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与意识理念是狭窄的并被教条化。欧洲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理念与实践，上溯四百年。马克思主义诞生，科学社会主义也有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实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较流行的红春联有这么一对：“社会主义无限好，共产主义在眼前”。潮汕民间生动大胆地调侃为：现在“社会主义无限好”，将来“共产主义想就知”。它的潜台词是对六十年代那种“社会主义”并不认同。文革时期，基本消灭了这些悄悄窃语，因为是“杀无赦”。

　　文革结束，中国迎来思想解放的十年春天。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都突破“禁区”，解放思想。各种思潮和言论都比较自由，被禁锢已久的人文精神重见天日，可说是人文精神全面复兴。

　　上海《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24岁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以文革中知识青年生活及思想经历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小说让“全中国读者泪流成河”。许多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干部，许多拥戴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下一代，与全国普通民众一样，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都“伤痕”累累，感情、思想、灵魂、人格、心理受了严重创伤。《伤痕》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感性的语言，撕开他们未愈合的“伤口”。它描述中国社会常态化地“把阶级斗争推崇到绝对的地位，极高的顶点，以致否认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学说，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否认了人性，鄙视了人道”。女主人公晓华，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与被打成“叛徒”的当老师母亲九年“决裂”，八年没“联系”的故事。晓华即使与母亲划清界限，即使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入团”“升学”，谈恋爱都受到歧视受到影响。妈妈的问题是“她套上的绳索”，也会影响未来爱人的“前途”。她决定留在农村民办小学教书，“把自己残存的女性感情捧献给学校的孩子们”。命运继续给她开玩笑，妈妈平反，恢复校长职务，她回上海探亲的结局是母亲身体被“四人帮”们“摧残得实在不行”，撑不住，死在医院。母亲“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上深深的皱纹隐映着一条条伤痕”。妈妈遗下的日记最后二行字：“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

　　这篇文笔幼稚的青年习作如一声春雷，震惊、唤醒被坚冰封闭多年的人的本性和感情。接着的十年，主导中国大陆文坛的文学，主题大多都是揭露、批判扼杀“人性”的“白色恐怖”与摧残良知的专制主义和愚昧思想。我的短篇小说《枯萎的小红花》写一个文革中学生生命的牺牲，在潮州一九七九年五•四青年征文获得一等奖，也算是给伤痕文学抹上小小一笔。那时候的作品，记录悲惨时代许多家庭的离合悲欢，反映不同人群内心的真情实感。“伤痕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不可抹杀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人文精神的复兴。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0日，发表了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一文。陶斯亮不是写小说，她如歌如泣叙述中国上层政治人物一段悲惨的历史：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 “可怜的爸爸，在您被抛出来的最后一瞬间还蒙在鼓里，成了一个可耻的政治骗局的无辜牺牲者。”“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政府的一个副总理，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党也没有做过任何决议，以后也没有追发任何补充文件，就这样任凭几个人的信口雌黄，莫明其妙地被赶出政治舞台，横遭囚禁迫害。”

　　陶铸从中南局第一书记上调到北京当党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毛泽东希望他充当政治打手，向邓小平发难。陶不愿意这么做，就变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发动群众”把他“揪出来”。陶斯亮的文章，真情真实记录了从一九六七年初被江青们点名，到在家中软禁；到同年九月被姚文元公开批判，“不但在政治上被迫害蒙冤”，而且“生活上又妻病女离”。一九六九年十月，虽是“濒于死亡的人，可就在这时，”“根据一号通令精神”，“陶铸要马上离开北京去安徽合肥”。夫人曾志如果伴同，就必须“继绝和女儿的一切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如果不去合肥，曾志伴着女儿，“就要和陶铸断绝关系”。陶斯亮的信，有“血和泪的控诉”，也有“火和钢的自由”。文章描述了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也赞颂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陶铸“既热情又坚定，既有生的愿望而又不惧牺牲”，“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着自己的缺点错误”，“更有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

　　陶斯亮控诉说：“这些用血和泪写成的事实，就是林彪、‘四人帮’所谓的‘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政治内容”。我至今仍忘不了在韩山师院图书馆很多老师同学轮流抢读这篇文章的情景，更看到有一位红二代女教师嚎啕大哭，夺门而跑的一幕。

　　陶斯亮这封信对人们心灵的震撼力，可比拟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它生动细致地描写文革社会政治生态的本质，控诉了当年社会蹂踏“人道”、“人性”的无情与残忍。当然，陶铸的悲剧也使广东干部百姓有其他的“联想”。有人“提醒”陶斯亮：你知道你爸爸整广东干部所造成的许多家庭的“悲剧”吗？！陶斯亮是一个 “红二代”，更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因为她有正义感，更有良知。今年7月她又写了“心疼杜老”的文章，坦承说了杜导正老人“是与父亲共事过的老前辈”。杜老1959年“因向新华总社报告广东农村严重缺粮的真实情况”，被陶铸领导下的广东省委批判了16场，并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陶斯亮非常感慨杜导正老先生未因个人思想和遭遇而对陶铸心存芥蒂，而是“客观公正”，“真诚”评价陶铸的功过，做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其实，广东的干部和百姓对陶铸既“恨”又“爱”，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真心”的共产党人，除了“党性”尚保持“道德良知”和“人性”。历史不会忘记：陶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处理成千上万人因饥荒大逃亡偷渡香港事件，没有开枪镇压，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软性”处理了这大事件。

