毡帽下的灵魂
阿Q戴的是乡下农民载的那种毡帽，“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从重视细节的真实和注意人物形象的准确这个角度，鲁迅这样说。但是，阿Q所以是阿Q，还在于毡帽下藏着一个受创伤、被扭曲的灵魂。
阿Q，孤苦伶仃，住在土谷祠，年约三十，戴黑毡帽，披破夹袄，瘦小而很能干活。他在未庄打短工，受剥削、压迫，常挨饿，又常遭人们的嘲笑和凌辱。屈辱的生活使他痛苦，想反抗但绝对的无能为力。他因为自己是男人，所以值得自豪，应该轻视女人；因为自己有辫子，所以值得骄傲，应该看不起没有辫子的假洋鬼子。无知也带来自负、固执、保守，阿Q因而鄙薄城里人。被强者欺侮的人，回过头要欺侮更弱者，所以阿Q也有流氓习气。他的命运是：打短工，想与女佣谈恋爱，被老爷痛打驱逐，沦为小偷；后来又向往“革命”，但辛亥革命一不彻底，二不发动农民，所以不准阿Q“革命”。他的结局是被诬为大盗，枪毙伏法。
如果作者对人物仅仅这样概括、描写，也应该说已经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受压迫受侮辱的落后农民的形象来。但鲁迅没有停留于此，他继续开掘，提炼，进一步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终于发现，除了脱去阿Q的黑毡帽会露出一条黄色的小辫子外，揭开破夹袄，瘦削的身躯包裹的是阿Q的灵魂——“精神胜利法”。
在第二章“优胜记略”和第三章“续优胜记略”中，鲁迅集中笔墨，写了十个平淡无奇而又别开生面的足以表现阿Q精神胜利法的细节和生活场景。这十个场面和细节层层深入、步步紧扣。首先是阿Q自诩“先前阔”，然后自慰“我的儿子阔得多啦”；接着又认为别人不配有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后来被人打了便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当他的精神胜利法被人识破，揪他的黄辫，在墙上碰响头，还要他说是“人打畜生”，“打虫豸”时，他依然没有失败。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够能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精神胜利法是不断发展的，在第九章“大团圆”中，它达到了最高潮：阿Q被诬为强盗抓入狱，因为在“认罪书”上画花押圆圈画得不圆，感到羞愧，认为是“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又想，画得圆的是孙子，心里也就释然了。最后，糊里糊涂被示众，枪毙，他还无师自通地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二十年后能否成为另一个好汉实在很难说，但这时候精神胜利法明显是彻底失败，阿Q终于是“微尘似的迸散了”。
在作品中，形象的凝炼和灵魂的揭露是统一的。鲁迅曾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①。”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鲁迅主张“画眼睛”，反对“画头发”，正是要我们不但注意人物外部性格特征，而且应重视人物的心理特征。他说：“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②。”这话既是对俄国大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高度评价，也是鲁迅对自己文学艺术实践的经验总结，阿Q典型形象塑造的成功，便是明证。
灵魂的压抑和解脱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对人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奥秘——这是我们评论写出了让我们惊奇作品的那些作家时所说的一句话。”鲁迅对阿Q，对中国人心灵的真知灼见，的确令人惊叹不已。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时，很注意人物的“自我动机”，但他又剔除弗洛伊德学说中某些唯心主义因素，注意到社会外因对人心理机能的钳制作用。在阿Q身上，想满足欲望的力与反方向的（来自客观而寓于主观的）压抑力相冲突而造成了心灵创伤。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两种力冲突的合一，冲突的调解，也是医治心灵创伤的“止痛片”。
普通、正常的人，除了衣食住等一般生理要求之外，还需要有安全感，渴望荣誉，希望精神娱乐和进行创造性活动。所有这些生理和心理的需求，阿Q很难得到或根本无法实现。听知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阿Q也高兴得手舞足蹈，感到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但是，赵太爷不但不让他“沾光”，反给他一巴掌。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鲁迅笔下另一个人物闰土也有种种欲望，但他把一切希望都交付给神明，崇拜偶象，所以他在麻木中活动，在麻木中生存。阿Q不是和闰土一样麻木，而好象酒精中毒，充满实现欲望的活力，特别需要“荣誉”，希望人家对他尊重，就连别人的不知是真心还是讥笑的话——“阿Q真能做”，他都非常喜欢。当然，他毕竟还是受压迫的弱者，他的“自尊”与其说体现了他完整的欲望，倒不如说它只能象粘合剂一样，粘住的是欲望的碎片。赵太爷打了阿Q的嘴巴，阿Q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儿子打老子……”并且又想到赵太爷是十足威风的人物，而如今成了自己的儿子，于是破碎的欲望又拼凑在一起，自己感到得意起来……
