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文学巨著《红楼梦》，未走进红粉朱楼的大观园之前，我们神游于浩茫的广宇。拨开神秘的迷雾，越过大荒山、无稽崖，在青埂峰下，有一块不寻常的石头，一块会说话的石头。据说，这是女娲炼石补天遗下的。这块石头，后来又“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它那层层密密的五色纹理，不要看作大自然向地质学家显示的信息；它，熔铸着一个“人”的曲折的命运，是思想性格和命运的双重象征；是紧系着红楼主人身价地位的命根子，也是他行动的沉重负担；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宝贝，也是“诗礼簪缨之族”的祸胎。然而，它似乎又什么都不是。它不过是历史的见证者，在幽深黑暗的王国，看过群星的灿烂和陨落，还有那燃烧的灵魂的碎片。……
中国最后一代的封建王朝，恐怖在黑暗中显格外庄严。历史好象也失去它的耐性，骚动、镇压，又归于不安定的平静。扑入眼帘的，还是停滞了三千多年的封建鬼魂；刺激耳鼓膜的，仍是临终病人轻微而沉重的呻吟声。陈腐和糜烂，使天空变得灰暗，失去光彩。污血和脓汁，淹没了大地的胸口，心脏跳动几乎停止。不要说话，不准说话，康熙、雍正、乾隆……那阴骘恶辣的窥伺镜注视着所有颤动的嘴唇，大清帝国的法律并不比西方中世纪野蛮律法文明，左手不安份，右手也要一起砍掉；舌头越出嘴唇的界限，连同舌根一起剜出。万马齐瘖，万籁俱寂，呜呼哀哉，太平盛事。康熙皇帝有理由充满自豪：“今天下小大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①。”这是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还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考证，争议，历史学家面红耳赤。会说话的石头没有打开，它闭上眼睛在做梦；但在一连串沉沉的噩梦中，还不时闪现着微茫的光波。
在无边的黑暗中，在交织着“荒唐”和“辛酸”的梦里，光波还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向我们展现各种不同的色彩，就如国画家用不同浓度的纯黑墨水却能绘出山水的色彩一样。黑色，高贵而庄严；但统治者又喜欢用更高贵的黄色装扮自己的龙袍。血是红的，三公卿相文武百官的顶子因而红得发亮。在绿色的原野，堆着劳作者和反抗者的白骨。生活的图卷如此绚丽多姿，历史的色彩就是这样鲜明丰富。腐朽的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蛀空，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古老的土地播下种籽。但是，森严的封建等级的铁幕和温情脉脉的宗法式薄纱把这一切笼罩着，遮盖着。于是，据说还是“昌明隆盛之邦”，而且还有“花柳繁华地”，还有“温柔富贵乡”。……
石头，不甘心沉默，它渴望和向往着。它不但变成五彩晶莹的美玉，而且“缩成扇坠大小”，被含在一个婴孩的口里。降临到“红尘四合，烟云相连”的人世一一贾府。
一个含玉而生的婴孩，在贾府内外轰动一时，有人道怪，有人称奇。他似乎有注定的幸运，因为父亲贾政是荣国府当权的统治者。姐姐元春是皇帝的贵妃，再加上生母王夫人视为命根，老祖亲史太君更是心肝宝贝似的抱在怀里，疼在心里。于是，荣华富贵的道路已经在他脚下展开：高官显爵，珍珠宝贝，娇妻美妾……。这一切，大概与衔在口里的玉有不解之缘，所以他响亮的名字就叫宝玉。他应该是双料的孝子贤孙。元春希望玉“能成器”；家政希望他懂得“仕途经济”，日后“光宗耀祖”；宁荣二公的鬼魂，也把功名奕世富贵流传的家运寄托在他身上。宝玉啊，宝玉！“外表煊赫内里干枯”的荣国府，需要这样一个维持振兴家声的接班人！因此，他必须在权利与义务的天平上保持平衡。
但是，宝玉不满自己的奇异，他是那样天真地希望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林妹妹并没有一块象“宝玉”那样的“罕物”，因而急得他狠命地摔掉“宝玉”。贾母急忙搂住制止：“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然而，宝玉有他哭泣的理由：“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们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红楼梦》第三回52页：引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新版，以下只注明回数页数。）
有人说：“ 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玉和欲谐音）②在第廿五回，那和尚、道士也叹息声色货利迷人，通灵宝玉被玷污失去精彩的光泽。宝玉不喜欢“玉”，后来又丢掉“玉”，岂不是为了去除“生活之欲”？其实，人总是热爱生活的，马克思说：“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问题只是生活中既有清流也有浊流，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贾宝玉追求的是做一个真正的普通的“人”，他有正常的“生活之欲”，面对违反自然，违反人性的现象很不满意。如果要解开“宝玉”的象征之谜，还应该从宝玉的心灵深处来剖析。我们有理由说，“宝玉”象征了他那颗纯真的善良的心。
