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之梦（二）      

　　孔庆东教授号称“北大醉侠”，自有其某些学识过人之处。但有时为了哗众，有意无意口喷火辣辣的语言。这次他对港人不当的形容和表达，惹怒了香港人。十五岁的儿子告诉我，他认识的同学也互相争论，据说香港有几十万学生参与网络上的反弹。孔教授如果有真正的民族大义和学术良知，必须反思反省，大陆与香港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差异是客观存在，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应如何正确看待分析差异，并引导两地民众如何互相学习对方优点和优势，如何克服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共同为中华文明复兴做有益的事。（参见附录2012年2月4日《信报》社评：“蝗虫与狗亦双非 以身作则解矛盾”）

　　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现实的进步，不管存在什么差别和误区，中港两地交流合作三十年有长足的进步。可惜的是“香港学”在中港学界兴起二十多年后近年有些退潮，这应该引起学者们重视和注意。本人算是大陆通又是香港人，所以打算通过实际案例和亲身体会来谈谈香港社会现代管理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可借鉴的地方。

　　（1）廿多年前，香港媒介和舆论曾经很关注英资及华资大财团善钻法律缝，巨款买飞机又通过海外公司间接转手租赁进行扣税抵税避税。据称香港政府因此每年流失几十亿的税。税务财经及法律专业人士都认为必须堵这漏洞。但一年又一年长期没解决。政府没工作效率吗？答案是“是”，又“不是”。因为对某法规条例某（A）条款进行修改，会牵涉到另一法例（B）条款；修改了（A）(B)，又影响了（C）(D) (E)……。因此，必须慢慢研究，慢慢分析，直到最后一揽子修订解决。大陆执政者和学者可能嘲笑书呆教条主义者缺乏行政效率。换一个角度，可以认识和理解，香港更重视的是法律与法规的神圣性和系统性。近年大陆也重视法治，但大陆的新规来得太多太快，旧律与新规互相矛盾或不衔接更大量存在。所以，大陆学习香港现代管理，最重要是重视法律法规系统性与稳定性。

　　（2）二年前，港珠澳大桥事件震撼中港两地。两地大多数舆论都指责香港公民党出于政治目的，不惜与社会整体利益为敌。公民党利用法律程序教唆操控一位拿政府公援的朱婆婆控告香港政府在大桥环保评估环节有过失。朱婆婆的告状为香港法院接纳并排期审理。这案件在中国大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香港政府和广大市民对公民党所作所为既不认同也非常气愤。但，政府和民众都遵守法律程序，尽管这个“程序”拖迟工程近一年，造成损失七十亿。朱婆婆后来明白自己无知被利用，后悔又无奈；公民党暴露其政治卑劣行径而在紧接的地区议会选举被选民用选票教训。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事件的正面意义在于证明香港社会，包括香港政府是遵守法制的模范生，也体现了现代法制的原则和精神。

　　（3）去年圣诞节平安夜，朋友一对儿女驾车过港岛隧道，突然遭二部警车围堵截住。当事人莫名其妙，执勤警察也不甚了了，只言是奉命缉拿“通缉者”。警察们非常有礼貌，同情理解平安夜被这样“招呼”肯定有怨气不开心。请当事人谅解是执行公务，并相信很快知道“真相”。两位年轻人坐上“囚车”，警察小心翼翼代开座驾并保证不会“划花”。到了警署，当值女警官客气非常，送上咖啡，嘱办事员打开电脑档案察明“真相”。原来几月前当事人驾车疑似“切线”被摄像，不知什么原因法庭寄出几百元罚款单当事人没收到，因此“通缉”。警官劝别生气别恼火，建议不要请律师上诉抗辩，因这会花很多程序和时间。虽然有点“小题大作”，但后事一切按照“法律程序”，年轻人签了字马上开车回家。一周后拿罚单到法庭，法庭类似案件不少，一个小时处理几十位“知错”市民。法官一个一个念案号和名字：“认错吗?”，“认”，“好，交款，完毕”，整个过程约一分钟。

　　春节亲友聚会，当事人问堂嫂，现职高级警司。答曰：不服气可找律师，律师可能会证明摄像头当时错位或失灵；或者收不到罚单是政府部门的错云云。结果有二，当事人输，也不加罚，只是白白花律师费和时间；当事人赢，政府部门赔律师费。这故事与深圳任职公安局老同学闲聊。他说：惭愧，大陆大致三个结果：①不客气地警告当事人，训几句是难免，罚款。②对方求情，确是小事，算了也互不麻烦。③三弯四拐找关系，最后因是自己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这样各方面都累，但这种情况不少。最后他嗯了一下，叹气说：深圳也学香港，比较规范，内地很多落后地方难免有害群之马，敲诈敛小财，小题大做，激化矛盾。

