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一国二制
（原刊《信报》财经月刊 第400期 2010年7月号）
“井水不犯河水”与“飞鸟不动”矛盾现象
回归前，直至回归后第一个十年，国内官方舆论，香港与国际舆论，首先关注的是“一国”如何定义，并且根据自己的诠释提出捍卫巩固自身利益，或提出指摘对方“越位”的依据和理由。其次，又在所谓彼此尊重“二制”的前提下，将“一国”与“二制”或作为矛盾统一体，或矛盾的分离体互相纠缠。当然，不同的争论有其积极的意义。一方面是守住香港或大陆本身的底线；另一方面是了解明白对方的意图。最后，因肯定了自身也因而肯定了对方。由于“一国二制”法理神圣性和存在的价值被双方肯定，“井水不犯河水”也成为中港“圣经”的共同金句。
以前，大陆常指摘香港有人干预国内政治，如批评国内人权，资助异见人士，担心香港成为“反共基地”。香港舆论担心的是中央司法干预，粤港跨境办案，又指责存在若隐若现“第二管治力量”。随着时间推移，大家也发现事物的复杂性。两地之间，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生态，都互相渗透影响。任命为中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的香港人士，对中国的改革、民生、人权、法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香港泛民主派居然也认为中央应该关注香港政改进程，质疑香港政府在这问题比中央政府更保守。
现实中，“一国两制”法制架构内的两大板块互为移动。但双方都有意无意自欺欺人将自己和对方固定在僵硬的固定思维框架中。中国古代名家惠施“飞鸟不动”说和西方哲人芝诺的“飞矢不动”说貌似诡辩论证，实际揭示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现象。飞鸟飞矢既是在一个“点”上，又同时不是在这一个“点”上。这就是事物运动中的矛盾现象和变化规律。“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与无时不在地悄然生变，正是中港关系必然的规律，也是中港关系不同阶段矛盾的同一性。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是邓小平们伟大的决策，也是当今中国左右逢源，抓住历史复兴时机的战略措举。邓小平“黑白猫论”，以及“不要问姓资姓社，不要争论”，还有“在中国造出几个香港”的设想，已破题证明中国大陆目前实行的不是纯粹教条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全球化与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与香港，乃至世界各国互动的多通道。
香港基本上师承原宗主国的社会制度。英国工党是轮流执政党，工党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英国与欧洲国家大同小异，既是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但也掺杂平衡劳资关系实行全民福利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大陆人对香港往往一知半解，当近距离了解香港，看到公立医院、九加三年义务教育及免费教育，还有公屋制度和综援福利，都情不自禁地惊呼香港比大陆更象社会主义。
也许人们认为“两制”的关键点是不同的政治体制，大陆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中国式社会主义，香港实行司法独立三权分立体现“普世价值”的西方现代政制。大陆官方人士一向视西方政体为“洪水”；港人一般也视大陆政体为“猛兽”。我们不能只轻飘飘批评北京当今执政者顽固背负历史包袱而畏惧“民主”。他们从实用主义出发，从国家战略安全角度重视社会的稳定以防范外部力量借势发难，并期图以循序渐进的进步来完成社会的改良。香港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试验田，在军事外交牢牢掌握在中央铁掌的前提下，无论是亲中亲英亲美人士执政，都不会给香港社会带来大乱局并构成大威胁。香港民智已经成熟，广大港人具备认同国家主体利益等大是大非的基本常识。当然香港民主派概念化地把民主当做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甚至是仅次于上帝的终极目标，其实也是一种新愚民政策。香港的信息较为对称，大家看透西方社会虽能利用“民主机制”去解决社会问题却又根本无法克服这个机制的虚伪性和局限性。
