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长河，经历了十年冰期，终于从坚冰中苏醒，迈出艰难的第一步，解冻了。它时而汩汩不休，如泣如诉，说出祖国的苦难；时而汹涌澎湃，怒吼长啸，喊出人民的愤慨；时而潺缓淌流，自由舒畅，唱着生活的新歌；时而一泻千里，奔腾激越，凑出时代的旋律……在这复苏时期的文学潮流中，飞溅出一朵朵闪烁着奇光异彩的浪花！
茹志鹃、谌容、张洁、张抗抗四位女作家最近发表的一部分作品①，正是这些浪花中分外绚丽夺目的几朵。她们以饱含感情的艺术魅力，拨动了读者的心弦……
一、文学离不开感情
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②。” 在否定人的感情，扼杀人的个性的年代，当然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艺术。枯燥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小说，不但是思想的牢房，而且是感情和形象的坟墓。在“十年浩劫”的文学冰河时期，作家的灵魂被扭曲，热血被冻僵，只能“奉旨”给抽象概念披上“高、大、全”的外衣，给“假、丑、恶”的理念贴上一层金薄。那些“阴谋文学”中的“人物”，尽管雄赳赳，气昂昂，三分象人七分似神，但这些干瘪的形象没有血肉没有感情，只能使人厌恶，引起反感，遭到唾弃。
粉碎“四人帮”后，文学艺术有了根本的变化。茹志娟、谌容、张洁、张抗抗这几位女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的特别欢迎，是因为她们不但敢于真实地反应生活，致力于写普通人的命运，还善于揭示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的真挚的感情波澜。
谌容在《人到中年》中，成功地塑造了陆文婷这个感人的艺术形象。陆文婷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榜样”英雄，只是一个充满感情的女医生。她外表朴素文静，内心纯洁善良；她对朋友、丈夫、儿女、对所有的病人，都充满爱、充满感情。这种感情是东方式的，是母性的化身，体现了作者的道德情操和美学理想。茹志鹃写《草原上的小路》，在杨萌身上着墨不多，但感情线条明晰，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杨萌的感情类型与陆文婷比较接近，如罗丹所认为的，“妇女多半是静静地忍受苦痛③。” 杨萌有她的痛苦和奋斗，有她的悲哀和欢乐，但都不被人注意。石均的父亲石一峰对杨萌的父亲错打成右派负有一定责任，但杨萌看到石均受家人歧视还非常同情。她的同情是深沉的、潜藏的。她对萧苔谈起石均时说：“一个人最难忍的并不是打骂、斥责，而是孤独，一种歧视下的孤独。”这是她自己多年的感受，而善良的本性驱使她对另一个受歧视的人悄悄捧出同情的心。
张洁的《用三根弦凑完自己的歌》中，史明道有富于哲理的头脑，更有一颗充满感情的心。这个年轻的小学教师在“异化”的年代失去前进的信心，有“这一代人的失败和辛酸的孤独感”，性格也变得有点暴燥而孤僻。但“信仰美好事物的能力”他还没有失掉，他感到学生需要他，所以不得不庄重地对待人生。许多无知的人总习惯于欺凌歧视弱者，而史明道对屡受欺凌的弱者——身体畸形的学生王栓却充满爱和责任感。所谓社会，就是人不能离开其他人而孤立存在，但社会的“异化”又使“别人成为自己的地狱”，使人变得孤独。但是，感情融化了人心中的坚冰，使人变得亲切，消除了孤独。给别人一点温暖的火星，往往使他心中燃起熊熊大火。生命有了活力，生活有了勇气，“断了一根琴弦的提琴也能奏完自己的歌”。
岑朗是张抗抗的《夏》中最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她用真挚的感情对待社会，对待别人，当然也希望别人用真挚来回答。这个新时期的大学生真纯洁，热情奔放，她的感情就“象充满青春活力的溪流，从悬崖峡谷间，从开满灿烂的野花的草原上，快乐地激情地奔流在大地的怀抱中……”。
无论是陆文婷、杨萌、史明道、岑朗、梅玫、郭立楠，还是女作家喜爱的其他作品的人物，都为热心的读者所熟悉、理解、喜爱或同情。这些人物的性别、年龄、个性、气质、思想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是有血有肉充满感情的人。
文学作品不仅要“晓之以理”，更重要的是“动之以情”。把文艺创作的过程表述为“表象－概念－表象”公式的人恰恰忘记艺术的认识对象首先是人，主要是人的感情。阿·托尔斯泰说过：“艺术就是从感情上去认识世界，就是通过作用于感情的形象来思维④。”女作家们成功的艺术实践和现代迷信时期大量失败的作品的经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证明：艺术就是感情，文学离不开感情。艺术化的政策图解和形象化的概念都不是真正的艺术。历史“记忆的筛法”当然会淘汰那些贴艺术标签的冒牌货，而实际上，数以吨计的“无情文学”书籍已被人们以二毛钱一斤的价格送进废纸回收站。这几位女作家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倾泻在自己的作品上，真和深的感情开出了艺术之花。用心血和感情浇灌出来的艺术之花理所当然受到人们的欢迎，而它们也达到了文学的目的。读者通过形象美的欣赏，体会了其中蕴含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引起一定的感触和感动，“获得妙谛真知”。
二、感情是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的
别林斯基说：“一切感情和一切思想必须形象地表现出来，才能够是富有诗意的⑤。”
文学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刻划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作家把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验、理解、探索之后产生的强烈的思想感情形象化、艺术化，然后奉献给读者，告诉了读者；而读者根据自己的体验，也随着艺术形象的感情波动而欢喜，而哀愁，而惆怅，而愤怒大骂，而饮泣垂泪……