压抑的灵魂需要解脱，需要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自我麻醉；在精神胜利法中满足“自我”，实现“自我”，这就是阿Q的解脱。这种“自我”的肯定，又只有通过“自我”的否定和“自我”的压抑，才可能实现。所以，当赌徒抢走阿Q的钱，以往自慰的方法无法使他解脱痛苦，便“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尽管人格的自我分裂是多么可悲，阿Q还是又一次战胜了自己，心满意足地躺在土谷祠，睡得很香。
阿Q头上的毡帽并不妨碍阿Q这个艺术典型超越阶级而成为病态社会的精神典型。鲁迅“砭锢弊常取类型③”，他要写阿Q，正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④”。外国列强的大炮轰开腐朽的封建帝国大门以后，米字旗、星条旗、三色旗，太阳旗在神州大地骄傲飘扬，“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道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⑤。”龙的子孙自信而坚实的心被钢铁压碎了，精神胜利法粘住民族心理的碎片，又象病毒一样溶入被奴役者和一部份反叛者的血液里，时代病在愚昧落后的国民中流行，泛滥成灾。阿Q精神，实际上也是民族灵魂被压抑而消极解脱的产物；在国民心灵的创伤上产生了对旧日光荣的梦的迷恋；现实中不满足的欲望变换了形态而从精神上表现出来。但是，对整个民族来说，它甚至没有鸦片的两重效能，它是中华民族肢体上古老而新鲜的“痛疽”。它存在的唯一积极意义是，使每一个健康的细胞感到痛苦和不安。
鲁迅长期“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⑥”，这种摸索是痛苦的，因为这些灵魂如地狱一样黑暗。不透气的铁屋，当它被具体化为心象留在作家心灵深处时，作家的负担是那么沉重，自己的灵魂也受到压抑。只有当他“呐喊”出来，压抑的灵魂才得到自由，积极解脱。
厨川白村曾说：“经过‘生之痛苦’而完成作品时，其喜悦正如同母亲生产后一般，当完成了自己生命的自我表现欲望后，作家也有脱离压抑作用而得到创造胜利的欢喜⑦。”
作为个人艺术创造的成功，鲁迅是有理由感到喜悦的。但个人的解脱不等同于社会的解脱，鲁迅以改革社会为己任，他多次感慨自己针砭时弊的文章不能与时弊一同灭亡。而且，鲁迅不把艺术创作仅仅看作“自我冲动”、“自我满足”，他写小说更是要提出问题，揭出痛苦，引起国人的注意和疗救。现在，我们生活中某些角落，还依稀可看到阿Q的影子，但潜藏在中国人无意识心理深处的阿Q精神毕竟已被鲁迅挖出来晒太阳。《阿Q正传》启迪人们：精神胜利法消极地实现被压抑灵魂的解脱，它是屡战屡败的思想武器。民族的自我发现，是觉悟的第一步，自信心才能逐渐恢复；自我批判即是民旋新生、解放的伟大进程。
阿Q的象征
听说前些时有一位文学的老前辈，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大家研究鲁迅作品极不认真，没有全面、深入、细致地研究。他还举了一个例，说阿Q应读为阿Quei，而大家都不注意，继续读阿Q。长期以来，鲁迅的研究确有某些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倾向，所以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举的例子似乎值得商榷。鲁迅把阿Quei简称为阿Q是另有用意，另有象征意义。看，“Q”不是象一个光人头拖着一条小辫子吗？鲁迅感慨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将来还可能出现“阿Q的革命党”。语气虽含讽刺，但对“革命党”他是既否定又肯定，因为出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作品中有一段叙述：
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
“不好”是反语，实际是“好”的革命党。把辫子盘上的，从赵秀才、赵司晨到阿Q和小D，都不是革命党的“坚决派”或“同情派”，前者投机，不剪辫子为留后路，后者朦胧，阿Q们渴望改变现秩序而使自己在变动中得到好处，得到他平时想而不能得到的东西，但对传统的猪尾巴还视为传家宝。“好”的革命党最多也只能强令剪辫子，革命成功了，辫子也没有了。阿Q被冤入狱，要他画押伏罪的法官便是“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掉了辫子象征“革命”成功，那阿Q一定要成为阿O——“阿Q要画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圆圈“合缝”，阿Q画完O，脑袋也随之丢掉。他终于死在“咸与维新”的把总举人老爷之手，莫名其妙，冤矣枉哉。“大团圆”的结局便是阿Q丢了光头，“革命”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鲁迅说这不是“随意”给阿Q的，历史是如此，结局也只能如此。