无论如何，大陆与香港双方就政治体制问题进行博弈，对大家都是好事。大家遵守下棋规则，无论结局偏向谁，大陆、香港、全中国民众都是赢家。初步的结论是“两制”的互动，互为冲击，互相渗透、交流、转化，是今日中国的福气，是绝好的事情。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包含很多社会主义因素；中国式初级社会主义更是深深打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烙印。“杂交”是促成生物生存并具有遗传优势的重要方式，无论是生物界还是人类社会，“杂种”特别有生命力。中国大陆三十年改革和开放避免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盘的悲剧。当前金融海啸，中国因其半封闭半计划的体制幸运地逃过美国经济危机的大劫难。当然，第三只眼睛还看到中国因缺乏民主制约机制和新闻舆论监督而导致的社会深层矛盾逐渐加深，也看到利益垄断集团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却如西方金融资本一样具备贪婪无情无耻的血腥特征。
简言之，中港“两制”最终结局有三：（1）大陆学了香港，一国一制，实行全面西化的政制；（2）香港学了大陆，实行中国式社会主义；（3）中港混合式，两者互相融和，互相改良。第（1）种结局绝对被中共执政者反对，以目前中国政治现实也不可能顺利实现。其实，中国过分的变动都会内被国贼外被列强利用。首先，中共应该实现内部民主改善加强党的领导，进而培养良性竞争的政治对手。同时，台湾、西藏、新疆问题全部妥善解决以解除直接的外部威胁。最终经济继续稳定发展，全民素质全面提高。这样，无论中式西化都只是按实际需要可改变的名词，唐装或西装也只是可以替换的外衣。第（2）种结局，包括笔者在内的港人都不接受。因为目前中国社会主义仅是初级阶段，制度远远不完善。如果说台湾是“半民主”“真民粹”，那么大陆就是“半公平法制”“真开明专制”。现阶段的香港比大陆政治来得更民主更自由；对穷人的保障比大陆更象社会主义。当然，综合各种因素，目前大陆进步的方向是正确的，发展速度也比香港更快速。大陆正处于上升通道，香港却有些迷失方向，仅仅在原地兜圆圈，并向下坠落。改变香港进程只能主动融入大中华经济圈，并改变过份依赖房地产的畸型经济结构。我们乐见其成的是第（3）种结局，即两地关系顺其自然的良性发展。大陆学习香港真正的法制精神，中间可能还需20-30年的努力。如果大陆近期逐步民主化，希望一人一票从县市一级政权开始，千万千万不可以在乡村镇一级开始。现时的中国大陆，乡村的买票和操纵选民将是不可避免的。台湾乡村选举是大陆的明鉴。大陆政治改良改革，可以分阶段先学习新加坡，然后再学习香港，最后才学习台湾。所以，第（3）种结局可以是中国大陆与新、港、台政制混合体，届时或许可称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第二阶段。但是，大陆毕竟有社会主义的先天基因和肥沃土壤。它的均富与平等绝对不能学习香港澳门两地愚弄百姓“派糖”，大陆国资委员会必须向共和国的十三亿股东确认股份依法分红和定期派息（参见拙作《解决中国社会深层结果矛盾的战略思考》）。届时，恐怕港人渴望的是将回乡证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
毫无疑问，无论“两制”是什么结局，北京政府肯定是主导者，大陆自然拥有其主体性。新中国的崛起既是事实又成趋势，香港要再创辉煌更必须审时度势为自己重新定位。爱国，是国人之天职；爱港，是港人之本能。北京最大的期望是港人顾及国家的整体利益，同时也愿意尽力协助香港共同乘搭“经济高铁”。当然，香港可继续利用优势帮助大陆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我们可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更具慧眼看透国内可能发生的危机。我特别害怕国人开始自吹自擂称时下为“盛世”，中国虽有机会逐步进入历史的最佳时期，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但稍不小心，绝对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政经黑洞。在日新月异新经济时代，香港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成为大陆近距离的“镜子”，警惕无奈的弯路，更小心美丽的国际陷阱。