　　讲到共产党人的“党性”与“人性”的矛盾与统一悖论，有2个小案例：（一）高岗从大红大紫跌入深渊，他夫人也是老革命，想离婚以示划清界限。习仲勋是他们老战友，在当时复杂又极端的环境下尚劝说革命立场归革命立场，多年老夫老妻不要因此说离就离。（二）文革刚开始，庄世平老先生在香港接到老同学老战友黄声的儿子电话：黄声跳楼自杀，组织要他们全身“划清界限”。庄世平叹了一口气：“既然组织这样决定了，你们就划清界限”。接着又嘱咐说：“要保存好遗物，要照顾好你母亲，我了解你父亲，你放心”。以后，庄老从香港到广州办事开会，总要抽时间去看望“声嫂”，有时放着宾馆招待所不住，偏偏要和晚辈们挤在20平方米小住过一夜。“为这个苦难的家庭带去信任和期望”，也“给予黄声一家经济上无私的支援……”

　　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总忘不了一九三八年苏俄著名老布尔什维克布哈林，被斯大林送上绞架台前的临死留  言：“对着这部国家机器，我无能为力。”苏联的悲剧在中国上演过，在柬埔寨上演过，现在继续在朝鲜上演。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正视这些悲剧，反思这些历史。

　　80年代，中国有二大重要的思想运动和争论。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华国锋当年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胡耀邦反制了这些严重的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二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批评了六、七十年代完全否定人道主义的观点；认为“人道主义值得肯定，有必要肯定”。争论双方差别是：（1）“过去否定人道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要就是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王若水先生更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真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2）对立的观点认为，不能笼统肯定六、七十年代的观点；但也不能笼统否定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把人类社会，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的问题也是要解决的，但不能摆脱社会而把人摆在第一位。马克思主义首先解决社会、阶级、群众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人的问题。

　　这场争论，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研究人道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形成思想解放的春天。人文精神真正在高校、知识分子群体，进而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复兴的热点和热潮。这场争论延续到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达到高潮。第二年，全国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广东肇庆市召开，等于是由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出面，代官方做了定调和初步结论。虽然大会以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指导思想”的“准文件”，但也给社会不同声音，给未来学术探讨留下半开放的空间。大会主持者说：对于这个“有相当历史的，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复杂的学术理论问题”，我们“理论界研究还不够，认识还很不一致”，因此需要“引向深入”，以使“我们的认识逐步取得一致”。回头看，我们庆幸80年代的拨乱与反正结束了过去的“封闭”与“专制”，留下自由思想的温床，构建了符合世界新潮流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研究的沃土。中国告别被歪曲和教条化的“马列主义”，重新开放式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拯救了中国，将来可能有助于国际社会匡正与克服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弊害与危机。当年我们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受益于这场持续论战，真正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毛泽东一早就明明白白强调指出：“领导我们思想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体已经形成明确的文字。为什么建国以来中共会犯一系列严重的“左倾”错误，关键在于中共高层的“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决议》认为“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但也承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文革的“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但，不得不也承认“‘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决议》认为“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是由于把马、恩、列、斯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为了真正从根据理论根源上消除各种所谓的“误解”和“教条”，是必须深入进行理论分析，重新理解理论基础的基础——马克思思想的本质。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毛泽东三十年的“左倾”思想，否定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神化”运动。只有到了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讨论，才克服了以往“理论基础”的缺陷和偏差。

　　在八十年代初，当中国的知识分子知道并接触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理解了《手稿》中马克思的立场是正确对待整个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立场，真是“不胜雀跃”。马克思在《手稿》，以及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所谓“粗陋的共产主义”有严厉的批判：

　　“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到处否定人的个性’，抽象否定‘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要求“向贫穷的，需求不得的人……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恩格斯也认为这些“‘粗暴的人’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间的一块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做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做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

　　非常遗憾， 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与研究，20多年来逐渐变冷，被实用经济学挤压，被商品大潮淹没，被西方平庸的抽象口号和简单标签覆盖。当代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的共同性社会问题，当今中国改革30年后也面临独有或共同的问题。非常欣慰， “播下龙种”不是只能“收获跳蚤”，也培育思想的真龙。目前中国社会允许个人自由的思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框架同等重要。套用基辛格《世界秩序》的基本词汇，可以得到这样结果：（1）文革中国，没有自由和秩序，靠革命口号的教条无法维持社会安全运转，最终产生一大批反对的力量。（2）没有改革后中国坚持不搞政治争论和斗争，又稳健逐步消除文革的危害与影响，既抽象维护毛泽东一定的历史地位，又具体否定一切违背人伦和违反人道的作为，从局部到全部，从个体到群体进行心理伤口包扎，让时间慢慢抚平“伤痕”，忘却创伤，就没能维持有限的和长效的自由。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六年，一生最幸福的时光，享受着韩山师专和云南大学校园的阳光。国家也是同样的命运，“八十年代的社会思潮，处在走出僵化一元的人文结构之初和商品社会大潮形成之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摘自笔者青年文稿《云踪雨痕读书声》一书老同学钟海帆的序言）

　　周国平先生说：“人是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之意义的动物。这是人的伟大之处，也是人的悲壮之处。”

　　我们怀念八十年代，我们追求真正人文精神的新时代。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