我们所指的小说中的艺术形象，除了人物形象（包括人物语言、行动、心理等表现刻划）以外，还有生活场面的选择和安排、自然景物的摄取和描绘、环境气氛的渲染和烘托、富于形象的抒情和议论，甚至某些作品的诗情画意的标题等等。
《人到中年》写了这样一个场面：陆文婷在重病中梦见她仿佛在急流中被河水冲走，岸上许多人在呼喊她，但她只能不由自主地任急流带走。“汹涌的波涛漫过她的胸前，她正随水而去……”在那越来越遥远的岸上，孩子们在呼唤她，佳佳要她给她“梳小辫儿”，园园要她给他买“白球鞋”；丈夫的声音在发抖：“文婷，你不能走……”；许多病人在呼唤她：“陆大夫！陆大夫！”……这样，不但细致逼真地写出陆文婷抑制着的饱含内疚、惋惜、悲痛的复杂感情。（这感情的起伏变化，象一条曲线），而且也表现了她周围的人们对她的深厚的感情。
艺术的审美作用，是艺术存在的基础。谌容运用艺术的手法，把陆文婷的感情波动，化作一条形象的艺术曲线贯穿于作品之中，不但以强烈的感情感动了读者，同时也使读者得到美的享受。
作者还抓住生活中某些并不引人注目的，但却最能表现人物感情的细节，来表现感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梳小辫儿”和买“白球鞋”的故事在小说中出现了几次：两个天真可爱的小孩子，女孩子抽噎着要妈妈给她梳每个小女孩都有的小辫儿，男孩子要一双小孩喜欢的白球鞋。可是，为了病人，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由于收入微薄，她连一双小球鞋也不敢买。在她既要工作又要学习钻研的紧张忙碌的医务生涯中，这些小事似乎被她忘却了；但当她在病中觉得或许将要离开这人世，“脑子里空空荡荡，没有回忆，没有希望，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平日被理性压制的感情却顽固地摆脱死神的拖曳，涌上心头。当读者读到陆大夫在半休克中用尽气力，蠕动着嘴唇请丈夫“给园园……买一双白球鞋” “给佳佳，扎，扎小辫儿”的时候，许多人禁不住掉眼泪了！这个细节，表现了她感到没有尽母亲的责任的痛苦感情，是爱的自责，爱的痛悔。深厚的母爱，不就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吗！
陆文婷与傅家杰之间的爱情表面看似乎普普通通，没什么曲折动人之处。但作者抓住一个细节：在他们仅有十二平方米的屋子里，只安得下一张三屉桌，供这对酷爱科学、把学习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夫妻使用。傅家杰总是把它让给陆文婷阅读国外眼科医学文献，而自己就在箱子和床上，研究他的金属折裂专题。当他们的孩子成为小学生后，这张珍贵的书桌的优先使用权便属于园园了。一张书桌，就把陆文婷和傅家杰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把他们对孩子的爱，也把他们对科学知识和自己的事业的深厚感情，呈露在读者面前。
张洁的《未了录》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现了另一种人的复杂感情。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历史学者，在生命将要完结的时候，仍然珍惜过去对爱的渴望和留恋的感情。在作品的忧郁、悲哀的追忆中，流露出爱的温暖、爱的力量。作者写了这些细节：主人公把“她”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S”写在书桌的一侧，直至临死时才亲自把它抹掉；同时焚烧掉不愿落在外人手中的那保留几十年留有“她”手迹的“一张一碰就要变成碎片的牛皮纸和那段麻绳”。通过这些动人的细节，我们能体会主人公深深埋在心中的复杂感情，感受了人性美。爱，不会随主人公一起死亡，它留在读者的心中。
人的感情丰富而复杂，更充满矛盾。茹志鹃的《儿女情》中的石井，许多人指责她丧失了共产党人在教导子女时应有的态度，但作者并没有单纯从这一概念出发，只表现她的这一方面。作者同时也揭示了她性格中母性的另一面。作品中写到石井的“五千元的存单”，她曾怨恨儿子不争气而赌气说要把存款都交党费，临终时却全部留下给儿子。这一细节表现了她对儿子深沉而自私的爱。尽管这种母爱不同于陆文婷的母爱，它仅仅是对儿子的溺爱，但这样的描写，使母子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人物本身性格中真、善、美的一面与假、丑、恶一面的冲突，这种复杂感情的自然流露，使人物形象显得丰满而不单薄，更有立体感。读者能感到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而不是概念化的仅仅存在于小说中的人物。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无情人”，“无情人”也有“无情”的感情。他们的感情也可以形象地表现出来。《草原上的小路》中的石均和石一峰就是这样的人。作者写了杨萌要求给她父亲平反的信被他们“当腰撕断”，甚至“忘记了应该把它带到别处去丢弃”这一细节，便把他们的丑恶感情暴露无遗。《人到中年》里面的“马列主义老太太”，满口充满“革命”辞藻，骨子里却极端自私，是一个阴森恐怖的无情人。“任是无情也动人”，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厌恶和反感，正是作者能通过这些形象表现了无情人的感情。
感情，不仅可以通过人物形象和生活场面表现出来，而且也能够通过景物形象表现出来。
