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联代表与政府对话，彼此没有敞开心扉，当然也没有实质性结果。“占中”引发社会对立，而且愈趋严重。知识分子及相关社会机构人员，面对这场“危机”和“灾难”必须有清醒认识，持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少数“导师”“领袖”，也包括一味为政府帮腔无思想无灵魂的文人，唯恐香港不乱，他们都丧失良知。幸好，香港的学者和教授，不但非常理性，还表现出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与大无畏的承担精神。如果“占中”三子与大学校长们，愿意发声的其他学者教授，再加上各政治团体负责人，包括建制派和民主党，大家敞开心扉，进行对话讨论，相信比较容易在尊重法治，在基本法的框架内，达成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也希望可以成为中央、港府、和占中领袖及广大市民的参考意见。

　　一、谁也不能破坏法治。

　　二、民主是思想，是潮流；民主的实践必须是理性；普选的实现在香港已具备条件，但必须有阶段性和可行的时间表。

　　三、中央、港府和社会阶层都拥护“一国两制”，但即使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社会深层次矛盾必须有所认识，得到重视 。通俗说，资本主义有好的资本主义，如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但也有坏的资本主义，如垄断资本主义和超级利益集团。如果香港社会不真正改革，将没有新的出路。

　　昨天，港大民意调查中心和我有一电话调查对话。调查员陈先生问我是亲中派、中间派，还是支持民主的。我批评说，钟先生主持的提问设计有问题，以本人为例，我是中左人士，同情劳苦大众；我是知识分子，也是民主人士；我是爱国者，当然亲中不亲美 。所以，我转告劝钟先生，不要搞这类分裂香港社会人群的所谓“调查”。王于渐教授说得对，以民调和公民投票解决政改问题，或会加剧社会撕裂，民调价值不高。

　　当年，我们都热情投入支持爱国学生运动。过后，持续几年大陆当局对部分学生进行整肃。 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来自略为认识的青年人。他要帮一位老师“逃亡”，向我暂借十万元。我很犹豫，因为觉得三分真七分假。最后，担心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不管真假也不用借，自掏腰包拿出五万元。事后证明，这位青年借钱是为了自己做小生意。他是一个“没得救的人”，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自己心软受骗。

　　有一个真流亡的学弟，号称是中国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比较活跃。我劝他，不要以为得到道德理想的“天空”，其实失去了“土地和人民”。

　　十五年前，我写了一封致海外民运人士的信，“敞开心扉的对话”。今天，特地抄录如下，希望给“占中”三君子和周永康同学参考。不敢冒犯，唐突之处，祈请见谅。

敞开心扉的对话　　——致海外民运人士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是中国人的千年绝唱。无论当年的流亡是被迫，还是自愿，无论是为了伟大的理想，还是个人的私念，寻找他乡的故事虽悲壮和苍凉，背后的影子总有思家的惆怅。血染的风采慢慢褪色，伤口的表面也已愈合，许多假定的事实背后还有一些事实，历史的移动又模糊了许多界限。大家都有些伤感，不该发生的事发生后，大众喊完慷慨激昂的口号却慢慢忘却，是否应该责备历史把你们推上祭坛，又诱迫大家走向自我否定…….

　　李泽厚先生最近说，“许多东西在伦理主义范围是合理的，在历史主义的范围内并不合理”。虽然，大家的口号没有超越时空，但历史会更宽松地给时间和空间，让所有的人都得到合理解释权。不能否定，就算理想没有达到，人们炙热的精神将永远感动自己，也永远感动后人。

　　如果大家是为了国家的兴盛、民族的新生而投身民主运动，无论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无论是做对多少还是做错了多少，动机和出发点应该见得阳光，坦荡面对世人。除了那些靠“民运”吃饭的和用血醮馒头的人，大家都可以敞开心扉说说话。傅申奇先生今年发表了 《中国民主运动的分野》一文，他说：斗争哪怕再艰难，也不应以损害整个民族的利益为代价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民主运动）不能也不应成为有害中国整体和长期利益的国外势力的附庸。他又认为，魏京生等代表了 “损国民运”，因为对中共统治的仇恨，为了结束不合理的一党专政，任何力量都加以利用，包括分裂国家的力量。这一判断是否客观准确，姑且不论，但如若是这样，即所谓的“民运”已成为了自己异化的产物，走向了对立面，走向了极端。