新世纪的香港和大陆，既有共同面对的深层矛盾，又有各自的难题。无论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还是土地政策房屋经济带来的财富和危机，中港有惊人相似之处。官员－公务员利益执政阶层虽各着红与白的政治面具，都也有隐隐约约的相通的地方。两地民众由于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心理与心态都发生或好或坏的变化，相同或相反的旋转。总而言之，中港“两制”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来的变化可能更加深刻和惊人。如果彼此的变化互为良性并趋向同一，在合一大趋势中又保持各自优良的一面，趋吉避害，即香港幸矣，大陆有望。
土地政策，以港为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九九七年，美国高盛一调研员往返大陆顺道访港时与笔者交流，问曰：中国社会财富与实际经济实力是被高估抑被低估？我指将要落成的中环中心大厦，它在长江集团资产负债表里至少值几百亿港元。大厦如放在北京，时值约是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中国铁路、港口、矿山以及其它资源，几乎都没有出现在任何资本帐。举证，便是最好的答案。高盛董事总经理先生返美后写了一封并不客套的感谢信。因为我断言：中国大量如其它第三世界落后国家一样称之为“迷失的资本”的那类财富，一旦因市场规范开放交易而流入资本金融市场，将使中国经济快车“加速度”飞驶，社会财富也成倍增长。
在此之前的四、五年，有热心朋友组织大陆几十位大中城市国土与房产部门官员到港考察学习。记得梁振英，施永青，还有美联张先生都热情出席研讨会，为他们讲述香港房屋市场与土地政策。大陆官员们对香港政府库房因卖地获得天文数字收入既是迷惑不解，却又特别兴奋惊奇。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学生们及其继任者在大陆众多城市重复了香港地产故事和财富传奇，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造出更高记录和成绩。最近阅报获悉：2009年，杭州楼市成交价创历史最高位；同年土地出让金高达1200亿人民币。根据香港地政总署资料，2009/2010年度政府卖地为库房带来仅144.66亿港元。邓小平当年下决心要在中国“造出几个香港”，看到现时中国大陆大中城市的过度繁荣与快速发展，“过犹不及”的危机意识油然而生。北京平均楼价已远远高于杰克逊在拉斯韦加斯豪宅的价格，我辈所谓“中国通”也不得不惊叹：简直是不可思议!
温总理与网民对话，也深感高房价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更对青年一代人心理痛苦激愤而不良的冲击。大陆与香港“房奴”对财富被掠夺并集中于个别集团与个人极为不满。大陆普通平民百姓也懂得是地产商绑架了政府和银行。现在，他们又更明白了地方政府也参与这一绑架行动。香港高房价，也绑架了各行各业。大部分新生代与中产阶层，都得乖乖为政府，银行和地产商白打半辈子工。各地产集团每年收取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租金，这等于各行各业及所有香港市民向地产集团交纳了高额营业税和消费税。
现时大陆城市所有居民的家居环境和家居面积比20年前，30年前大大提升和增加；香港居民的居住环境实际也比二三十年前改善。早期的房地商为中港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增加曾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地产商们已从小爬虫变成“恐龙”，房地产从社会民生经济变成了投机倒把的爆炒经济。正常的情况，没有战乱与灾难，经济持续发展，包括房产在内的社会财富肯定处于膨胀的过程。但是，适度的平衡与相对公平对社会的健康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欧美各国政府，基本上是都严禁限制房地产业炒供求获暴利。如果国民的居住沦落为投机产业，那就象炒作面粉、大米、电力和食水一样严重危害社会而被打击压制。高地价是回归前港英政府联同汇丰银行为首的港英银行连手巩固统治香港的高明手段，也是“水蛭”无痛向市民吸血的英明措举。具讽刺意味的是得力执行者为几十家大中型华资地产商。更具讽刺性的是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全盘照搬自由资本主义香港的经验。并且，最近几年推高京、泸、穗地价，高价投得“地王”的更多是财大气粗的中央国企。
曹仁超先生近期在大陆《廿一世纪经济导报》如是说：
（1）1980年用“供楼能力指数”去分析香港楼市；
（2）1981年供楼利率升至24厘楼市大跌；