“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⑥。” 出色的景物描写，把大自然的美，把一幅幅动人的图画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美的享受和亲临其境的感觉；它不是自然主义地象摄像机一样毫无取舍地把一切景物都摄取下来，而是择取那些最能表现人物在某时某地的某种特定感情的景物，并把人物的这种特定感情赋予这些特定景物。这样，感情使景物更加形象，而形象又把感情逼真地表达出来。所谓“情景交融”使人简直分不清哪是写景，哪是抒情。
女作家们以她们特有的对生活的敏感、对大自然的仔细观察，使她们作品中的景物描写，尤其显得生动而富于感情。
《草原上的小路》开头是这样写的：“荒芜的草原，仿佛一直铺展到天的尽头，这广阔无垠的地方，路本来是可以挑直了走的，可是已经踏出来的小路，却是这样蜿蜒、曲折……”作者不但把“草原上的小路”这一画面生动地描绘了出来，马上把读者引入了意境，而且把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感情——人生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而是“蜿蜒、曲折”的，你想怎么走呢？——若隐若现地表达了出来。
张抗抗《淡淡的晨雾》中有这样一段：“一树烂漫怒放的紫丁香，突兀地挺立在墙角的绿栅栏上，轻盈如纱、恬淡似烟，又宛若一团远方飞来的霞朵，在早晨的阳光下漂浮翻动，好似一阵风来，就会冉冉升空而去……”这是梅玫在家里看书时“迷梦地抬起头朝院子里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的景象，它既写出紫丁香的美，点明了春天的到来，暗示出“春回大地”的大好形势，更重要的是，它把梅玫心中那种热爱生活、渴望生活、不满现状的感情，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象这样生动的景物描写，在这几位女作家的作品中是俯拾皆是的。
某些简单的字眼，被匠心独运的作者用作作品的标题，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就能把某种感情传神地表达出来。《夏》，仅仅一个字，便叫人想起欣欣向荣，想起生气勃勃，想起青春和热情；而读完作品之后，它更使我们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主人公岑朗那天真烂漫的性格，那火一般的热情，那不屈不挠的勇敢，那象一个“多边形”一样丰富的情感……
象这几个标题也能传达出某种复杂微妙的感情，发人深思：《玫瑰色的晚餐》，《草原上的小路》，《淡淡的晨雾》，《漫长的路》，《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
综上所述，可见感情既不是凭空存在的，也不是靠那么几句冠冕堂皇的标语口号呼出来的，感情必须通过形象表达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斥的：“特别在下等文人中间愈来愈成习惯的是，用那些一定会使公众注视的政治暗示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文学艺术的缺点”，正是概念化的“无情文学”的写照。
三、心灵是感情的泉眼
感情是人类独有的心理活动的表现。文学就是人学。作家要表现人类的感情，就得揭开人心灵的奥秘。因而，作家只有广泛熟悉一切人，不仅要熟悉他们的外貌、衣着和举止言谈，而且要钻进他们的心灵中去，这样，才能在作品中成功地刻划出人物的心理状态，表现人物的心灵。心灵是感情的泉眼，泉眼一旦打开，感情之泉便会源源不断地涌出……
对人物作精心的心理描写是表现感情的重要方法。尤其在今天，文学中心理描写所占的地位，远远比人物的外貌、语言或行动描写重要。探索和揭示人的心灵，已经成为文学的特别重要的任务。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这几位女作家都能以她们各自独特的风格去刻划人的心理，去启开人物心灵的窗户。
《淡淡的晨雾》中梅玫的心理刻划是很成功的。她正直善良，有青年人的热情和朝气，她热爱生活，不满足于禁锢在一个小院子里的家庭和“关在保险箱里一般”的工作。一方面，她向往着火热的生活和斗争，追求个性的自由，追求美好的理想；但另一方面，社会上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以及她所受过的许多似是而非的“四人帮”的宗教教育又顽强地要控制她、支配她。她要摆脱这种控制，她要冲破这种束缚，于是，真理与歪理、善与恶、美与丑便在她的心中展开激烈的斗争。作者正是抓住这个人物心中极其复杂的矛盾冲突来进行准确生动的心理描写，才使这个人物的感情跃然纸上，深深地感染读者。在这许多情节中，作者都没有放过心理描写的机会：她喜欢穿漂亮的连衣裙，可是又怕“一定会引得众目睽睽”；她爱郭立枢，可是又憎恶他的伪善和“狼性”；郭立枢要她在大会上递条子时她的愤慨和心理斗争；她和郭立楠到太阳岛上去看望荆原时一路上的心理变化；她看穿了郭立枢的狼的面目之后剧烈的痛苦、波涛汹涌般的回忆与思索……这些描写，很形象地把这个年轻姑娘的心理状态刻划了出来。但作者还不满足，她还进一步钻入人物的心灵，那最能表现梅玫的彷徨、怅惘、迷蒙、痛苦心理的日记，是她心灵的独白，从日记里，读者能窥见梅玫心中的一切秘密。
张洁的《漫长的路》中画家的心理描写又是别具一格。在《淡淡的晨雾》中，作者是把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来进行心理刻划的；而《漫长的路》中的心理描写，则是在一种忧郁孤独的情调的笼罩下，缓缓地、不知不觉地进行着。读者在淡淡的哀愁气氛中，感受着主人翁心灵的美。