童年，是在珠光宝气中开始的。他愿意永远生活在童话的世界，永远怀着一颗童心。到了成年晓事，他仍象小孩子，希望和姐姐妹妹们相聚一起。人，为什么要长大！他被他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紧缠着，被他所不能实现的想法逼恼着，被他所不能捉摸的“无常”（鲁迅语）惊扰着。他只能感叹，只能遗憾，在封建社会里，年龄的增长使许多人思想性格发生变异，丧失原来纯真的面目。宝玉又喜欢立誓，他的誓词全然是小孩的语气。他对史湘云说：“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践踹！”（第廿二回305页）他对黛玉说：“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在池子里，教个癞头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第廿三回326页）他对紫鹃说：“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进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般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第五十七回806页）小孩子的傻话，赤子的心，证明他的执着和真挚。
如果在人类的灵魂中，哪怕还隐藏着一个谜没有被人们猜破，人们就会因此而坐立不安，羞愧不已。有的人要猜自己的谜，有的人却要猜别人之谜。贾政急于知道的是宝玉命运的究竟。宝玉尚在襁褓之中，贾政“便试他将来的志向”，摆出许多东西叫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封建卫道者贾政气得大骂，将来准是“酒色之徒”无疑。（第二回28页）宝玉从小在姐妹丫环群中长大，常见这些女人用的东西，所以做出自然的姿势。如果说这是宝玉幼儿的本能习惯，那么，待到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消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第二回28—29页）则出自有依据的理性。人之有男有女，男女互相依存，彼此平等，是最正常的自然之理。第卅一回中，史湘云与翠缕关于阴阳有一场有趣的讨论。原来符合自然辩证法的朴素规律，一经从自然引入社会问题，便将自然法则作为社会关系合理性的“注脚”。于是，在以男人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人是主子，女人是奴隶被解释成了铁的法则。经济政治因素的变异，封建宗法制形成，使男女之间社会关系产生异化。在宁荣二府，男人主子不必收敛乌鸦的翅膀，老头儿贾赦还可以公开纳妾蓄婢，既有娇妻又有美妾的贾琏还可以半公开诱迫奸淫府内外奴仆妇女，而对这些丑恶行为和违反人性的罪过，正统的卫道者贾政却不曾吭声。然而，在那些女奴隶中，鸳鸯以抗婚表现出宁折不屈的独立人格；紫鹃在黛玉受“风刀霜剑严相逼”时是姐妹般的诚实朋友，晴雯处处表现了纯洁芬芳、高标贞烈的品格；他们的心灵闪烁着善良、朴实，贞洁的星光，呈现出优美的人性。这一些，促使宝玉做出贾政无法理解的事情，促使宝玉大唱数千年历史的反调，为人性的复归谱写了序曲。
建封礼教的核心结构是森严的等级制。人与人之间，构成了宝塔式的等级关系。大主子压小主子，主子压奴隶，奴隶总管又压小奴隶，“宝塔”的层次就是这样形成的。根据贾府的规划，“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宝玉虽不喜欢贾环却不要贾环怕他。宝玉对待迎春，探春、惜春，不论嫡生庶出，一视同仁。对待大婢女小丫环，更是乐意平等相处，只恐怕她们把他看作“宝二爷”，让冰冷的宝塔投影淹没了融洽的气氛。有一次，袭人不满宝玉与黛玉、湘云过份亲近，一面向宝钗发牢骚，一面对宝玉弄性撒娇，故意不理睬宝玉。宝玉非常恼恨这种作法，却不愿“拿出做上的规矩来镇唬”，认为这样“似乎无情太甚”。正如前人所说：“惟圣人为能尽性，惟宝玉为能尽情”，并认为宝玉之情是“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③。宝玉是从人情出发来看待和对待人与人的关系的。如果说这种人情是正常自然的，那么，它应该就是人性异化的对立面。
建封礼教的核心结构是森严的等级制。人与人之间，构成了宝塔式的等级关系。大主子压小主子，主子压奴隶，奴隶总管又压小奴隶，“宝塔”的层次就是这样形成的。根据贾府的规划，“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宝玉虽不喜欢贾环却不要贾环怕他。宝玉对待迎春，探春、惜春，不论嫡生庶出，一视同仁。对待大婢女小丫环，更是乐意平等相处，只恐怕她们把他看作“宝二爷”，让冰冷的宝塔投影淹没了融洽的气氛。有一次，袭人不满宝玉与黛玉、湘云过份亲近，一面向宝钗发牢骚，一面对宝玉弄性撒娇，故意不理睬宝玉。宝玉非常恼恨这种作法，却不愿“拿出做上的规矩来镇唬”，认为这样“似乎无情太甚”。正如前人所说：“惟圣人为能尽性，惟宝玉为能尽情”，并认为宝玉之情是“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③。宝玉是从人情出发来看待和对待人与人的关系的。如果说这种人情是正常自然的，那么，它应该就是人性异化的对立面。
