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生物之群，一个有了伟大人物出现却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奴隶之邦。”（这句话摘引自中国《解放军报》二〇一四年为第一个烈士纪念日写的评论员文章。）当今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一小股淡化烈士、丑化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它与以反智文化为代表的次文化合流。我们需要反思的是：除了“西化”思想的影响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外，当今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有什么也需要反思的地方，什么是真正的“当代英雄”，什么样的人是“民族的脊梁”,掌舵人需要排选什么样的“水手”。
“文化大革命”这段荒谬又悲壮的历史时期，“青年思想的迷失留给后人深刻的教训，而思想先驱者挣脱精神枷锁的勇敢探索”，“写下了寻求解放的热血篇章，使那一段思想史不致留下令国人羞耻的空白。”（摘引自北京大学印红标博士专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失踪者的足迹》前言。该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部分引用资料出自该书，在此致谢）。
文革元年一九六六年夏，我是十六岁失学少年。我们家挨近派出所，夜晚总听到凄厉的叫声。一天，一个穿黄色的旧军装的中年人，嘴角一丝血迹，公安独眼老郑押着他。中年人声音低沉：“法西斯，人民和历史，将会清算你们！”老郑冷笑扔一句话，“到市局有你好瞧”。一群小孩跟着哄笑。我当时感觉到他像个“英雄”，联想的是熟悉的烈士诗抄，夏明翰的“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事隔五十年，这一幕经常在脑海浮现。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是生是死，但使我永生难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外语学院四年级学生王容芬致函毛泽东，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青年团。致 礼！
北京外国语言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一班学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王容芬学德语专业，接触过反省纳粹德国历史的资料。他看到学院党委书记被斗争，看到十七岁就参加革命的“陈教授夫妇”以及校医“黄医生夫妇”不堪凌辱自杀。他参加1966年8月18日群众大会，觉得林彪的讲话与她听过的希特勒讲话录音没什么区别。王容芬年仅十九岁，觉得应“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信件抄送邮寄中共中央、团中央、中央团校等处。“发寄之前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行注目礼”，身揣信件德文译文，边走边喝下四瓶敌敌畏杀虫剂，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期待以死抗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能让世界知道。”
王容芬被抢救没有死，醒来发现躺在医院，“随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进看守所”。她被关押近十年，到 1976年1月8日才判无期徒刑。1979年3月，北京中级法院为她的案子改正。释放时宣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王容芬立即声明：“我没有反‘四人帮’”。因为1966年根本还没有“四人帮”。王容芬自由后“翻译多部德文名著，包括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任职中国社会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1966年9月28日，“上海青年工人刘文辉撰写了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匿名邮寄全国十四所著名大学”。文章“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谴责“疯狂迫害民众”，“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甚于秦始皇”。11月26日刘文辉被捕，1967年3月被判处并执行死刑，时年三十岁。
王容芬是英雄，虽入狱幸而成不了烈士；刘文辉被错误的政治审判处死，1982年经上海高院复查宣告无罪，撤销原判，却没有“烈士”的桂冠。文革中虽“思想罪”处死者甚多，被党和国家追认为烈士却不多。文革最著名者的殉难者是女共产党张志新。她对共产党无限忠诚，对人民赤胆忠心。
1969年8月，她批评毛泽东，揭露林彪，为刘少奇喊冤叫屈，令文革政治暴发户心悸。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狱，先判无期徒刑后改死刑。1975年清明节前，先割喉后处极刑。1978年10月营口市中宣布撤销原判，平反无罪，1979年3月沈阳市中院为她彻底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称誉是中共优秀党员，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中共辽宁省委也召开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大会。