如果说，心理描写能打开人类感情的闸门，那么，有关心理描写的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便是打开这扇闸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女作家们细致入微地体验、探索了人们的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心理状态：喜、怒、哀、乐、爱、恨、嫉妒、害怕、羞愧、同情、怜悯、鄙视、崇敬、景仰、向往……然后又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生动细腻而逼真地描绘出来。不仅可以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刻划，也可以从人物内心的独白来描绘，还可以让作者自己的议论来揭示人物的心灵。意识流手法的运用，给心理描写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描绘梦境和幻觉，更是揭开人们心中秘密的一把钥匙。
《淡淡的晨雾》中，梅玫有好几段独白，都能很传神地反映她的心灵。例如：“二十六岁了，竟好象还没有开始生活……”仅仅一句话，便把她那种渴望生活和不满现状的心理勾勒得淋漓尽致。又如她独自在镜子面前欣赏自己穿上漂亮的连衣裙时：“嗳，不行不行，太‘线条’了，领子开得太往下，这象什么话！挺好的一条裙子，叫人怎么穿出去？”简单几句，就表现出她那矛盾微妙的心理状态。
日记可以看作是独白的另一种手法。梅玫只写给自己一人看的，但被郭立枢撬开锁头偷看的日记，它装着梅玫的多少秘密！随便拣来一段，你便能窥见她痛苦的灵魂：“……我当初曾经感觉到的那种幸福很快消逝了，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否还爱着他。为什么在人们看来我的家庭是那么美满幸福，我却丝毫感觉不到呢？可见每个人追求的幸福是不同的，如果你发现了他的自私、冷漠和虚伪……”
文学作品中的议论，如果是抽象的干巴巴的说教，象黑格尔说的那样“用外在的或机械的方式把不相干的东西凑在一起”⑦ ，成为游离于作品之外的东西，当然很惹读者的反感；反之，生动形象的能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议论，却能起画龙点睛的作用。
《女儿情》中的“我”是作品中的一个次要人物，作者却借助这个人物，发表了许多议论，从中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写到石井不满意她溺爱着儿子的女朋友，赌气说要把她的全部存款都缴党费，被“厌烦她的虚假”的“我”阻止之后，有这一段：“儿女，他是什么时候，占领了革命的制高点的呢? …… 好象是他（她）们一出世，就占了优势……”这样的议论，和作品的叙述描写水乳交融，又饱含着生活气息，读者只觉得亲切而动人。
《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也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议论：“与生俱来的既无善也无恶，归于尘土的时候却是一个异化了的自我，原是不必惋惜或留恋的，人生不过是一个不断地失去、又不断地得到的过程。搏斗固然痛苦和沉重，但同时也将灵魂净化。在寻找中，苦闷过，彷徨过，也许就在搏斗之中会突然间找到自己。于是，丑小鸭变成天鹅。”作者的这段议论便是史明道在看到王栓在音乐会上获得成功回校时，“一刹那”间心上闪过的感觉。读者从这些形象而富于哲理性的语言中，很能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我们同属于年轻的“思考的一代”，哲学是我们的思维方程。
意识流手法，通过人物意识的流动，通过清醒的意识与潜在意识的交叉、时间与空间的交叉，来表现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其独到之处。从复苏时期的文学潮流中，可以看到它已被我们的许多作家所采用，并取得可喜的效果。女作家们，尤其是张洁和谌容，能在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基础上，娴熟自如地吸收运用意识流手法，不显得生搬硬套、晦涩难懂。
谌容的《玫瑰色的晚餐》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它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和事件的发展顺序来叙述一个完整的有始有终的故事，它描写一个家庭宴会的场面，按照人物意识的流动，错综复杂地穿插一件件由意识联想起的往事和一个个不完整的生活画面或片断。这些变幻着的、表面看起来似乎互不关联的情节和画面被意识的主线串在一起，便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放射出绚丽的艺术光彩。作者匠心独运地在小说中安插“录音机放送的歌曲”多次重复地出现，把它作为许多自然段、也是意识的流动转换的开头：“玫瑰，红玫瑰，我心中的玫瑰……”于是，读者的思路，便跟着人物的意识流转；读者的感情，也就跟着人物的感情曲线而波动。借助意识的变化，作者还大胆地变换小说中的人称，你说不清这篇小说用的是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有时它是标准的第三人称，有时却突然不知不觉地转换成以主人公苏宏为“我”的第一人称，甚至这样的转换不止出现在段与段之间而且出现在某一个自然段之中（如第三自然段）。然而，读者并不会因此而觉得混乱不清，因为这些人称的变动并不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的，它遵循一个原则：人物意识的流动和转换。这样变换人称的优点在于，作者可以任意从不同的角度来描绘人物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加细腻地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人物性格更有立体感。为了适应这样的手法，作者又在语言上下了功夫。意识的流动是跳跃的，因而作者在这小说中大量使用短句，显得精悍、有力、活泼、生动，使语言的色彩和音响效果与跳跃的意识流一致。这文笔与《人到中年》的文笔简直判若两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者花了多少心血。