按照贾政的生活逻辑，读《四书》《五经》加做“八股文”等于“功名仕进”，等于“光宗耀祖”的孝子贤孙。这正是规定宝玉成长的公式。偏偏宝玉“平素深恶此道”，他不但“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并且揭穿八股文是“沽名钓誉”的骗局。他“不希罕那功名”，对“仕途经济”痛恨，表明已经从对封建礼教的不满，进一步过渡到对封建社会制度的不满。封建制度禁锢人性，摧残人性，毁灭人性，而宝玉却有了人性解放的朦胧觉醒，要求人性的复归，要求人的“人化”。根本的对立，封建道统与它的叛逆者矛盾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宝玉反对一系列的封建制度——包括婚姻制度、科举制度、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都是在人性解放的初步觉醒这一核心性的思想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然而，宝玉毕竟不是思想家，他的思想表现在感情，融化在性格，体现在行动，而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所以，他并没有被人视为清王朝的“不同政见者”，人们仅是拼命嘲笑他是“行为偏僻性乖张”的“傻瓜”。可是，“傻瓜”的愚蠢不肖却是非凡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曾引用老卡莱尔的话说：“当上帝想创作某种伟大业绩时，他总是挑选最愚蠢的人去干。”贾宝玉干他那种离经叛道的业绩时，当然又不同于李逵这类造反实践家。他毕竟是个“银样蜡枪头”的贵族公子，“在内帏厮混”的“富贵闲人”。也恰恰这一些，宝玉这一形象更体现出艺术性格典型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
宝玉“崇女权”、“尚平等”、“反科举”，却又软弱无力，只能叹息，怨恨自己“为什么生在这候门公府之家”。但是，这种软弱又充满力量。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他用“天然”之说打败了贾政“人力造作”之说，“人力造作”可以说是“天然”的异化。贾政无话可说，只能老羞成怒喝令“叉出去”。贾政对宝玉叛逆性格的萌芽早就敏感地认识到，待到发现宝玉的行为是所谓“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芜学业，淫辱母婢”时，就考虑到他会发展到“弑君杀父”，甚至说：“不如趁早一发勒死了，以绝未来之患！”（第卅四回）父与子的冲突，就在这矛盾而丰富的历史内容中展开，爆发。
贾政与宝玉冲突的胜负得失，一明一暗，表现了不同层次的立体效果。宝玉是形式的失败者，他一碰到贾政就“如避猫鼠儿一般”，听到贾政一声叫唤，也“不觉打了焦雷”，童贞的心理受到非自然的伤害。但在根本意义上，贾政无奈宝玉何。宝玉为了金钗儿、蒋玉菡这些丫环戏子，被打得“皆是血渍”，“由臂至胫，或青或紫，或歪或破竟无一点好处。”但他还说，“就便为了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卅三回457页、第卅四回464页）这种双层次的矛盾结构回旋起伏贯串全书，既委曲又缜密，体现了艺术形式的错综美和生活内涵的丰富性。
宝玉是渴望蓝天的小鸟。他稚嫩的心灵没被封建罗网捕杀，是因为尚有回旋的余地。封建家族内各种矛盾错综交叉在一起，使本来紧绷着的罗网有很大的弹性。封建的神秘观念使贾母对宝玉特殊溺爱而构成温暖的保护伞。王夫人以自己的利害关系为重要内容的母爱，无疑又是缓冲的屏障。贾政因金钏儿事件及掩护戏子琪官出逃王府一事而大怒，吩咐将宝玉拿住，命令“拿大棍，拿索子捆上”，将他“着实打死。”贾政嫌小厮们“打轻了”，自己“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这个时候，王夫人闻知赶来，“抱住板子”，又哭又闹，贾政也只得“长叹一声”，“泪如雨下”，丢掉了板子。到了贾母介入时，贾政更是“灰心，后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第卅三回）因为这样，保护伞和屏障构成安全的“栖居地”，叛逆的小鸟可以籍此候机，等待翅膀的成熟。
大观园也是特殊的“牺居地”，是人物特殊的行动环境。它是两道不同平面的轨迹交叉运动而形成的一个半封闭的立体空间。它产生的隔离效果有非凡的张力，使这出历史性的家庭悲喜剧演得更加有声有色。