遇罗克烈士因为发表《出身论》文章：“勇敢为因家庭出生而被侮辱、被歧视的青年争取平等权利，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遇罗克五次上书毛泽东，均没回音。他在1967年底写的“1968年读书计划”中说：“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会有多少牺牲”。几天后，1968年1月5日被捕；他在狱中不向强权屈服，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刻执行。1970年3月5日被害，年仅二十七岁。我在广东汕头市外马路的大字报栏，看过《出身论》，大胆写上“支持”字句。我相信习近平主席当年在北京也读过《出身论》，联系自己父亲习仲勋先生所受不公平的处境及自己也成了文革初期的“另类”，一定也颇有感触。遇罗克烈士最可贵的精神在于独立思考，不愧为文革当年青年思想解放的先驱，也开启了包括王岐山先生在内的这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道路。文革结束，北京市中级法院宣告遇罗克烈士无罪，八十年代的青年在向遇罗克烈士学习的宣传运动中得益匪浅，广受鼓舞和教育。
安徽省和县青年石仁祥是复员军人，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他致函中共中央和解放军领导机关，列举林彪二十八条罪状，认为林彪“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让他阴谋得逞，那么国家就要变色，党就要变成法西斯党”，“中国不知何等悲惨”！1969年1月8日，石仁祥被捕，仍坚持自己信念。1970年被判处死刑，12日被害。临刑前，他扔下“铿锵有力的话语：我个人在林彪豢养的刽子手面前，宁可牺牲，绝不屈节”。“你们可以杀我，但若干年后，会证明我是对的”。时年，石仁祥二十九岁。文革后，中共安徽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在濒临长江的一座山顶上，家乡和县为他兴建了石仁祥烈士墓。
文化大革命确是一场民族的浩劫，国家的灾难。在毛主席极端思想的影响下，亿万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狂热地参与“造神运动”。无论是一般被害者，还是盲从的加害者，大多数人还是胆怯加茫然，在思想的牢笼和情感的迷区彷徨。在这种大背景下，“烈士”慷慨就义却万马齐瘖；“英雄”踏破铁鞋也千军无将。但，鲁迅先生一贯坚毅的认识是，中国从不缺“民族的脊梁”。从王容芳、遇罗克、王申酉、王正志、吴晓飞，到李九莲、丁祖晓、肖瑞怡，再到“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的鲁志立、吴述森、吴述樟，这些为正义与真理献身的英烈，为良知与忠诚坐牢的英雄，他们“任何一段精神历程都有其价值，都不当被掩盖、被遗亡”。他们的意志和情怀值得人们永远缅怀与尊敬。
邓小平在反思五、六十年代中共党内“反民主”与“个人崇拜”祸害时认为：毛主席的思想机器一启动，党内其他人就“停止”了思考。这“宿命”在文革这非常时期终于被打破。邓小平三起三落，一直没停止过如何重振“朝纲”的思考。在文革中磨练长大的青年一代，包括老红卫兵、造反派骨干、下乡知青、有业与无业的青年，更一步一步冲破思想牢笼，对文革、党内斗争、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经济、社会关系与矛盾、农村问题、教育问题、国家体制与政策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思考、探索、争论……。当然，这一代注定没有思想的创新，没有足够的学力和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蕴，可以支撑构建任何新的理论体系。绝大多数的思考者只是从中共八大和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的著作文章寻找“理论”依据，以证明“文革”的谬误与失误。后来，开始有人积极研读马克思、恩格斯、以至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原著，摆脱原有的思维框架，去寻觅“社会主义”新的真理。当然，他们积极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他们的思考惊人一致是：（1）批判个人崇拜，反对封建愚昧与专制；（2）反对党内残酷斗争和社会泛阶级斗争；（3）反对特权，向往平等与民主；（4）尊重科学技术，渴望良好的教育，主张发展生产，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可以肯定的是，六、七十年代的思考者基本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思故我在”，整个七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中期，中国的青年“思考者”流露并洋溢着人文精神，闪烁着理想之光。
我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写了一篇纪实自传散文《雨——骊歌·慢板》，其中有几段记叙文革时期自己的学习与思考。
“我渴望当英雄，更渴望思考。打倒一切，破坏一切，大人们难免不安与恐惧。对青少年来说，哪怕是排除洪流外的旁观者，有时也带来骚动与混乱的快感。从那个时候开始，命中注定我只能在梦乡里，或脑海里叱咤风云。但使我可以冷静地审视别人，审视自己。”“当泪水和眼光挥别抬尸复仇誓师游行的人群，回到冷冷清清的家里小阁楼，我在照片背面写着：专横跋扈非吾愿，行尸走肉心不甘。”“我自己像陈通流同学（文革时汕头第一个殉难中学生）死过一次，然后又获得重生。”