阿Q的象征意义，还可以从鲁迅一段话中得到印证：“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⑧”。阿“Q”正如传神的意笔画，他的毡帽让地保拿去做押，我们可以看到他拖着小黄辫子到处跑。如果把阿Q再变成阿Quei，反会显得累赘，又妨害了文字的象征意义。那位老同志的依据虽然出自《阿Q正传》第一章《序》，殊不知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过：“……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胡乱加上一些不必要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在序中，阿Quei——阿桂或阿贵的考证，不过是顺便嘲弄那些假趋风雅的人俗不可耐，起名字时颇费苦心，而主要用意却在于从“Quei”过渡到“Q”。鲁迅选择Q这个字母是费了心思，意味深长的，“他就觉得那Q字上边的小辫好玩⑨”。阿Q，已成了颠扑不破的名字——更准确说当然是称号或浑名——他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在文学史，一样都成了不朽的典型。鲁迅说：“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浑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浑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⑩。”鲁迅正是这样一个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和深刻博大的作者。
《阿Q正传》中的小D，不论“名”与“实”，也富有象征意义。作者说：“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 阿Q与小D在钱府照壁前“龙虎斗”，小D说：“我是虫豸，好么？…”这便是十足的小阿Q。紧接下去的那一段描写，更可看到小D是阿Q的影子，阿Q是小D的声音。第八章写小D与阿Q一样用竹筷把辫子盘上头；在赵府遭抢时，小D与阿Q在黑暗中碰上一起，一起逃，一起转弯，这不是笔墨的浪费，而寓着作者的深意。小D是阿Q的继续和发展，这意味着阿Q死了，未庄社会不但依然有阿Q的影子、阿Q的声音，而且还有新阿Q。阿Q精神过去存在，现在它也没有完全死亡。阿Q和阿Q精神——这就是社会现实的象征性典型，也是文学象征的现实意义。
幻想与幻觉
中国现代文学幼年时期，许多小说“技术幼稚”，“往往留着旧小说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 鲁迅认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所以他在改革、发展中国旧小说形式的时候，注意吸收运用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结果，他的作品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读者的心，“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阿Q）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火象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这段文字就是阿Q的意识流动。他的幻想，表明了阿Q式的革命的实质。看了这些，人们决不会简单地，如李希凡同志所认为的，“为受尽凌虐的阿Q情绪振奋而感到激动”。 阿Q对“革命”的憧憬，鲁迅分明采取了讽刺的否定态度，他独具慧眼之处并不在仅仅认识农民的革命性，而在于认识（或说是预见）阿Q——农民革命虽对原有封建秩序反抗和挑战，但结局总无法真正打碎封建机器，仅仅完成历史情形的循环报应。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设想农民革命成功后，阿Q当了未庄大队书记，他会干些什么！马克思是这样评价1848年“法国农民方面的二月革命”的：“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是反映出笨拙的狡猾、奸诈的天真，矫揉造作的高超的象征，是深思熟虑的迷信，是打动人心的滑稽剧，是荒谬绝顶的颠倒时代现象，是在世界历史中的玩笑，是文明头脑难以了解的象形文字，——这一象征显然带有文明内部野蛮风气的那个阶级的印记。” 这段优美的讽刺文字，放在“阿Q革命”身上也是恰切的。鲁迅通过阿Q的幻想而进行人物思想、性格形象的描写。实在不同凡响，与马克思这犀利的政论异曲同工，都是表达深刻思想的生动文字。
旧小说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多是写概念的抽象思维，缺乏形象性，所以显得不生动，不自然，不深刻。鲁迅深知文学必须用“形象”来表现人的心理状态，才能取得真和美的艺术效果。他写阿Q被解去枪毙游街示众，痛苦的生命将终结时的心境，也是一段精心设计，惨淡经营的文字：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砍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象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作者恰到好处的经过回忆、幻觉、联想，形象地展现阿Q的痛苦和恐怖感，并以此象征地暗示社会吃人的凶残本质，从而也使人物的表现更加生动，作品更加丰满。
近年来，我们的文学对人内心世界、人的潜在意识的探索才逐渐重视。其实鲁迅等一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早就很注意这些。人的潜意识是一个含意很广，有实际内容的概念，包括一个人的先天遗传，种族特质，长期形成的内心愿望，情欲、创伤的回忆，遗忘、追念、感情的忏悔等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人们尽管会本能地掩饰这些活动，但它们常常通过幻觉、幻想或其他心理活动流露出来。鲁迅善于细微、敏锐和深入地观察和捕捉人的心理活动，他在描绘阿Q的潜意识时，又把社会环境对人的意识的决定性影响联系起来，从而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鲁迅善于“采用外国良规”，不生吞活剥，加以融会贯通地发挥的艺术实践经验，对于现在我们文学艺术的发展，还是很有教益的。