大观园可以说是女儿国的特殊领地。除了宝玉，住的全是贾府本家及亲戚的姐妹，和她们的亲随婢女丫环。前面说过，宝玉的童年是在贾母与王夫人的保护伞下度过，使宝玉暂免遭贾政毒手，并造成宝玉在“内帏厮混”的特殊生活习惯，如果说这使他不会过早受社会腐化的毒菌危害而保持童贞，对性格的形成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话，那么，逐步成年时能在大观园中生活、读书，从某种意义来看，使宝玉有一个精神净化的环境，发展了对黛玉的纯真的爱情，这对他思想性格的发展就更有特殊的意义。花袭人这只敏感的封建叭儿狗，后来也正因为这样而进言王夫人“君子防未然”，劝说“还教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第卅四回467页）贾政在宝玉入园前训了一大场话，宝玉“连连的答应几个‘是’”。但进园后远离了贾政这只封建正统的老猫，离经叛道的小鼠儿当然更自由。每日，宝玉就只和姐妹丫头们一起读书写字，“弹琴下棋，作画吟诗”，“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过得十分快乐。有些读者不能正确理解大观园的生活。象俞平伯批评过的“消闲派”，他们读《红楼梦》“有一点态度却是大背作者原意。他们心目中只有贾氏家世底如何华贵，排场底如何阔绰，大观园风月如何繁盛，于是恨不得自己变了贾宝玉，把十二钗做他妻妾才好④。”诚然，大观园里楼台亭阁，奇花异草，翠屏锦嶂，曲径清流，连贾妃也感叹奢华过费，“真系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贾宝玉也挥毫写下“眼前春色梦中人”，“玻璃槛纳柳风凉”，“静夜不眠因酒渴”，“扫将新雪及时烹”这样的春夏秋冬四时生活的诗，表现了“富贵闲人”此时感到“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他一方面是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的大胆叛逆者，但另一方面又是喜欢酌酒赋诗，消闲玩乐的寄生生活的公子哥儿。《四时即事》诗正是作为贵族公子生活的写照。但是，大观园又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样存在着污秽、眼泪，挣扎和反抗。且不说贾府统治者在大观园设暗探，伸魔爪，单就行动自由来说，大观园又是变相牢笼。宝玉终日在这小圈子里，不能随意到外面舒畅地呼吸新鲜空气。他希望扩大生活的领域，渴望围墙外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人。“他自知‘富贵’二字不啻遭我荼毒了”。以前，当别人为元春选中贵妃而得意热闹时，“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现在，在大观园内也“静中生烦恼”，“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有人评论宝玉说：“他永远是一个陷身于女于重围的孤独者，热闹环境中的寂寞人。⑤”这概括出他的某些精神面貌。不过，大观园虽然束缚他生活的视野，限制了叛逆性格的发展，但从某种意义来说毕竟是宝玉“情”的世界，“爱”的天地的寄托之所，使他的思想感情得以升华净化。
从半封闭空间引出的思想曲线无法直接为未来划出一条金色的道路，可是在这块敏感的土地能持久地听到历史悠远的声音和真诚的回声。大观园有较宽绰的间隙和弯曲的渠道。贾宝玉从而方便地弄到古典文学和哲学的著作。尽管宝钗批评他是“整日价杂学旁收”，但他从中都汲取了精神上的营养，并获得了思想的批判武器。
贾宝玉朦胧的人性解放的觉醒，当然是在当时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但它不是时代精神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历史的折光反射。它有别于欧洲新兴的市民意识，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和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传统源远流长，《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不乏同情被压迫和被侮辱损害者（特别是妇女）的佳篇杰作，其中也透露出一些个性解放的呼声。宝玉不喜八股文，喜欢诗词曲赋；不读《大学》《中庸》，却看《西厢记》《牡丹亭》这类杂书，受到艺术的熏陶和思想的影响。他对历史上那些反道统者更是神往、推崇、并在行动上产生相似的振幅。宝玉那种愤世嫉俗，与腐朽势力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可以说是与屈原斥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的战斗态度一脉相承。他的《芙蓉女儿诔》吸收了《楚辞》里大量的意象词语，寄托了自己爱善憎恶的态度，并用以表现对叛逆女奴与恶浊势力斗争的同情，倾诉了自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宝玉的“潦倒不通世务”，“有时似傻如狂”，与阮藉、嵇康有相似之处，不同者在于他不是为了政治避祸而纯粹是思想情绪的反抗。他的人情观又接近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天理”“人欲”思想，但更落实到日常的待人接物中。而从人物形象的历史内容来看，宝玉更比追求个人幸福的张君瑞、柳梦梅高出了很多。