（3）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限卖地，是“三个政府逼香港人（实际应仅是部分香港人，笔者注）发达”；
（4）1987年后，香港地价加建筑成本超过当年楼价是“面粉贵过面包”；
（5）1997年“八万五”政策没造成七成人置业，而造成几十万人“负资产”；
（6）2003年，“孙九招”标志豪宅从此看好……
如果把大陆中大城市房地产与香港做时空间差位比较，大概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1990年以前用“供楼能力指数”去分析楼市，——大陆基本没有楼市；
（2）1995年以前，性急的香港中小地产商北上开发，因市场迟熟，兼银行实际利率奇高，几乎所有人血本无归。（典型的是利达行邓先生在北京搞“玫瑰园”项目，戏剧性的是各银行把项目软硬兼施让要饭出身的山东籍装修承包商硬扛这个烂摊子，结果这位幸运的代罪羊后来成了鲁西首富。）
（3）2000年以前，大陆地产商荣辱互见，基本也是惨淡经营，当然成功的也有一些“空手套白狼”冒险家。
（4）2000年以后，地方政府逼地产商发达；
（5）2005年后，大陆地产开始“面粉贵过面包”；
（6）2006年后，大陆大款越来越多，有钱和不怎么有钱的民众也不肯“执输”蜂涌买楼投资升值，标志着豪宅及非豪宅从此一路看好……
细心的人看到，香港“八万五”一时失策，没有在大陆重演，是祸是福，现时也说不清。但，如果按近期网络上不怀好意的预言：“中国楼盘即将崩溃……”，那也就注定以港为师的大陆房地产是好是坏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不知是庆幸还是担心，这里只有“一国”相似，没有“二制”不同。
香港私人房屋市场的路子，让地产支撑社会经济的决策很不可取，大陆不能继续一条黑道走到底了！香港的公屋政策却值得大陆发扬光大。最近，重庆市长黄奇帆大手一挥，激昂宣布：重庆用10年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200多万人居住。条件是中低收入群体，有工作并付起租金的人。如此庞大规模开了大陆地区公租房先例！对比最近香港爆料的市建局，将它与新世界合作的“名铸”楼盘吹泡吹到每平方米三十多万元。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曾特首原本盼望市建局加快推出住宅项目，帮压低炒风。
大陆有的高官今非昔比，科学分析和坚定执行力令人耳目一新。国家建设部长姜伟新认为：未来廿年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住房需求较大，土地供应有限，房价上涨压力很大。这其实也是社会与民众财富积累同步上升的黄金时期，也好像香港八九十年代。但是，姜部长也重申政府决心，房地产不允许过度炒作、空置、屯积投机，这决心比房价上涨的压力更大！
房地产毕竟现时还是香港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牵一发动千钧，况且比不上大陆多元经济领域空间大，政府与社会都输不起。香港的执行者和决策者如履薄冰，我们必须理解并支持他们谨慎决策小心执政。但是，如果因为“左右为难”就患得患失，政策过分左右摇摆，那么，后果就是所有政策执行起来都不具其利尽见其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政者必须要有远见，更要有承担。“知易，行难”，但如果什么都不“知”，什么都不敢想“知”，香港政府将变成 “临时机构”。发誓“做好这份工”的特首是否将变成“临时工”？！
大部分香港地产商都是聪明而勤劳的人，特别是第一代富豪，他们的公开表态及其内在动机和微妙心态都摄入大家的眼廉。胡应湘是值得尊敬的商人、企业家、投资者。当年合和的股票长期沉沦，我辈小股民较少怨言，他投资大陆电厂、高速公路、受尽闲气；投资泰国、印度尼西亚屡遭不幸，但他仍为香港人的骄傲。小超人蛇吞电讯大象，轻掠数码港地产，叫同是潮人的“乡里人”如今心里仍阵阵刺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算不唱清高的调子，董建华家族总算审时度势，洞察大陆世情。所以，东方航运将上百亿的大陆地产项目折半，悉数出让。“江水春暖鸭先知”，聪明的香港人最少应该嗅出一些政经之味。