“我认识了一个怪人，老高中生‘啦咪’。他嘲笑我不懂哲学，只懂得卖苦力。我从收购站买到一本《欧洲哲学简史》，弄明白为什么‘飞鸟不动’，迫不及待找他讨论。一个人是一次，还是两次不能同时进一条河流，……。他确实博学，他诱导我胡思乱想。他家里被抄穷了常挨饿，他也被‘下乡’了。后来疯了，自杀。我记起高尔基《童年》《人间》《我的大学》人生三部曲里神学院学生，想用几何学证明上帝存在，虽时常得到同幢妓女房客的接济，最终饿死在冬天的早晨。”
“我注视自己的命运，也关注你，关注同一代人的命运，还有许多农人和底层人群的命运。在思想的国度，我是自由的流浪者。犁田时我喜欢吼《三套车》；收工时，低声哼唱自己听得到的《拉兹之歌》（印度电影《流浪者》主题曲）。下放镀金的那些政治学徒，是我们知青的带队干部。有些人喜欢审视我，拿床头贴陈毅元帅咏石词‘英雄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任悲欢离合不动声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大作文章，说是想‘翻天’的罪证。”
我是一个苛刻的修道者，敲打灵魂的自虐者。我反复研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毛主席的‘斗私批修’使信者和不信者变成行动的小丑。我在撬开粗糙的贝壳，鎚打人性的珍珠有多少自私的肮脏杂质和生存法则的本质。只有了解农民，才能了解中国，这才是一本‘皓首’尚未能‘穷经’的大书。狡猾与聪明，懒惰与勤劳，小气与豪迈，胆怯与英勇；下流又高尚，无知又博学，残忍又善良，丑陋又美丽……伟大的祖国，贫穷的母亲，惊天动地的历史时间，昏天黑地的社会空间。我卡住喉咙不再说话，我放开喉咙又想大声说话……”。
“小油灯，熏黑了灯罩和蚊帐，我艰苦硬啃《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也翻《资本论》。太难了，数学和化学居然是拦路的小石子、思考受阻碍，无知与无能又让心里刺痛。‘啦咪’的嘲笑是对的，我们缺乏更多的知识，羞耻与不服输又轮番攻占思想高地。天空，有时没有月亮；天空，却经常有眨着眼睛的星星。孤独者，没有师友，没有讨论，没有突破，没有超越。我渴望知识，我渴望我的大学……”
后来，我在作家老鬼的传记文学《血色黄昏》，也看到命运类似“思考者”生动的描述：“自己身无分文,耪土坷垃,却对国家的兴衰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数不清的疑问扰着他们，老百姓的哭喊震骇着他们”。“他们过着俭朴的生活，孤居独处，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着厚厚的经典大本……”“然而，具有克格勃般嗅觉的政工干部却不喜欢他们，总怀疑他们”
那个年代，全国各地都有“思考者”。他们的思想在现实与信念的撞击中挣扎，也在那种艰难的境遇中读书、思考，寻找新的出路。思考者，枚不胜举，特别举出三个案例：（1）张木生对中国农村体制的思考；（2）卢叔宁部分读书笔记与日记汇编：《劫灰残编》；（3）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张木生出生高干家庭，1965年和一批干部子女从北京下乡到内蒙，本来想法是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然后改造整个农村。后来看到农村、农民的现状觉得“有一大堆想不通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村，整个文革都有那么多想不通的问题”。“雪夜无人读禁书乃天下第一快事”，张木生和他的同伴书单包括布哈林、考茨基、伯恩斯坦的著作，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内部发行的中国右派言论资料，马寅初《新人口论》。另外包括而过作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波夫的文学著作；还有列宁全集《资本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内部讲话集以及《资治通鉴》。他们发现斯大林和毛泽东与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不同。认为苏联不会带来马、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而有了对苏联的新认识，“回过头看中国问题，一切都迎刃而解”。张木生1968年秋写了三万字《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社会反响强烈。关于农村最关键问题，就是人民公社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种生产关系不适合当时农村的生产力，不符合农民的利益。张木生的“异端”思想受到主流意识的青年严厉批判，也惊动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保护了张木生。后来，还是入狱半年。出狱后，尚未解放的胡耀邦看了他的文章表示支持，建议他回北京。文革结束，万里调他到中国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员。他和陈一谘、王小强等人后来却都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在十八大前后反腐斗争中，张木生挺身而出，支持刘源将军扳倒军内大蛀虫谷俊山。50年过去了，或可退休，张木生仍有一股浩气与正气。