宝钗曾指责宝玉“无事忙”，封建统治者更认为他是“无故寻愁觅恨”，其实他“寻愁觅恨”所“忙”的，都是围绕发现“女儿”们的“人”的意义，认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人格，要求“女儿”们能过着有情有爱的“人”的生活。宝玉用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作武器，与吃人的封建礼教拼搏，但却具有《红楼梦》式和贾宝玉式的特点。这种拼搏表现在大观园日常生活上，表现在精神领域里，更表现在爱情的天地中。贾宝玉反对封建制度，起初也不是从自己的被迫害出发，而是从同情“极聪明”、“极清俊”、“清净洁白”的“上等女孩儿”的被压迫被损害出发。他发现的，首先是“女儿”们的“人”的价值，而不是自己的价值。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比不上那些“人品”美的“女儿”。这比自我要求个性解放还先进一些，这是一种虽朦胧而却是真正的人性解放的觉醒。宝玉的思想虽没有形成系统理论，但作为历史新人和文学新人来说，已经完成一个飞跃，一个大有别于屈原，嵇康，阮藉或张君瑞、柳梦梅的飞跃。
大观园里，有一个少女，她“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第三回5I页）她象是沉浸在一种美丽神秘的忧郁中——“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泪光点点”的含情的眼睛。她的神情，显露出聪明颖慧，才华横溢，却又孤高脱俗，傲岸不羁。她，就是林黛玉，宝玉精神生活境界中的女王。如果说宝黛爱情的基因是自然的情，而反封建礼教思想是培养这种基因的营养液，那么，《西厢记》《牡丹亭》的妙词艳曲便是促进它生长的催化剂，而大观园则是温度适宜的试管。这样的譬喻，也刚好说明他们的爱情不含杂质，是那样的纯洁。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感情关系，总是从他们最早的那一次相识就开始了。宝玉与黛玉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发生了神奇的心灵感应。黛玉想：“好生奇怪，倒象在那里见过一般……”宝玉则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又说：“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第三回49—5l页）所谓前世姻缘，“木石前盟”，不过是人们无法解释的解释。宝黛这种心理反应，其实是对方的形态气质的投影射入自己的心镜而引起心膜共振，精神共鸣；也是一种潜在意识的认同感。宝玉对黛玉之爱，并不是建立在“泪债”的宿命上——那不过是一层神话之雾；他们心灵相通，思想一致，互相交心，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意志。如果说他们为情而生，倒不如说是为爱而死。人性解放的觉醒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普通的事，但对于负担着二三千年沉重历史的古代人来说，却不亚于原始人类火的发明。这种觉醒与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既是宝黛爱情的基石，又是他们爱情的墓志铭。
宝玉首先是泛爱的，他那作为“多所爱者”的出发点是“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他爱的镜头是对准美，所以，宝钗、湘云、宝琴，以至平儿、香菱、五儿都使他一时动过心。他鉴别选择男性朋友，首先也同样由美的外表引起，如秦钟、琪官这些人。但是，他爱的焦点是美的心灵、美的情操、美的思想意识。金钏与晴雯都是丫头，或枉或屈被迫害致死。宝玉在凤姐生日全家准备取乐热闹那天，自己背着众人到荒郊井台，默默无言，潸潸泪下，祭奠金钏儿。茗烟跟随宝玉多年，虽不知前因后果，却猜中宝玉的心事，说：“这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名姓，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第四十三回800页）宝玉又在大观园设供写诔追悼晴雯，诔文中用最美好的词语来描写她：“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月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姐妹悉慕媖娴，妪媪威仰惠德。”（第七十八回1131页）《芙蓉女儿诔》这篇用血泪写成的美的颂歌，人性的颂歌，歌颂的是晴雯等少女的美的心灵，而对扼杀美的统治者表示愤怒和憎恨。
在宝玉心目中，宝钗也是美的，那“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第廿八回402页）这外表美也常惹宝玉发呆。但是，宝钗美丽的外表包裹着庸俗虚伪的灵魂，她的思维方程严格按照封建大家闺秀的公式。她对宝玉说了许多“仕途经济”的混帐话，宝玉理所当然对这个冷美人冷谈了。宝玉与宝钗之间，两种不同本质的思想性格的冲突，使“金玉良缘”没产生真正的爱情，到后来“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从这里可以看出，宝玉的泛爱还是有明确的着眼点，爱的基础是真和美，心灵的真和美更是爱的核心。