我们一向佩服首富李先生，最近他对楼市既谨慎又乐观的言论，简直是滴水不漏。是的，他应该比恒基的李先生更有说服力。我闭上了一只眼睛，两只眼睛，还有第三只眼睛，一厢情愿代表香港人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们轻轻地问李先生们，陈先生们，郭先生们，郑先生们，还有其它顶级地产大王先生们，您们是创造了香港地产奇迹，创造了香港经济奇迹，创造了香港旧日奇迹的当代英雄，是我们的偶像，是香港人的骄傲。您们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一起，身教重于言教，耐心地，温柔地教育说服香港的80后、90后——您们愿意尽心尽力带领其它勤劳的港人共同努力使香港仍然有前途和希望，香港明天会更好！？您们能不能更善用现在自有的财富和资源，发展香港更具竞争力的其它产业和事业，不要继续用地产经济勒住香港人脖子直至几乎窒息。最起码，凭您们现有的荣华富贵，多挣与少赚也只是几朵浮云。
从社会心理看深层次矛盾
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的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与香港社会有什么矛盾，又有什么深层次的矛盾？
由十位政经学者来论述香港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可能也如十位演员扮演出十个不同的哈姆雷特。凡是能沉淀成社会心理的社会意识，肯定反映了社会具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与其如瞎子摸象般凭个人感觉来判断事物，不如从集体意识，从社会心理入手，看看是否可揭示某些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只要拉出一点头绪，我们就可顺着思路，找到复杂却又简单的原因与源头，深层次的矛盾就能浮出水平面，被大家所观察和分析。
十多年来，香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渐渐下降，在大中华经济圈的份量也开始萎缩。香港经济辉煌之时，个人平均收入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中国三分之二外汇收入依靠香港，香港在大陆直接间接进出口总量远远抛离他人名列第一。所有香港人吃透了中港政治地缘的经济红利。当年，香港享受综援的人返乡回大陆，都被乡里乡亲热情欢迎，羡慕向往。所有香港居民，无论上中下阶层，还是左中右人士，不管思想立场也无所谓各自的难处，只要与大陆亲友或越南难民相比，个个都满足香港“天堂”般的生活和日子。李登辉时代的台湾极度鄙视大陆，那时的香港既是同情又可怜大陆的民众。
月换星移，时过境迁。现在，以港台为师的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广东省GDP超过台湾，世界排序也是16G位置。反过来，台湾与香港都要借助大陆的经济实力和优惠政策，来解决各自的经济难题与困境。无论是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陆中产阶级的部分港人，还是实际生活水平已大大低于大陆中产阶级的中下层港人，大家的幸福指数已经大大降低。横向比较相对滞后，是香港人对社会与政府产生严重不满的主要诱因。从以往嘲弄大陆“表叔”，到自嘲为“港灿”，再到现在敬奉大陆游客如贵宾，港人心理天平从高处向低处失衡，港人的心态极需积极调整。“大香港主义”固然需要放弃、修正，但自强不息的狮子山下精神更需发扬光大。香港文化要主动与中华主流文化合流，加入中华崛起的运动团队，与大陆同胞共同奋斗又分享进步、胜利的快乐。
当然，最实际的行动就是积极寻找利用大陆新商机，为香港经济多元化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反过来说，大陆同胞，特别是与港台国际多接触的人群，要克服未富先骄，初富则奢，不可一世的暴发户洋相。（香港同胞在掩嘴一笑之际，也要回忆记住港人在七、八十年代也是如此一副德相。）
香港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也因为全球化使香港传统产业被边缘化与空洞化。香港最大的失误就是政府与大财团都轻视科技产业，忽视新经济实业，投机意识和短期行为笼罩统治整个香港社会。香港的高等教育与新经济时代没有同步，60-70％的港青没享受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有胸无脑”与“有钱无德”的女人与男人成了传媒宠儿和青年偶像。双失青年越来越多，同时又有更多的青年好逸恶劳。一些报刊竭力渲染天水围为悲情之城，我们也奇怪部分低学历青年认为几千元的工资不值自己去争取劳动谋生，那怕暂时只是补贴家用, 却情愿在家里穷呆。