张洁的《未了录》、《漫长的路》、《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都或多或少地采用意识流手法，并取得完美的艺术效果。作品中人物的情绪波动愈丰富愈复杂而又愈能组织在一起，就愈能引起读者审美的愉快。读者每读完一篇，都有新的深刻的感受。
描写梦境和幻觉，是意识流常用的手法。中国的传统文学也有一些关于梦和幻觉的描写，并且有一些写得很出色，如《红楼梦》和《牡丹亭》，但它们一般都是通过叙述的方式。意识流手法写梦靠的是表现法。表现法能真切、自然地把梦境中的意象以图画形式再现，它比起叙述的方式，更有其独到之处。潜意识是人们平时压抑着的思想感情，潜意识的能动作用可以表现在人们的梦境中。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出现在梦中的人的思想感情，不仅具有现实生活中人的思想感情的“复制能力”，“而且具有新创的能力”⑧。
在这一方面，《人到中年》写得特别出色。小说以陆文婷“在迷惘的梦中”、“死亡的门前”开始，中间又多次出现她的梦境和幻觉，从而引起一件件往事的联想和回忆。如第三章有：“眼睛，眼睛，眼睛……一双双眼睛纷至沓来，在陆文婷紧闭的双眸前飞掠而过……”接着写到她在幻觉中见到的各种各样的眼睛，在许多不同的病眼、伤眼之后，最后出现了家杰的眼睛，从而引起他们爱情生活画面的片断的浮现，把许多不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出现的事件一齐摆在读者的面前，强烈地感染了读者。在第十七章中，作者写了几个梦境，如前文提到的陆文婷梦到她被流水冲走的梦境及同时引起的许多诸如“梳小辫儿”和“买白球鞋”的自由联想，不但表现了陆文婷的感情，也表现了其他的人对她的感情。
如果说，我们观察生活需要借助“塑远镜”和“显微镜”，那么我们的作家要了解人还须借助“透视机”。整个西方现代文学是在现代心理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中固然有唯心主义的因素和荒诞的成份，但也有科学文明的精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口号不妨喊了再喊。这样，我们的作家不但能对人的复杂矛盾、变幻无穷的内心世界有进一步的了解，自由地在感情的河流中游泳，又能掌握丰富而多变的艺术手法。大江里的浪花没有两朵是相同的，我们的作家也能描绘出一朵朵绚丽夺目、千姿万态的浪花。
四、感情汇合着时代精神
生活形象是作家产生思想与感情的一种源泉；同时，艺术形象又是作家思想与感情的结晶。思想与感情是合二而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人的内心世界，构成人对客观生活的全部感受和认识。不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文艺作品中，把思想和感情划出一条确定的分界线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的思想无疑有社会生活的烙印，作家的感情一定汇合着时代的精神。
本文论及的作品，客观的真实性、主观的思想性和艺术的独创性都能有机地统一。这四位女作家能够用生活“赋予”她们的一双单单属于她们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生活，并透过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深入到各种人的心理世界中去。她们的艺术创造既有个性，又有时代感。
茹志鹃在谈自己《草原上的小路》的创作时说：“我们要思想，要思考问题，对发生在我周围的，发生在我们政治生活当中的具体事物进行思考。”她正是看到打倒“四人帮”后，某些干部官复原职便“官气”十足，忘掉了曾经同过患难的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其他人的冤屈，因而强烈感受到“一个人根据环境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作者捕捉生活形象，通过感受、愿望和意志的冲动进行思维，用感情当墨水，三易其稿写下这篇小说，鞭挞了没有良心的官僚主义者石一峰和他儿子——庸俗的功利主义者石均的灵魂。小说没有咒骂的字眼，没有理论的批判，在道德问题上，感情的谴责更有力量。
作家如果能置身在生活的洪流中，扩大社会接触面，亲自体验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又善于内省，比别人敏感，及时喊出既是人民又是自己的心声，作品便能获得艺术生命。有这么一幅木刻画；背景是浩瀚的大海，翱翔的海鸥；一个少女捧着一本小说选贴在心窝上，一滴晶莹的泪珠挂在脸颊。画题：贴心；付题：“我与这位作家素不相识，她怎么知道我心里话呢？⑨” 这幅画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力。据说许多中年知识分子非常喜爱《人到中年》这篇小说，甚至有人边看边哭。乍看起来，这篇小说没有安排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但作者笔下看来似乎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却蕴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反映着一定的时代情绪，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潮流。作品入情入理地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年人现在是我国各条战线的支柱，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但他们的生活景况艰难，力不从心，担子很重。这篇作品不但以美取胜，以情动人，而且对社会现象有精辟的见解，疏导了人们积压在心胸某些不满情绪，净化了感情，有很大的艺术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小说要比谈重视、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一些干巴巴的理论文章更有社会价值。当然，理论文章有它的指导作用，但如果只是不疼不痒地说：“中年干部现在是我们的骨干力量，我的同志哟，要珍惜人才呀！”那正好与小说中那位高干夫人——“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的口吻一模一样。