泛爱与专一的爱情貌似矛盾，其实统一。宝玉对爱情从不坚定到十分坚定，他是在泛爱的基础上产生专一的爱情，而专一的爱情一经产生，他的泛爱就更加纯真。第三十六回“识分定情悟梨香院”，宝玉看到龄官情爱的执着和深沉，“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他自己爱的聚光点就越来越显现了。紫鹃谎说黛玉要南归故里，用情辞试探宝玉，遂使宝玉精神失常，发作狂病。紫鹃见他如此真情实意。对黛玉感叹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宝玉所难得者，也正是“脾气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第五十七回807页）紫鹃的这个冷眼的评价，是很有分量的。前人曾说：“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而适宝玉为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谈笑中、哭泣中、幽思梦魂中、生生死死中悱恻缠绵固结莫解之情，此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⑥。”这话是说得满不错的。
可以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在无边的黑暗中，宝玉的“多所爱”和对黛玉专一的爱情，不但代表人类希望的光明，而且如划破夜空的彗星，照出黑暗土地的卑污恶浊，照出另一类人心灵的肮脏。贾琏、贾珍、贾蓉、贾赦、薛蟠玩弄女性，“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这都不过是“皮肤淫滥之蠢物”。（第五回90页）与此相对照，宝玉的“多所爱”及其爱情，显得高尚、纯洁、可贵。马克思说：“拿妇女当作共同的淫乐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毫不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了。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⑦。”贾琏之流“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在这方面正是成为“人”自身退化的耻辱标记。而宝玉在“男人对待妇女的关系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用真情换来女孩子们的诚意，而他自己的灵魂也献给圣洁的花神。
然而，在黑暗的峡谷，人类希望之花不能结成果实，彗星殒落了，宝玉的叛逆与爱。也只是星星的碎片，迸发出几个闪灼的光点，散落在几百年来渴望光明的心田里。封建统治者又一次取得暂时的胜利，扼杀了爱，扼杀了美，扼杀了纯真善良的人性。……
所谓“金玉姻缘”，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比通灵”时金莺微露意，宝钗就是这场戏的主要演员。机敏的黛玉早就看出真中之假，他笑宝玉的憨直：“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第十九回274页）而薛姨妈已明确向王夫人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第廿八回401页）贾宝玉可以否定这种“天意”，却难以否认贾元春的“旨意”。贾贵妃在赏端午节的礼物时，宝玉与宝钗一样多，黛玉与迎、探、惜一样少。这是“遥控”贾府的统治者的表态，这一细节具有象征意义，不管宝玉多么爱黛玉，但黛玉在贾母、王失人眼里已褪了颜色。黛玉“人品才情为《红楼梦》最”（涂瀛语），却不符合封建礼教的闺范。如果说贾母看到宝玉热恋黛玉以致一时失去常态，她用咒“林家的人都死绝了”来安慰宝玉，表明对黛玉的厌弃和不耐烦，那么王夫人说晴雯的“眉眼儿有些象林妹妹”，又骂晴雯“妖精似的东西”，则是指桑骂槐式的公开对黛玉攻击和非议。在贾母、王夫人看来，联姻不但是政治行为，是经济的连结，而且是礼教的光大发扬，是神灵与统治者的意志的集中表现。
有爱的不能爱，不爱的硬要他们在一起。人们称道高鹗续书的成就在于写完成宝黛的最后悲剧。其实，那种让宝玉发疯黛玉变傻的戏剧化手法，简化了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用情节的离奇来冲淡人物形象的丰满而快速过场，无疑是与曹雪芹原意有很大出入的。但是，高鹗总算没处理成那些庸俗不堪的大团圆结局。在“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时，那边鼓乐齐鸣，“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贾宝玉没法实践自己的意志，而凤姐的“掉包儿”计大功告成，在阴谋与爱情中，阴谋胜利了，爱情死亡了，林黛玉死去了。但是，死去的爱情多少仍活在宝玉心中。这些，证明高鹗的续书，比起那一大堆“佛头着粪”式的续书，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宝玉对封建家族的疏离感，并不是如同那块玉一样从娘胎里带来的。