现在越来越明白大陆民工为何会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他们千里迢迢从内地农村往东莞深圳打工，每月挣一、两千人民币；他们也赢得世人的尊敬。大陆这十几年恰恰与香港相反，传统产业在发达国家地区式微，中国却成为世界工厂，吸纳大量劳动力。另外，北京政府十几年前就要中国科学院设计规划了全国创新体系的社会工程。“知识经济”的口号和实行紧紧贴近美国，甚至比大部分已发达国家和地区更重视科技产业。大陆完成从精英教育向全民教育的过度，方兴未艾的技术职业专科教育与一般大学教育同步发展。许多香港同胞可能还不知道，大陆中大城市青年接受大学和专科教育的比例高达70-80％，高出香港的比例大约一倍。
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并沿着经济轨道下滑的香港，许多青年显得较为现实和消极，一些活力青年也变得容易采取愤激行动。相比之下，大陆青年进入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就业、住房各方面压力更大，困难更多。但是，他们因整个社会处于上升轨道显得更自信，更乐观。第二代新民工及民工新后代，对中国社会也提出更多更高的诉求。大陆青年的诉求来得更合理更理性，也更有现实性，他们更容易得到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段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北京政府对此相当重视和警觉，不象香港政府那样反应迟钝和思想麻木。国家花费大量资源对此进行切入解决，一切事情因社会处于上升期而来得容易和简单。
香港社会的政治诉求比经济追求好象来得更为强烈。虽然，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期盼，不象经济问题来得相对统一和一致。但，这不妨碍我们透过一体两面去分析关于政治分裂的社会心理。一般说，泛民主派多属于亲西方兼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人群，以民建联为首的所谓爱国爱港人士追随的是民族利益和大陆路线。奇怪的是这两派人马实际上都不满目前的特区政府及其施政。前者只追求民主的形式；认为特区政府只是北京傀儡。后者反感“旧日的电灯胆”仍在香港发出刺目的光芒。高官们大多是港英培养出来的接班人, 虽然换了国旗港旗, 意识上仍不甚对劲。二者对曾特首其实都不满意。顺便说，这二班人马也不懂得经济，所以对政府施政也只会批评却少有建设性提议。代表商家利益的自由党及各行业利益的功能议员，都是局部、本位微观经济的高手，缺乏全局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战略思考。在这三大政治派别的背景下，言为心声，曾特首“打好呢份工”虽然叫一般人反感与费解，其实也是无奈的心声。假如曾特首要做一个有为的政治家，（而非小政客），他内心的空虚与苦闷又使他发出“孤独的推销员”之哀鸣。
长期以来，香港公务员队伍受到中港两地称赞，甚至很有国际声誉。他们的优点是廉洁执法，规范而有效率。回归后，香港公务员更受倚重担起整个社会的重任却又招人拓病因而受气。究其原因，以往港英决策在唐宁街，本港权力象征在行政会，实际是总督、汇丰银行与马会。七十年代后的公务员享受世界级高薪，也具国际级廉洁；被香港总督全面驾御却执行得力；协调华洋清规戒律又为港人所认可接受。九七后的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丫环升阿娘”，由以往的“打工仔”变操控实权的现代政府职业经理人。北京为了“二制”的禁锢维护港人治港的形式，很大程度实际放弃了决策权和最终管理权。一方面，善于执行，怯于决策是港记公务员的特色。另一方面，治港队伍缺乏本地民意背书和参政政党的支持。尽管中央政府不断的加油打气，并不是董伯伯或曾特首不争气，而是以上的原因导致了香港政府管理系统的缺陷。在这种不是由主人（无论是北大人还是港人）主导的管治系统里，中长期的策略谋划，全面性解决问题的思考，往往疏略欠缺, 并且只流于表面文章和作秀。
把香港公务员与大陆公务员队伍的粗略比较，也发人生省，耐人寻味。我们担心大陆执政的共产党实际沦为公务员党颇有依据，正如近《羊城晚报》转载大陆《2009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消息说：公务员的职业优势给他们家庭、婚姻、生活带来诸多好处，幸福榜排第一，中国房地产从业者排第二。仅管如此，共产党的政治背景和国家名义神圣责职，使中国的公务员利益集团比香港公务员利益集团更大有作为。香港的公务员和公营聘用人员（含医生和教师），每年的总开支和花费是1000多亿，基本上把香港正常税收吃光。当然，香港的房地产从业者幸福指数高于公务员，但大部份公务员的薪酬福利是香港其它相应行业职位打工仔的2倍左右。当然，公平的说，管治香港的问题不能由公务员来全部承担，但在现时这个有严重缺陷的香港政治结构中，如何不产生深层次的矛盾呢?!