讽刺的艺术
讽刺是鲁迅常用的艺术手法，它能产生其他艺术手法不能有的美感和艺术力量。讽刺也贯穿《阿Q正传》全篇作品。作者讽刺的锋芒直指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封建统治者及满清的遗少遗老，直指封建没落意识，封建伦理以及“国民的弱点”；直指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及投机革命者。
鲁迅讽刺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中，阿Q发迹了，未庄人对他另眼看待，专心致意听他谈城里杀革命党的壮举。阿Q“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 ……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边”。鲁迅“夸张”地表现未庄人麻本不仁，愚昧无知的状况，讽刺他们好奇而胆小怕事的病态心理。
“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反语，也是讽刺的方法之一，在这里鲁迅嘲笑了封建统治者及其帮闲文人的夜郎自大。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可以做圣贤的，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似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这里不但用反语，而且运用逻辑学上的归谬法，讽刺并驳倒唯心史观。
无论讽刺的具体手法是什么，都必须以真实为依据，在《什么是讽刺》一文中，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鲁迅写假洋鬼子的假辫子，是为了“立此存照”。辛亥革命前，假辫子在半截子维新派留学生是常见的事情。好了，对照辛亥革命后假洋鬼子“白着眼睛讲得起劲”说：“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 否则早已成功了。”这时拿出那假辫子的“照片”，对高谈急于革命的“革命家”无疑是一大讽刺。作者“给它特别一提”，确实就很动人地暴露出假洋鬼子投机革命的心理和可憎面目。
阿Q是作品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精心塑造出来的一个有机的，完美的整体，所以作者把讽刺锋芒指向其他对象时，总是先把笔落在阿Q身上，然后生发开的。阿Q调笑小尼姑后回土谷祠睡觉，年过三十的男人思恋异性本也是生理与心理的正常现象，但阿Q却是这么想：
……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鲁迅讽刺揭示了阿Q封建落后意识，自然而然地将它与封建统治阶级观念联系起来；紧接着后面的一段所谓认为女人是祸水的讽刺议论，更把矛头直指荒诞的反动的旧史学观点。鲁迅抓住阿Q的生活发展逻辑和性格发展逻辑，在叙述议论时：总联系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讽刺的机会。结果，一箭双雕，妙语如珠，无论内容或形式，都能妙趣横生又浑然天成，毫无雕琢的痕迹，做到和谐、自然、统一。
鲁迅说过：“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德语怪诞的意思）。”未庄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赵太爷和假洋鬼子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阿Q、小D、王胡等则是落后的民众，鲁迅用精炼、夸张的笔墨，形象而艺术地写出这一群人的真实，作品自然就充满讽刺气味了。赵府晚上照例不准掌灯，例外本有二，一“是赵大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Q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第三个例外是为了想向阿Q“买一件价廉物美的背心”，那天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作者用平朴简洁的语言，照实写乡村土财主的生活习惯，便入木三分地讽刺了他们贪婪吝啬，刻薄成性。这一切又发生在现代社会中落后、闭塞、愚昧的地方，所以比起儒林外史严监生临终看见点燃二根灯蕊而不肯咽气的典型细节更显得荒谬而真实，可笑又可悲。
幽默——血泪里的笑声
幽默在中国文学中是“冷门”，过去有不少“油滑”的作品，但真正称得上幽默的作品却很少。老舍的作品算是充满幽默感，虽然他自己承认其中不少流于“油滑”，但更多是“含泪的微笑”。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读了《阿Q正传》笑得流下眼泪，这便是幽默的艺术魅力。鲁迅称赞马克·吐温是幽默大师，但他的作品如同传统的幽默作品，虽表现出辛辣的讽刺，却也表现了一种滑稽的情趣。鲁迅的幽默有着一种更深沉的东西，我们看到的不是“含泪的微笑”，而是隐藏着痛苦，却装出玩世不恭的面孔，嘲讽冷笑着。有人误解鲁迅“三个冷静”，其实他冷眼看着人世间时，热血热泪正往心里流。