他看见了许多死亡，许多真善美的破灭。虽然爱比恨更有力量，但恨也因爱的丧失而滋生。从金钏的悲剧到尤氏姐妹的悲剧，引起宝玉感情上的震荡和思想上进一层的思考。“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第七十回988页）这时，宝玉虽有不满，但还没有形成对封建制度和家族的怨恨。到了绣春囊事件发生，大观园抄检，司棋被逐，晴雯以“莫须有”罪名被撵，悲愤交集熬煎而亡，王夫人已让自己的残忍扯破那“慈善人”的面纱。这一切，才使宝玉大为震惊，开始对封建家族产生怨愤和憎恨；同时他也警惕起来，觉悟到花袭人原来是个配合王善保家的构陷晴雯的“耳报神”。正是一连串的悲剧，一连串急遽的突变，一连串惨痛的教训，才使宝玉的叛逆思想性格发展到空前高度。因此，尔后的黛玉之死，当然会使宝玉由痛苦，愤懑，绝望，直到彻底斩断对家族的眷恋，走上决裂的道路，以“崖悬撒手”来抹去他身上的粉渍脂痕。
据脂评所透露的后三十回（？）佚稿的情节，黛玉之死前后，有一场风雨骤至的大变故，宝玉与黛玉的精神面貌，本来应该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中，表现出雷雨闪电照亮的夺目光彩。遗憾的是，原稿后三十回散失了，续作者虽然也写了荣国府发生急遽的变化，贾贵妃夭逝，史家衰败，王子腾暴卒，又发生了把贾府抛入绝境的“查抄”。但是，续作者过分强调这个大变故的“外因”，不大符合全书情节的发展规律，还改变了原作者初衷，导演了“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喜剧，使变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逢凶化吉，“兰桂齐芳”。虽然，续书中宝玉似乎还是在叛逆的道路上前进，但留下的两行脚印却是忽进忽退，一深一浅；而且，他的脚印并不是生活的合乎规律的答案，而只是一连串令人“诧异”（鲁迅语）的问号。
什么是人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宝玉一直总是想参透这个哑谜，但一直参不透。这是宝玉的苦恼和迷惘，也使整部作品弥漫着一层“无常”的迷雾，通灵宝玉因此也蒙上忧郁的神秘色彩。宝玉在现实碰壁后，总想逃避现实，寻求精神的解脱。续《南华经》要师庄子，占偈填词要求解悟，正是希望能猜破人生之谜。在“烦恼”中，他看到“绝圣弃智”之论，便“浮藻联翩”地想到“焚花散麝……”，听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曲文，就以为大彻大悟，找到了出路。（第二十—至二十二回）但是，宝玉毕竟不是“无牵挂”的人，他本来的情性就是“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添愁”。所以，即使想到死，他也还希望死后飘浮在女孩子们眼泪流成的大河，“送到了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鸦雀可以不到，但他所爱的人的灵魂却是要到的，他与黛玉要活在一起，死在一起，永远在一起。这就是宝玉想象自己的美妙天地和梦境。他确定自己的美梦，因此，他逃避现实其实也是为了追求想象中的美好的“现实”。
在背叛封建道统的路上，“归返自然”和“全性保真”的带有道家佛家色彩的思想，成了宝玉一种推进器；也成了他否定封建道统秩序，谋取个性解放的精神武器。宝玉不同于惜春，也不同于妙玉，他的宗教观点倒是与近代艺术大师罗丹有点相似。在罗丹看来，“宗教是对世界上一切未曾解释的，而且毫无疑问不能解释的事物的感情；是维护宇宙的法则，保存万物的不可知的力量的崇拜；是对自然中我们的官能不能感觉到的，我们的肉眼甚至灵眼无法得见的广泛事物的疑惑；又是我们的心灵的飞跃，向着无限、永恒，向着知识与无尽的爱——虽然这也是空幻的诺言使我们的思想跃跃欲动，好象长着翅膀一样⑧。”然而，宝玉又不是罗丹，道家佛家的某些精神不是一对翅膀，而只是宝玉人生道路上的一对拐杖。这对拐杖又将他引向虚无的实在世界。作为武器，它又如澳洲土人的“飞来器”，发出去，回来又伤了自己。宝玉确是“富贵闲人”，却又是现实的囚徒；他是精神的闯将，却又是行动上的“无事忙”者。忧烦与想望是他精神的两个极端。一方面，他比常人更敏锐感应到封建末世的罪与恶，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与死的烦扰。正如鲁迅说：“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也屡与‘无常’见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⑨。”另一方面，他比常人更渴望真爱至美。宝玉的生活充满矛盾，因为面对罪恶，他无能为力，只能在忧烦中折磨自己。这也更使他憧憬那美好而不可得到又不知道在哪里的梦境。于是，作为《红楼梦》中活着的艺术性格典型，他就只能以见证者的角度，迸出内心的呼喊。