出路在哪里？四月七月香港和广东在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见证下，签署了《粤港合作协议》。《协议》共11章50条11900多字，涵盖了粤港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等合作领域。框架协议指出，粤港以率先形成最具发展和增长潜力的世界级新经济区域为目标，确立以跨界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国际化营商环境，优质生活圈，重点合作区等为合作重点，为粤港合作开辟了新空间。毫无疑问这一次北京终于出手了，它改变了以往的禁忌，从大局的战略考虑，实际行使了有效决策权。
第二方面的大出路，在于北京放手推进香港普选和直选进程。分三步走：
（1）在现有选举格局和机制基础上，增加直选比例；扩大选举委员会基础和人数。
（2）培养各政党走向成熟，走向理性，在国家利益第一，香港利益第一的前提下，不要被意识形态所困住。资助、挖掘政治人才不要局限于暗箱操作。总之，香港需要不拘一格发现培养真正有领袖风范，有民意基础的政治家。
（3）普选加直选。但，设计好平衡协调、协商的政治机制。需要注意的是：不应该让高级公务员直接过渡到特首，譬如说：离职三年内的公务员不能参选，因为市民需要适当的时空间对他独立能力与品德进行考察。同时，也防止了公务员队伍变成公务员执政党。
近日，大陆报导山西一村官大言不惭说：如果不贪污，我为何要做官。这个言论好像很震惊，其实它是大陆众所周知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不然，就不会有小学生作文，写我的志愿时说：“我的志愿是长大要当一名大贪官”。复活假期，笔者到福建南部一小县城探亲访友。该县城与大陆其它县城一样，政府与公、检、法大楼都威风凛凛而富丽堂皇，街道还算明净宽敞。离城驱车入村沿水泥路，两旁青山绿水使人心旷神怡。村口矗立一幢新洋房与香港新界乡绅级丁屋不相上下，屋主是村书记，据说因多人相助耗资仅30万人民币。没想到踏入村里，只见遍地垃圾禽畜粪水横流。转入老寨门，更是惨不忍睹。陪行一亲友四十年前曾到此下乡当知青，他都叹息比以前更肮脏更破落, 寨前一大池塘以前水清映影可以游泳, 现成臭水塘。村书记很豪爽，有问必答。村里约2000人，青年大多到汕头、厦门打工。每户几人，自有果林三四亩。赌天气、赛手艺，有的能者每年可收数万元。但艺差者，仅收数千元，甚至有人贴上打工钱买化肥农药。现在乡间人人有饭吃，有肉吃，但大多数人仍住歪歪斜斜的破屋、土屋。山林呢？答曰，几千亩全部都承包出去，村里一年收十几万承包费, 但又刚刚好够乡、镇上级检查工作吃光喝光。书记说，都是乡亲，他不贪污。他所以有钱，是自己承包最后200多亩山林。我问了三个问题，答曰：
（1）垃圾问题镇里分期解决，明年轮到村里建处理站。
（2）集体建房即使有规划，很多人无钱建。
（3）为何不搞互助组合作社集中种植水果，增加销售优势，是因为上级没通知，党也没要求。
看起来，比起来，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相对容易解决。大陆的贫富不均，以及社会主义只剩下口号，甚至连“招牌”也不挂，实际更不实行。再加上基层干部素质低, 老百姓逆来顺受多麻木, 真叫人担心矛盾沉淀积累然后被激化, 深层次的矛盾要最后解决。呜呼，社会主义正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总之，现在的香港和大陆都存在深刻而危险的社会矛盾，同样不可忽略，不能盲目同乐观。香港中文大学最近的调查也显示社会深层矛盾愈演愈烈，居然有四分之一港人认为“只有用激烈手法，才可使政府响应诉求”。其实，无论香港还是大陆，按目前执政者的能量和人民的觉悟水平，社会深层矛盾都应该能够缓和并最后妥善解决。大陆与香港任何社会矛盾及危机将影响中国在新世纪的历史地位。如果矛盾激化危机爆发，整个社会成本付出将非常之大。结果是全体国民和市民无论阶级阶层都多败俱伤。严重的说，西方列强与周边国家也可能伺机借此开始对中国进行第三次分化分割与掠夺。中国复兴之路受阻，香港也难独善其身。
共和国属于全国人民，香港也属于中国人民和香港市民。我们必须共同敲起中国复兴之路的警钟：中国的前途和香港的前途，不能被不负责任的政客，自私自利的社会精英，依靠投机钻营发财的经济精英共同谋杀。大家应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而努力。
附注：
文章总得有句号，但忍不住欲止犹言。笔者的思想深深打上民主社会主义烙印，幸亏“吾道不孤”。据大陆人民网报导，国家发改委正加紧制定国民收入分配优化方案。据说内容包括：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增加较低收入居民的扶持，提高工资性收入，通过税收手段来调整收入分配。
不过有专家解析：以上措施偏重二次分配，而一次分配才是问题之所在。笔者再次呼吁：成立十三万亿人民基金，让每位公民首次获得国资委1万元股份或资产。因为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原则，共和国股东有权获股，有权分红。另外，农村要走上均富之路，在自顾情况下和永远拥有土地承包权前提下, 可选择合作互助形式或有某种前提的出让。为什么北京当局要组织纪念学习安徵小岗村逝世的下放干部沈浩，因为几年来他为小岗村改变贫困落后做出成绩和贡献。村官、乡官、就必须选用这样有理想有作为的新人。
2010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