　　（4）谈谈粤东某市案例真是感慨万分，也发人深省：

　　中学老班长当过两届中级法院院长，又任了半届市人大副主任。临退休又碰巧同学聚会。他觉得无奈的是曾亲自过问审理某同学公司与一挂国企招牌公司的债案。案情非常简单清楚，某市属化工厂向同学公司先后三次赊货借款一百六十万元，工厂开一个月期票。到期讨款不果，化工集团有预谋内部改组，并将拖欠各方二千多万债款的工厂资产转移，对外赖债。债主告上法院，一切事实证据清楚明白，判决下来化工集团必须承担还债责任，债主也成功将化工集团大楼的土地保全冻结。化工集团隶属市经委，以维稳为理由要求市委市政府阻止法院执行。同学公司好像与对台贸易有关，也上书市委。当时市政法委书记提出党政各方都不插手，尊重中院司法独立。化工集团通过市经委主任，打关系通到国家经委主任王忠禹。王忠禹请最高法院一副院长“秉公办事”。最高法院马上指示地方中院暂停执行。同学公司因属统战部门，也上报最高法院另一副院长。最高院内部协调，决定此案交广东省高级法院审理。广东高院重开庭审理，几经曲折，最后维护地方中院原判，并同意强制执行。因金额不大地方中院按规定交区法院执行，在败诉方银行账户拿到二十来万。化工集团的老总自恃是省劳模和新长征突击手，又另找市领导说情，又告到省高院。省高院重新审理，又维持原判。老同学第一届中院长做完又连任，他说不是因为同学关系，而是按法律和事实办事。没想到外地调来新政法委书记，说化工集团是他的“联系单位”，要求中院“暂缓”执行，中院院长向其汇报情况并反映五年几上几下的过程。该书记干脆直接向区法庭执行局打招呼。此案一拖，又是十年。老同学临退休，他对知道此案的同窗发感慨：国家有法律，有制度，但是人治的干预，我们不止这一小官司，很多该坚持原则的地方都没有办法坚持，也很无奈。老同学的父亲就是当地的老革命，五六十年代曾是地区专员，今年近100岁了。他们儿女不敢将现在社会离奇不可理喻的事情告诉老人家，怕老人家受不了刺激。

粤东某市这个小案件小案例是十几年来我对大陆司法改革的一个观察点。中国大陆什么时候真正按中国共产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办事，那才是中国全面现代化历史阶段的真正开始。中国大陆在现代管理方面必须向香港学习，向新加坡学习，也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这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无关，即使是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只要能够执行可以执行，也是关键性的改革和进步。

　　（5）最近广东某市网站有一博文：“谁制造某州‘沙尘暴’：一进入市主干大道，长长的泥沙带，天空中弥漫着灰尘……遮天蔽日犹如‘沙尘暴’，……是谁制造某州沙尘暴，是天灾还是人祸？经调查了解，源头在于违规的泥头车昼伏夜出肆无忌惮地违规通行，满载沙石而又沿途撒漏。环卫工人人工打扫和洒水车日常作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清洁无济于事。其实，在香港，城市的发展与高楼建筑群远远超过某州，但极少出现‘沙尘暴’现象。在香港，对泥头车管理非常严格，不但要求泥头车需冲洗干净及盖上帆布才能上路外，对泥头车出入时间、地点及路段都有严格管制。对泥头车损坏路面及污染路面更会追究处罚。这样的做法值得反思和借鉴。” 

　　事情与道路，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大陆很多地方政府，就是没有能力做好，原因又是何在呢？

　　社会公共管理，香港有很多经验是值得大陆学习和借鉴的。孔庆东教授批评香港时说，“凡是用法治维持起来的秩序，说明你们的人没有素质，没有自觉……”我认为这话不对，香港人能有较好的管理模式，是因为香港人普遍法治意识较强并养成行为习惯，这恰恰是有素质的表现。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管理完善的社会，都必须靠“法治”来维持“秩序”。最近埃及足球骚动死了七十几个人，近千人受伤，又一次证明无序就是社会悲剧。尽管英国是最著名的足球流氓国家，英国政府采取的各种现代管理措施虽不能改造提升“足球流氓”的“素质”，但至少可以减少和防止类似埃及足球惨案的发生。