宝玉终于“悬崖撒手”——出家当和尚去了，他的结局使人想起《罗丹艺术论》中引用过的诗句，“如同鸟儿飞时弯折了树枝，他的灵魂摧坏了自己的身躯！”在高鹗续书中，许多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有相当的歪曲。续书一开始就搞什么“奉严词两番入家垫”，后来又让宝玉“中乡魁”，使衰败了的贾府“沐皇恩”“延世泽”；在封建僵尸上注射廉价乐观的“复兴”激素。最后，又让当了和尚的宝玉披上大红猩猩毡斗蓬来拜见父亲，以示尽“孝”；把叛逆的出家涂上封建合法的色彩，还让皇帝赐他为“文妙真人”。这实在有背于曹雪芹原意。不过从“悬崖撒手”这一点说来，宝玉的命运，正如鲁迅所说，也“止能是如此”，同样是“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⑩。”
从来处来，又到去处去，不能补封建社会之天的顽石，因为最后未能参透、悟彻，所以只能“归彼大荒”，回到青埂峰，作为历史、社会、人生与爱情的见证者，记下了奇传，记下了他挣扎的痕印。
作者让宝玉的命运从神话传说、从非现实主义开始，是为了使我们对产生宝玉思想性格的现实土壤发生兴趣；他的逃避现实的归宿，更使我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了解那个扼杀人的思想感情的时代，那个扼杀人的理想的社会。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理解现在和未来。从野兽、神和鬼、朦胧的“人”到现在觉醒的“人”，到将来共产主义的大写的“人”，这是“人”的历史发展。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 又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贾宝玉这不自觉的第一步，是历史漫长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但却是不能省去的环节。这是我们现在评价宝玉形象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意义的一根汞柱。
黛玉曾笑说：“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第廿二回308页）宝玉不能回答。这是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我们说，所贵者，他是“不肖”地企图挣脱封建精神禁锢的、具有“人”的初步觉醒的新人，是五四时代鲁迅所塑造的”狂人“的先驱 ；所坚者，是完整地熔铸着一个初步觉醒的人的命运，启示着人们永不休止地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那样一个晶莹透明的不朽的艺术性格典型 。
当然，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来说，宝玉的时代过去了。他那个时代，那个幽深的峡谷没有太阳；但多少双期待的眼睛一直在瞭望着那遥远的地平线，等待着历史的曙光。而现在，我们已经举起双手，正在迎接从东方冉冉升起的“人”的太阳，通向共产义新纪元的“人”的太阳！
附注：红楼梦人物艺术谈，由吴颖老师指导彦山与黄志鸿同学共同讨 论，分头执笔完成。定稿12篇，其中7篇刊登在《韩山师专学报》、《汕头大学学报》及其它省外专业刊物。《谈贾宝玉》、《谈王熙凤》、《谈探春》、《谈司棋》、《谈平儿》由彦山执笔；《谈史湘云》、《谈晴雯》由黄志鸿执笔，另外5篇原稿已遗失，其中2篇由彦山执笔，3篇由黄志鸿执笔，有点遗憾。
①语见《东华录》。
②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③涂瀛《红楼梦论赞》。
④见俞平伯《红楼梦辩。作者底态度》。
⑤见太愚《贾宝玉的直感生活》。
⑥涂瀛《红楼梦论赞》。
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据马恩全集(42卷)本引。
⑧《罗丹艺术论》96页。
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
⑩鲁迅《<绛洞花主>小引》和《论睁了眼睛看》。'
⑾《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三节。
⑿同注⑦。按：有些同志在批判人性复归这一论点时，老是喜欢在“复归”两字上做文章，说提出“复归”就是主
张回到“蒙昧”时代，也就是“蒙昧时代”观点等。这些同志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承认马克思自己对人性“复归”
的阐释：“……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并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但这问题此处不想多谈。
⒀有关这论点，本文的作者之一曾于1980年8月写的一篇《论贾宝玉形象的历史内容》的专文中阐述过；该文曾 有个二万字的节录稿在《韩山师专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一期刊出过，其中包括有关于这个论点的阐述。
伍彦鸿 一九八二年八月三稿
原刊《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一九八六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