卢叔宁父亲是当过国民党官员的知识分子，临解放拒飞台湾，等待解放，却被称之为“历史反革命”。文革初期不堪凌辱自杀。卢叔宁受父亲教育有根本两条：一是人生要有大志向，为国为民，二是要刻苦读书，要有知识。他文革初参加造反派，在红卫兵小报做编，后来淡出运动。1968年底，下乡到山西沁县，继续学习和思考社会政治问题。他一面用超强度劳动磨炼自己，一面抓紧点滴时间学习。他认真读马列，读一切能搜寻的书，自称“鲁迅是生平唯一敬重的人”。他读书，做笔记，写日记，单枪匹马进行，但也小范围与好友聚会通话。1971年冬，母亲和兄长偶然见到他大胆议政的信件，哭诉乞求燃毁，卢叔宁不得不把笔记、日记部分处理掉。卢叔宁的思考主要有几方面：（1）对林彪怀疑、批判；（2）探索党内斗争根源，批评左倾错误；（3）主张要有人民民主的宪法；（4）期待思想启蒙运动。后来，卢叔宁保存的日记和通信底稿经过节选，在2000年以《劫灰残编》为题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文章选自1967年8月至1976年9月，大部分写于1973年底前，共约十九万字。现谨摘录一些点滴精粹：①指出中共党内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②指出阶级基础，群众路线“过分强调阿Q要革命的一面，忽视了落后努力及封建奴役在他身上深刻的烙印”；③指出“我们的社会不再是人民民主制度，而是一小撮特权分子借人民的各义对人民民主的专政”；④指出“如果中国未曾有过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一个遗憾的话，那么能够进行更深刻广泛得多的无产阶级启蒙运动就不仅是可以补前者不足，而且可以是一次社会质的飞跃……”。
文革后，卢叔宁圆了大学梦，毕业后一直当中学教师。对文革的发生他一直继续反思，也提到“我们每一个当事的中国人在这之中各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色？是偶然的个人悲剧还是整个社会的必然。我们反思了没有？反思了多少多深？”他们继续的感慨是“现在有多么多的研究会那么多学，却偏偏没有文革研究会，文革学呢？”“这一关乎全民族过去与未来的问题，却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呢？”如果不用历史的真实教育人民教育下一代，将对不起历代运动的遇难者，也对不起后代。
1973年12月，一小群广州青年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文寄送毛泽东，作者署名李一哲。1974年11月，李一哲将此文修改，又加写序言，公开张贴广州市街头。文章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喊出“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强音。李一哲文笔犀利充满思辨的逻辑力量，石破天惊，轰动广东，震惊中央，影响全国。可谓文革中后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文献。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全文及序言共二万多字，主要论述几个问题：
（一）林彪集团的政治特征是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其社会基础是特权和新生资产阶级。李一哲对他的新解释是“新的资产阶级的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企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会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二）林彪路线的表现是“左”，李一哲不同意毛主席批“极右”，反对批“极左”。文章举到林彪体系人物统管广东时情况：……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旧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3.18”、“4.12”、“5.30”、“6.23”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同时，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下，对劳动人民权益实行剥夺，工人多年没提高工资；农民在无偿交高粮，高征购和“割私有制尾巴”运动中受最大损害。
（三）李一哲关注的民主，主要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利，是人民对共产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的监督权利。李一哲还提出，在人民内部允许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和反对派在“法律和纪律允许的条件下”公开存在的诉求。
（四）李一哲基于对社会对封建性专制的批判，与民主的要求联系，而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强烈诉求，是“文化大革命群众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在当年，思考者中“要求民主者多多”，要求法制者寥寥。李一哲针对社会存在的大量践踏法制的现实，特别希望四届人大制定法律，惩办违法的当权者，要求“‘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李一哲其实是王希哲、李正天、陈一阳三个青年和中年干部郭鸿志的联合署名，同时还有很多朋友予以支持和探讨。王希哲文革是广州17中高中一年级学生、下乡英德茶场，1972年回城做锅炉工。陈一阳也是17中学生，父亲是军人，曾任黄埔军校教务处主任，中学毕业一直在广东农村务农，1974年回城。李正天是广州美院学生，父亲原为国民党将军，后率部起义。他1968年因批林彪而被关押，1972年获释，在学院等待分配。郭鸿志是省人民广播电台干部，十六岁参解放军，十七岁入党，入朝作战，被严重冻伤，失去十个脚趾，是残废军人，参与李一哲讨论，年已四十多。
