论（economic sense）与谬论和胡说八道（economic nonsense）有时只是一线之差。所言甚是。这是经济谬论泛滥的时代，但若论荒谬的程度，莫过于坚称政府介入是干扰自由市场运作。这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深信不疑、视为教条（article of faith）的观点站不住脚，因为市场并非自然力（force of nature）而是习惯的力量（force of habit）。我们今日视自由市场为理所当然，甚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是习惯成自然而已。曾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现任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罗拔·莱许（Robert Reich）在新书《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提醒世人，自由市场本身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政府运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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