　　当然香港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现代社会，它的弱点缺点、阴暗面，黑暗面太多太多，但作为一个现代管理比较完善的城市，现在可以给中国大陆提供模仿的样板，如果中国大陆将来能够在模仿香港的基础又超越香港，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其实，这也并非不可能实现的“梦”。后发展社会是可以缩短以往发达国家地区常规发展的路程和时间，跨越式发展的。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在《信报》撰文评论香港政府要订立《竞争法》，文章指出：“对于某某法例是否符合社会的总体利益，香港的立法和法院的判决记录其实并不良好，原因可能是法律中人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缺乏训练，认识十分肤浅。”雷教授的举证是大陆“双非”孕妇给香港带来重大社会成本，源头又是香港法院十几年前“庄丰源案”的判决。这说明香港的法制与公共管理也有许多事与愿违的缺陷。但，这些缺陷并不构成批评法制与香港公共管理的论据与证明；而是可以作为借鉴与参考，也为中国大陆将来的超越香港管理水平提供参照系。 

　　注：对大陆香港一国两制一些深层次矛盾现象有兴趣可参考本书《香港第三只眼睛看一国两制》一文。

　　附录：《信报》2012年2月4日社评

　　附录： 

蝗虫与狗亦双非 以身作则解矛盾

　　一群香港网民在本地报章刊登广告，以「香港人，忍够了」为题，用一只巨大蝗虫俯瞰维港作背景，暗讽来自内地的孕妇和游客是蝗虫。有内地网民随即反击，在微博制作海报，题为「大陆人，接受了」，用小孩「骑膊马」作背景，寓意香港是儿子，大陆是爸爸，要求「不能再让不懂事的儿子骑在脖子上了！给儿子暂时断水断电断粮」。两地网民的针锋相对，把近期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矛盾的风波，再推向高峰。 

　　有大陆游客小孩在港铁车厢进食，引起一场港人与内地人的骂战，成为此间「仇内」（不满内地人）情绪连环爆发的导火线；北大出位教授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的狂言，无疑火上添油，加上D&G事件，以及「双非」孕妇问题，遂使情况几近失控；连平息机会也要发出声明，呼吁港人讨论涉及内地人的议题时，要保持宽容和理性；该会主席林焕光提出忠告：发表带有讽刺和中伤意味的言论，只会令中、港两地人民的关系紧张和带来更大敌意，损害香港多元共融及友善的形象。 

　　正如相信没有几人会认同孔庆东的「狗噏」言论，我们也相信大部分香港人不会同意「蝗虫天下」的说法。「蝗虫」与「狗」之论，都是不理性的、过激的、偏颇的、带人身攻击和地域歧视色彩的、是双双应受非议的。 

　　虽然基于历史因由，港人在「香港人」与「中国人」身份之间，有着微妙的感受，但大家都会毫不犹疑地承认，港人和内地人是同根同源的同胞；只是彼此的差异，却又无可否认，由此而生的分歧、矛盾，甚至不满，也是从来存在，问题仅在我们应该透过沟通、包容以收窄分歧，抑或通过谩骂、攻击以扩大矛盾。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 

　　香港近日「仇内」情绪高涨，虽云似由一连串偶然突发事件所勾起，但其实近年中港两地政治经济情况变迁，才是催化剂，造成今时今日情势，不乏必然性。 

　　本来，内地孕妇蜂拥来港产子，占用了本地部分医疗设施，但她们也有付出了高昂的费用；双非他们有为香港过低的出生人口注入了“新血”（曾荫权政府也是因而放软解决问题的手脚）；内地游客中，有罔顾秩序、行为不检之辈，但他们确实为香港经济带来了助力。港人为什么却有如此严重的怨气呢？ 

　　首先是因为港府面对内地人来港大增，只见其利，只懂攞彩，却未能因其连带的负面因素，及时推出应对措施，于是内地孕妇问题使本地孕妇大受困扰，内地游客涌至推高了租金、激化了通胀，不少港人未觉蒙其惠，先感受其损。不满之情，油然而生。 

　　再者中国近年经济快速增长，内地人收入与财富渐多，过去港人高高在上、视内地人为“阿灿”的优势，已大大缩减，甚至由于内地精英竞争力强横，一些内地游客财大气粗，看在港人眼里，更加不是味儿。况且，内地的经济高速列车，未有带动政治改革向前推进，部分港人对北京政府压制维权人士和异见者的义愤，对内地官员贪婪腐败的怨怼，有时也不期然地投射于对待一些违规的内地人士的态度上。这种“殃及池鱼”的观感固然并非理性，但又不能忽视。 

　　香港的文明法治，一向是港人引以为傲，也认为可以成为内地法规和社会发展的榜样；然而，除了制度以外，港人的素质，同样应该成为内地同胞守礼循规、温文尔雅的示范。在彼此的矛盾之中，港人更应表现出量度、气度和风度，以身作则地带动对方进步，化“蝗狗双非”为中港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