第五章《生计问题》中，阿Q因为被雇主们象回复乞丐一样赶走，怨愤溢出胸间，不能“向强者反抗，便在弱者身上发泄。”鲁迅用幽默笔调写了阿Q与小D的“龙虎斗”，“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下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这简直是一段优美的抒情文字。鲁迅决不是那些称“好，好”的看客，为什么要这样写？把六十年代美国兴起的“黑色幽默” 拿来对照、分析、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这个问题。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这样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兵：“他们蹒跚的跛行可能意味着在一只腿上布满了由伤疤的结缔组织构成的锦缎和浮雕——有多少女人曾经看见了这些又躲开了？——他们很想把咽喉上的疤痕象华丽而俗气的战争勋章一样谦逊地隐藏起来；他们的舌头从面颊上的一个洞口伸了出来，由于这张额外的嘴巴，他们将永远不能再讲什么悄悄话。”这就是黑色幽默的笔法。黑色幽默是一种在思想情绪上是黑色的东西与幽默的东西结合。美国学者奥米德曼认为它是一种“把痛苦与欢乐，异想天开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的喜剧。它要求同它认识到绝望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似乎能以丑角的冷漠对待意外，倒退和暴行。”一般说：黑色幽默的特征是嘲笑痛苦和不幸，强调世界的荒谬，社会的疯狂。但是，它对社会和人生并不是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的，大多数黑色幽默作家都是一些关心现实，并且对现实的荒谬有一定深沉的恼怒和悲痛的人道主义者，不过他们又多是讲笑话的悲观主义者。早期的鲁迅与这些作家有一些共通之处，但也有所不同。鲁迅有过寂寞、苦闷和悲愤的情绪，可是他看到社会的荒谬后，勇敢呐喊，震撼铁屋。他给许广平写信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鲁迅与那些作家最大不同之处还在于直接勇敢置身在中国解放运动中，并认识到“为达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
黑色幽默作品《结局》一剧的人物耐尔从垃圾堆里伸出头说：“再也没有比不幸更可笑了。”这正好可以与《阿Q正传》的结尾比较：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囚徒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前者的“可笑”，作者是悲愤至极而故意用荒诞的话说的。后者的“可笑”，鲁迅不仅是悲愤，他揭示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是没有唤醒民众，发动民众，到头来民众依然是麻木愚昧，依然是“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民众的落后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在这里是互为因果的。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曾说，他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他认为，作为作家应关心“活着的”，而无须为着死去的做“痛苦流涕的文字”。从这些，我们看出鲁迅为什么不抚着阿Q的尸体痛哭，流出多情而廉价的眼泪。鲁迅的眼睛是盯着那些活着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对这些人关切而不放心。《阿Q正传》最积极的意义恐怕也在于此，——这也是伟大的思想家超越一般人的地方，我们应该根据这一点来理解《阿Q正传》的幽默。
①《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②《集外集·<穷人>小引》。
③《伪自由书·前记》。
④《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⑤《坟·论睁了眼看》。
⑥《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⑦厨川自村《苦闷的象征》。
⑧《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⑨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⑩《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⑾《且介亭文集·寄<戏>周刊编者信》。
⑿《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⒀《深深地培植在被压迫农民的沃土里——鲁迅小说中革命民主主义的一个探索》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80年1期。
⒁《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429页。
⒂本文提到的黑色幽默主要是参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的《外国文学动态》79年9期陈焜编写文章《黑色幽默， 当代美国文学的奇观》有关资料也多是从这里引来。另外，引文中的着重号，是笔者加上的。
⒃《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改定
原刊《韩山师专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