　　海外民运人士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就算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其中也不乏精英者。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定位应该是爱国主义者，应该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离开这个前提，民运就失去了土壤和基础，绝对丧失十三亿人民的民心。美国朋友是民主运动的天然盟友，但无论是心理还是口中，他们从来没有忘记美国利益第一。当年的中共无论如何狂热，其定位仍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失去家园的世界主义者，虽有悲凉的诗意，伴随终生的却是没有根的失落。

　　当然，现代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最少必须具备下面六方面的秉性：

　　（1）有国际视野而不是自闭的井中蛙；

　　（2）有民主精神而不是封建专制的仆从；

　　（3）有人道主义思想而不是弱肉强食者；

　　（4）有科学的理念而不是迷信和盲从；

　　（5）有历史发展观，而不是机械论者；

　　（6）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固执的唯我主义者。

　　有了这六大思想原则，就可以同狭隘民族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如果大家有爱国主义基本定位和六大原则的共识，许多引起人们思想混乱和自己混乱思想的事情，就能得到澄清和解惑。

　　当全球化的经济文化浪潮风起云涌，我们的视野不仅注视欧美先进国家的激情，而且留意亚非拉落后国家的恐慌和悲情。

　　当地球村概念日益打动人心，也要顾及的是弱小民族的生存权。

　　当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冲云霄，要冷静知道美国不会因为非洲数以千万饥民的人权而大开国门丧失主权。

　　当欣赏台湾的民主政治长足发展，除了理解黑金操作内幕外，当然要审视李登辉先生分离祖国的深谋远虑。分析主权在民时不能无视台湾民众疏远中华母体，鄙弃大陆同胞的病态心理。

　　当把人道主义思想转化、变形到人权主义的时候，批判中共整天唠唠叨叨十三亿人民吃饭睡觉的生存权时，不要忘记非洲每天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每二个初生婴儿有一个染上艾滋病毒。

　　当我们警惕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在中国重现时，不要忘掉法轮功确实愚弄民众、违背科学的事实。

　　当严格批判文革的罪错和深刻反思六•四的悲剧时，不要对这二十年来，特别这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熟视无睹，更不能将进步视为“退步”。

　　离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历史发展的观点，使人迷失了方向，走向思想的迷区。

　　所以，我不希望阮铭先生歌颂《两国论》而成为李登辉欣赏的大陆文人；很反感曹长青先生巴望“大共王朝”因与美军开战，而像当年“大清王朝”被日本海军战败导致分崩离析，（因为当年清王朝尽管腐朽黑暗，日本侵略中国绝对是罪行）；最悲哀张伟国先生对美军炸毁中国驻南大使馆幸灾乐祸，并鼓吹将学生的爱国热情诱导到反政府的运动；很感叹魏京先生忘记在牢里营养不好掉了牙齿，而主张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更痛心一些说“洋话”的中国人，用一种冷讥热嘲的态度谈论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黑暗和落后……

　　当然，我不是民运人士，许多想法大家会有差异，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是“同类项”；作为香港人，也同样热爱自由和关心民主。香港人比较喜欢王丹，因为他多几分诚实，多一点中国文人气质；知识分子比较欣赏王军涛，就算政治见解不尽相同，但他一直默默研究中国发展中的问题。

　　在告别廿世纪之际，在台海风云突变多事之秋，在国家兴衰的关键时刻，我们祈望中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更广泛团结一切爱国的人们；同时也反省自新，并且尽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我们也祈望海内外的知识分子都做头脑清醒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这，需要明了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格局和各国发展仍不平衡，各民族处于不公平状况的残酷事实；需要正确对待目前中国的缺点和成绩，总结廿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需要正确对待个人和民族的命运，准备为廿一世纪的改革和进步注入一股清流，并贡献自己力量。

（注：写于1999年初冬，在小读者群传阅。）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