李一哲大字报轰动羊城，热心民众油印小册，广为散发，很快被广州市委、广东省委宣布为反动大字。从1975年1月~1976年1月，广州中大、华师、省党校，大型企业组织一百场批判会。据说当年“上面的指示”：出了李一哲是个大好事，不能杀，让他讲话，看谁能够把他驳倒。”李正天猜测“上面”者，只能是毛泽东；王希哲认为当年省委负责人赵紫阳是“假批判真保护”。李一哲文章虽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四人却没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仅被送往工矿农场“监督劳动”。但，粉碎四人帮后，赵紫阳调往四川。韦国清主持广东省委。1977年3月，省委宣布重处理李一哲案，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严厉镇压，王希哲等四人逮捕入狱，全省株连上百人。1978年12月，习仲勋主持广东省委，决定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平反。1979年2月省委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
李一哲四人获释后，李正天从事美术创作、研究，成果丰硕；陈一阳到广东省哲学所、省社科院图书馆工作，研究国学、佛学，2007年退休，被聘为国学客座教授；郭鸿志继续工作，后退休，1998年病逝；只有王希哲走的是另一条艰苦卓绝的路……
我在80年冬天，与中山大学中文系二个同乡好友拜访过王希哲。笔直的高鼻梁，清澈而有神的眼睛，他给我留下“圣徒”的形象和印象。我们后来对他敬而远之是觉得经过文革动荡的中国社会应该走上“安定”的局面，国家经不起折腾。在尊敬与客气气氛中，他流露“继续革命”的意志和决心。我们的主张和愿景是体制内外，朝野之间携手改革，尽量走社会改良的复兴道路。不久，王希哲第三次入狱，后来流亡国外。无论如何，李一哲的文章是一个时代思考者的优秀代表作。王希哲先生，是我一直尊重的思想者。相信读过李一哲文章的人忘不了郭鸿志先生写一段文字：“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很多人公认，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思想者的自画像。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对这些心里有伤痕，脸上有疤痕的思考者重新“端详”，认清他们永远年轻的心，坚毅的意志的背后还是忧国忧民的情怀，肯定他们“思考”贡献，那个时候，全社会可能更快更容易捡回丢失的“价值”、“道德”与“信仰”。知识分子和海内外华人当然更追随习近平主席“创新”、“追梦”，实现中华民族真正复兴。
汤因比说过，“追求历史的好奇，不仅是一种知识活动，而且是一种感情的经验”。其实，“追求历史”的出发点、目的与过程可以是多元与多维的。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有解不开的八十年代思想情结，它牵连着我们从六十年代文革“怪胎”里的脱胎而出，新思想生命中的“脐带”。这个“脐带”还连接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库，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基本的认知，1989年“六四”风波和九十年代商品化大潮，中断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进程。这一断层，是危险而惨烈的，但又是历史钟摆的必然；这个“历史”反作用力，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也极为慷慨，既有财富的急速增长，也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启蒙。但是，该到了又一个“恢复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的关节点了，正如现在我们需要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修补中国式社会主义大厦的缺口，也需要重新找回新中国67年来，最有激情与理想的那一代青年思考者和英雄，他们“精神与英魂”应重新发现、评估、弘扬。
“文革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外国”之说，中国学者们的担忧已变成事实。在本文结束之前，我再一次感谢印红标博士在文革青年思潮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我将《失踪者的足迹》结语最后一段话抄录作为本文结尾。借此，向北京决策者，向学界同仁发出呼吁：重视这些悲壮的历史记忆，把它化为当今中国的正能量。
“文革期间的青年思潮经历了曲折，有教训更有反思和不息的奋斗。青年思想者以青春和热血冲破精神的枷锁，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平等，民主，法制和自由之路，在漫漫长夜中点燃希望的火焰，划出通向光明的轨迹。他们的探索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迪和激励人们摆脱专制愚昧，创造美好的未来。”
二〇一六年十月廿四
于香港·津堤 ·望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