文明的社会经过了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回头看，一深一浅的脚印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人类不断地认识自己，已经走了那么漫长的路。但是，既然有过去，现在就不可能非常美好，历史的尾巴总是拖得很长很长。张洁《漫长的路》里面那个不出名的画家，美术学院毕业后却分配在物资站，要调动工作竟成“天方夜谭”。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把已在二十世纪，但尚未完美健全的社会又拖到黑暗的中世纪。洪水退后，大地当然有大量肮脏的东西。画家想“把这种肮脏的事情在画面上表现出来”，但怕打不赢官司而不敢画。那么，画美的吧，生活毕竟有美的东西，不是有什么大师说人是大自然的艺术杰作吗？但“美术家不可以做裸体绘画”，因有“流氓之嫌”；要画一张女人头像也怕人知道。难怪他情绪苦闷地叹息，“世界是那么大，大得使他无法了解，而他自己又是那么渺小，小得这个世界注意不到他。他是多么寂寞啊！”作者并不是板着阴沉的脸向着人生，对着社会，把一切看成漆黑一团。我们几乎能从小说中找到作者的自画像：“那真是一张耐人寻味的脸，它沉思，它微笑，它忧伤……永远活跃着生命”。我们赞同作者的看法：“人类早晚有一天会摆脱一切虚伪的桎梏，洗掉千百年来积留在自己身上的污秽，恢复生命在开始创造的时候，那种纯朴的自然的面貌。”
张洁有理由感叹：要通往那个境界的路该有多么远，又有多么长啊！但是，起点不就是在我们脚下吗？《夏》中岑朗代表中国的新一代青年充满激情勇敢地回答：“你说四个现代化意味着什么？我说它意味着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在这种新的生活中，人们将从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中解放出来。我总认为现代化的社会就应该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改造社会的目的全为了人。马克思的哲学就曾对西方的工业化的发展使人失去个性以及把人变成自动机器的现象提出了抗议……”作者张抗抗在四位女作家中最年轻，她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身上的时代精神特别强烈。她在《淡淡的晨雾》中写了兄弟三人代表解放后三代大学生不同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作品不是简单地写“反右”斗争时及打倒“四人帮”后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它着重告诉人们的是：时代毕竟不同了，虽然现在社会的“异化”依然存在，甚至悲剧有时继续上演，但“全国思想解放的潮流激励了千千万万个有志者，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立志改革”，而新一代青年已经觉悟和正在成熟。消除“异化”，解放人本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中国重新开始实践。
这四位女作家都擅长启开人们的心扉，用细腻的笔触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但她们都没有脱离时代，脱离社会去写人。作家在感情的推动下，观察了社会、人生，对人物进行深入的内心体验，她们把自己“灵魂和行为的每一部分都在他所思考的和写作的东西上留下了痕印⑩” 陆文婷、杨萌、肖苔、岑朗、史明道、梅玫、郭立楠……都是作者心爱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普通人，但富于感情，灵魂纯洁，各有个性，又渗透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与这些人物相对的秦波、石均、姚莉莉、郭立枢、石井、吕宏等，作者也没有把他们描写成青脸獠牙的“妖怪”。他们也是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普通人。不过，他们的灵魂不美丽，他们的心故意往“左”歪，他们的感情掺合着旧时代的污水。真、善、美、假、丑、恶，以及介于两者之间，浓度比例各不同的无数种思想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们的社会才五光十色，纷纭万状。我们的女作家为此沉思、苦恼。当然，新时代的精神又在闪光，女作家们又为此激动，兴奋，“一种本质的变异已经开始深入到人们难以觉察到的日常生活的领域中去了，她们是在朝前探着新时代的生命……”
