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父李光雄逝世,狮城人民在雨中洒泪送别。广东潮州某工厂降下半旗,300多人自发悼念这位“华人领袖”,称之为“客家之光”。香港的出租车司机,几乎异口同声:“李光耀是伟大人物”,“香港需要这样的领袖”。
李光耀曾说,自己是亚洲最高薪的总理,却是第三世界财产最少的领袖。他又说过,“以为任何人当选为国家领袖,新加坡都会生存的想法是愚蠢的。”
在新加坡、在香港,也有人对李光耀不以为然,但总体说来,李光耀坚毅、智慧的人格魅力深入民心,也辐射到东南亚和整个华人世界。
香港与新加坡不同,现在无论谁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香港都可以“生存”。因为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它的国防外交由北京作主。北京的执政者是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当家人。
香港与新加坡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虽数百万人口,在国际上却有独特而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更是一个高度自治,法制健全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人可能羡慕新加坡独立国家的地位,李光耀却多次羡慕地说,香港有中国大陆做靠山,做背景,生存有保障,经济更得益,竞争更有力。
北京衮衮诸公当然乐意听到李光耀这种劝说和教导。据司徒华先生回忆录,早在八十年北京就希望有李光耀式人物将来当特别行政长官,而司徒华先生却曾经是考虑考验和培养的对象之一。司徒华因其性格和原则被“抛弃”了,但北京的决策者肯定心里若有所失,为什么没找到和培养出李光耀式的人物,甚至几任特首都不能使香港人与澳门人一样比较“听话”。
北京的历任领导人必须反躬自问,香港前后三位特首无一不是北京“挑选”出来的。从人格魅力来看,董建华先生得分应该最高。他对中国大陆与香港关系方面的理解,也好像与李光耀异曲同工,挂在口头上是“中国好,香港也就好”。董先生作为特首,他要明白的是“中国好”,他应该如何做,才能使“香港好”。董先生是厚道且知恩图报的人。公开的秘密是北京政府当年帮他家族度过难关,他出任特首后,又因天时、地利、人和诸原因,其家族公司股票及财富大涨几十倍。香港民众甚至包括反对派都没在个人道德层面批评或攻击过董特首,说明香港人的宽容与理性。董先生执政时非常努力,但效果不佳。原因很多,也包括港英前朝高官不积极协调,以及泛民派有意无意搅局搞乱。作为领袖,董先生属于优柔寡断的人,朱镕基总理批评所谓“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效”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司徒华先生曾考问董先生,一是鲁人在外被掳,国人用赎金救回,归国时国家需付钱还救人者;二是有人有难,许诺救人者有重赏,成功后需钱财答谢。司徒华发现董先生的答案与孔子相反,因为并非关乎钱财,而是法治与承诺,“由此可见,董先生其实不懂儒家思想,只有‘妇人之仁’”。公道说,董先生在管理香港和规划项目上,没有私利图谋。但,“数码港”一案,他绝对是失分。一方面,其他财团抱怨他处事不公;另一方面,有识之士痛心香港在经济转型升级之际,一子错满盘皆落索。至于董特首看人和用人之失误,在此不再赘言。
董先生“脚痛”告休,换了曾特首上台。大家认为这可以调动公务员队伍的积极性,只要中港双方深入了解互动合作,克服执行层面的障碍,一切便能畅顺。曾特首吹着口哨,踌躇满志要“打好呢份工”,不少人,包括部分反对派都响起了掌声。我的存疑是,打工者的心态,能承担大责任吗?香港经济刚从低潮开始复兴,曾先生团队巧妙借势出台一些技术性政策措施,很快稳住大局,香港形势好像大好。当时笔者担忧的是如何防止“公务员队伍变成公务员党”。
当曾先生得心应手渐入佳境,与大陆特别是广东的合作实质性开始,签署了《粤港合作协议》,香港突然刮起一阵“冷风”。曾先生好似被某只看不见的手抓住“软肋”,骤然意气阑珊,立刻消沉。接着,传媒报纸,甚至廉政公署都关心曾先生个人道德问题。根据现在已公开资料看,不外是吃饭喝酒,游艇飞机佔些便宜……。我们不必为曾先生感叹可惜,要做社会栋梁者,必须自身腰骨硬,要自律和自强,否则成了负能量。但,一些风言风语不值全信,也应留意:凡在九七前后,与金融大鳄作对者,都没有好下场。呜呼,深不可测的维多利亚港,看不透的政治风云。
梁先生作为特首的人格方面得与失不想评说,相信大多数港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人与人,除了大是大非原则问题,其实也甚讲究“缘份”。香港现任高官民调得分最高的是高永文医生,究竟什么原因?最近有缘与高医生近距离接触,不禁肃然起敬,真是难能可贵的谦谦君子。首先,高医生有深厚的乡土感情,一杯功夫茶,一杯“香橼水”,乡情浓得化不开。听高先生赞赏潮州美食,就是一篇散文诗。他出生香港潮州人家庭,十几岁才踏足潮州,但潮州人情风俗,历史、地理掌故如数家珍,可以看出爱乡爱国爱港情怀刻骨铭心。稍后知悉,高医生的小学中文老师注重“儒家伦理文化”,中学受名师影响迷上天文学,大学更有杨紫芝教授、达安辉教授授学指导,“两位教授的献身精神”亦令高医生感动向往。其次,高医生对“人的态度”,诚恳热情。无论老幼亲疏,他都执礼相敬相亲,看不到任何虚情假意或作造之态。他对中西价值观的看法出自体验,中国人凡事多一层伦理或人情世故的外衣,功利考虑较少;西方着重效益,“以工作或计划的影响力为先”。他认为社会发展不但需要效益,也需要考虑人情。明白了,这是他高民望的原因。高医生本人没有参选特首的意愿和念头,特首确实必须有冷水泼烈火烤的心理准备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受民众欢迎的香港领袖,应该有从心灵深处涌出的爱国爱乡情怀,同时既具有现代管理经济学识,也应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思想意识。
简言之,香港特首的真实人格对一国两制的磨合和良性互动有正面的作用。反之,必定是造成疏离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北京执政者和全体香港人共同重视和注意。
当然,中国的国运,关系着香港的命运。中国新领导人的人格魅力正在中国大陆和世界产生正面影响。习近平像普京深深爱着伟大的俄罗斯一样深深地爱着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普京用自己卓著的政绩,以及强硬、霸气、坚韧、冷静、正直的个人魅力赢得俄罗斯人民的爱戴和尊重。习近平有更多中国文化的印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是我最爱听的北京新“口号”,它也是出自习近平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