五、感情必然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文学是人学”，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塑造无产阶级英雄”的洪流淹没了“人”。莫里哀曾说：“描写英雄，可以随作者的方便。那是随心所欲画出来的肖像，象真不象真，并没有人注意。你只须任凭想象力奔驰发挥就够了。想象力当然难免要抛开真实而追求神奇怪异。不过如果你描写的是人，那未就必须按照真人来描写。这种描绘，人们是要求它们酷似真人的。”冰河期的“样板文学”塑造了一堆罩着光圈的“英雄”，但见不到半个真实的人。马克思曾经这样批判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所谓“高、大、全，” “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正是打上“红漆”的君主专制的政治要求在文艺理论上的反映。它要求文艺必须尊重“封建社会主义”等级观念，为中央集权及其政策服务，作家全得依附“王权”，努力限制自己的个性和独创精神，努力制造为篡权乱国服务的愚民文学。在“文艺女皇”的宝座下，左边正面人物是“天神”，右边反面人物是“妖魔”，其他人物是叠成堆的规格化零件，仅仅是凑木偶戏的配角。
“十年浩劫”是文学的冰河期，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茹志鹃在四位作家中年纪最大，五十年代在文坛已经成名。当时她用“一双带着幸福的微美，非常单纯的、热情的、信赖的眼睛”去看周围的生活。固然那时对生活的认识是肤浅的、表面的，但她还是致力于表现普通人美好的灵魂，歌颂了生活中一些闪耀着光华的东西。可是有人指摘她“小资调”、“人情味”、“无冲突”，不表现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流，没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云云。作家只能沉默了，感情深藏在心头。六十年代以后便一直没看到她的好作品。只有到现在，披“画皮”的两脚狼关入铁栏；要研究真正的神学的必须到“神学院”；“人民”不再是压在每个人头上的大山，而是十亿个体的人的组合；这时候文学才重新成为人学。
写普通人，表现人性美，这种做法是具有政治因素的。我们认为它部份地反映出对“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的自觉抵制。对否定人性的反动陈腐理念的强烈反抗。人们的思想觉悟真正大大地提高，越来越认识到人本身的存在价值。正如《淡淡的晨雾》中的荆原激动地说：“人是至高无上的，纯洁高洁的。我相信，如果我们从根本上树立人的信念，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过去发生的那一类事情。”四位女作家对这个问题无疑有明确的认识。如果说妇女、爱情、婚姻、家庭等是她们共同偏爱的题材，那么她们小说的共同主题便是表现人的感情，歌颂人性美，要求尊重人格个性，希望重视人材……一句话，要消除“异化”，使人性“复归”。
文学要写人，就得写出人复杂的思想感情；文学要表现人性美，更离不开丰富的感情。茹志鹃批评现在还有许多作品“除了可恭敬的英雄和使人仇恨的坏人之外，很少有其他的感情。”生活中的人并不是如此，现代的人生活内容更为丰富，微观和宏观世界又更打开他们的眼界，因而思维更活跃，感情也更复杂。英国学者詹纳尔对中国现代文学提出这样的看法：“一般小说家总乐意描写很多人物及人物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愿意刻画人的内心活动”，“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刻画内心活动，怎能按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成为现代文学呢？“ 说现代中国没有现代文学乍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中国文学史一般以作家时代来划分文学史时期，西方却根据文学形式发展、流源形成来划分，标准不同。）这位外国学者的看法或许有失偏颇。但是细想起来，我们认为从某个角度来说，也不是全无道理。我们有许多小说违背了中国“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叙述的全是故事情节，描写的英雄事迹令人不能信服，革命理论代替心理语言和口头语言，写法上又平铺直叙。即使有的行家注意了技巧，能运用生动的语言，但内心世界的大门极少被打开。我们认为在形式上，这些只能属于“中世纪文学”，更准确些则称之为“现代革命传奇故事”吧！
可能有人会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学有中国文学的特点，毛主席不是一再强调文学应该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吗？！话本、传奇不正是我国“小说之祖”吗？！中国文学当然要有中国作风和气派，但难道这意味着中国文学的艺术形式、手法无需进步、发展，无需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东西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中国四十年代以后的某些文学是已成为现代世界文学一部份的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倒退，五十年代虽略有好转和新发展，但马上又便是“五四”文学的大反动。
当然，打倒“四人帮”后，文学花园百花齐放，老梅含春，新枝吐艳。经过短短的四年，现在完全可以无愧地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真正的当代文学！因为现在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喊出人民的心声，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而且突出表现“人”，写人的内心世界，写人的感情；同时艺术技巧也大大提高，迈出现代化的步伐。在这方面，四位女作家的成绩是引人注目的。在她们的作品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依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考察每个人物的本身，揭示他的内心世界，从中看到历尽沧桑以后，现实生活中一切足以给人和社会留下烙印的重大事件在人内心的反映，并且观察和表现了人们在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发生的变化。
总之，由于她们的作品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解放的精神，表现了自我，重视感情的描写，因而充满新道德的力量，充满了时代精神，表现出作者对人生的热爱，从而获得了大量的读者。
我们认为，女作家们的艺术路子走对了，她们和为数不多的其他作家已经走在别人的前头。
人的思想解放带动了艺术内容的改观和艺术手法的多变；而多变的艺术手法会使艺术形式和内容有新突破，同时，发展了的艺术也能促进人思维的活跃和思想进一步解放。在我们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文学艺术的内容、形式、手法都打上时代的印记。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自我觉悟的提高，艺术欣赏习惯的变化，都要求文学表现手法的革新和发展。文学题材必须打破“禁区”，艺术手法也必须冲破约束。既然一百多年前恩格斯说：“古代作家的性格描绘在我们的时代是不够用的 ”，那么，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抱残守缺，只满足于以前的艺术手法，而不去追求创新呢？
从四位女作家的近作来看，她们的艺术实践已突破解放后文艺理论长期设立的创作框框（包括题材、内容、形式、手法）。她们大胆革新、尝试，摈弃样板典型，全篇结构有的已近“生活流”，而大都少用戏剧性情节；生活情节有时进展缓慢，有利于大量倾诉主人公的感情，有时也大胆跳跃，充满时代节奏感，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展示人物的意识活动、揭示内心世界达到相当的深度；自由的抒情笔调，使小说散文化，充满音韵美等等。（当然，各位作家具体风格不同，“大胆”程度也有不同）但是，她们的作品依然是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只不过是有了新发展。如果旧框框是一个三角形，那么新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应该是多边形，一个无限可变的多边形。
感情是心灵的辩证法，文学艺术发展的趋势，应该是让感情开出更加绚丽的、千姿万态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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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家感情的河流里，有痛苦也有欢乐；沉思的旋涡如生活的巨大问号，时代的精神是激动的浪花。它从作者心头涌出，又流入读者的心坎。风格是成熟的标志，各位女作家的感情特色也不甚相同。如果以溪流来比喻的话，茹志鹃的感情是一条弯弯的江流，缓慢地流，在河床狭小时有点激功，拍着堤岸，水势急些，然而水色永远是明净清澈的。谌容的感情象宽阔的河水，流得平稳，中间虽有曲折的河汉，在重创中回唱，但没有回头，流向无边的蓝色的海洋。张洁呢，感情就似地下泉水，泉眼在隐蔽处轻轻揭开，汪汪的泉水便直冒出来，轻轻地叹息，悄悄地微笑，一滴一滴注入读者的心田，洗涤了岁月的封尘，洁净了心灵的防口。张抗抗则像海边岩石激起的浪花，那美丽的、跳跃的节拍应和着生活的节奏，激动地汇合着青春、生命，还有那自信而稳动的力量，不倦的、无休止的搏击，搏击……
泰戈尔诗：瀑布歌道：“我得自由时便有歌声了。”我们不要在感情的河流设水闸，筑拦坝，还是让作家的感情顺着河道自由畅流吧！泰纳说过，真正的艺术是通过情性回到自然。只有这样，具有永恒美的不朽的艺术光辉才会闪耀在这条河流的朵朵浪花上。
①茹志鹃：《草原上的小路》，见《收获》1979.3 《儿女情》，见《上海文学》1980.l
谌容：《人到中年》，见《收获》1980.l 《玫瑰色的晚餐》，见《北京文艺》1980.8
张洁：《未了录》，见《十月》1980.5《漫长的路》，见《花城》l980.8
《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见《中国青年报》1980.11.8
张抗抗：《淡谈的晨雾》，见《收获》1980.3 《夏》，见《人民文学》1980.5
本文引文没注明出处的，一般皆见以上作品，或这些怍家创作谈。
②《罗丹论艺术》。
③《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德国海伦·娜称蒂兹著。《文艺论丛》10期。
④阿··托尔斯泰《论文学》。
⑤别林斯基《杰尔查文作品集》。
⑥王国维《人间词话》。
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⑧弗洛伊德《释梦》。
⑨王里的木刻画“贴心”，《文艺研究》1980.9
⑩ 泰纳《巴尔扎克论》，《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2期。
⑾莫里哀《太太学堂的批评》。
⑿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⒀W..J.E詹纳尔《现代中国文学能否出现？一1978年9月在柏林举行的关于中国文学、文艺评论以及文艺理论会议上的讨论发言稿》《编译参考》80年2期。
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⒂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⒃泰戈尔《飞鸟集》。
李彦山 黄志鸿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原刊《韩山师专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