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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梦》的心理艺术构成

日期: 201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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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亭》的《惊梦》一出,以细致的心理刻画,独特的艺术构思,优美的抒情手法,充分显示作者惊人的艺术才能和技巧。杜丽娘由生到死,由死到生,是《牡丹亭》全剧的要领;她的梦即是全剧的关键。在欣赏《惊梦》的艺术美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停留在抽象的和言语的思维世界中,而是留连在独特的人物心理和独特的物质事物(包括环境)的形象世界中。这个独特的人物心理世界和物质世界是直接地或想象地被感知到的,是通过几条感官的渠道,通过梦,向我们打开的。

  杜丽娘,美丽的形象,晶莹的灵魂,束缚在宦族、名门、绣房中。“人立小庭深院”,封闭的空间使人承受了建筑物死沉沉的重量。灵魂要求挣脱,但是,“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当杜丽娘对着镜台,“没揣菱花,偷人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含情脉脉、顾影自怜的少女,心理是多么微妙复杂。青春,觉醒,杜丽娘终于突破封闭空间,走出闺阁,来到花园,来到春天和自然的怀抱。

  人,首先属于自然。开花的季节,开花的年龄,“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杜丽娘,与春天当然有共通的信息。但是,如果“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所以,步出香闺游园,是人之所爱,也是杜丽娘愿望的必然。这意味着,人物环境已经转移,主人公从窒息人性、笼罩封建礼教气氛的环境,来到引诱人的本性萌发的环境。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花儿馥郁的芬芳和灿烂的颜色,给感官带来直接的喜悦。颜色,对人的生理和心理能起一定的刺激作用,嫣红色充满青春活力,使人兴奋;姹紫色,赏心悦目,充满了向往之情。声音,也能牵动人的感情曲线,啼叫的杜鹃,“生生燕语”,“呖呖莺歌”,声声入耳,动人心弦。根据心理联想原则,由于心中有某种欲望,人能很敏感地注意所想的东西,而它一经触着视线,便会把思维引向于想得到它的道路上来。所以,“那成对儿莺燕呵,”也使女主人公春心荡漾。春天的花园,是与杜丽娘相接近,具有特殊生命感情的领域,是人与自然的融合点。

  但是,人又是社会的人。明代统治阶级推崇程朱理学,妇女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严重。黑暗的社会,沉重的家门,杜丽娘只能对着“良辰美景”发出“奈何天”的感喟;对着“赏心乐事”发出“谁家院”的哀叹。

  青春的欲望,是人的自然属性。礼教的约束,封建正统的思想,“要人收其放心”,实际是对人性的扼杀。在当时,人性解放的要求还未形成明确的思想。但从来不乏朦胧的觉醒。“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杜丽娘赞双,向往,又使自己成为角色,继续上演历史的悲喜剧。

  把克制了的欲望压沉下去,压沉到心灵的无意识深处,对于孩童来说,完全是自然的,对于六十岁而“从不晓得伤个春的陈最良来说,完全是反自然的”(可这也是活“出土文物”的事实);但对于人正青春花正红的杜丽娘,却是十分勉强。忧烦与想望是精神的杠杆,它撬开了心灵的窗口,让内心独自流露;同时也支配自己的行动,把理想与现实一起挑担。

  梦,常常使人们感到兴趣和迷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它就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人们对杜丽娘游园惊梦,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是神的启示,剧本中恰写一个花神,保护着她的春梦;是睡眠时灵魂离体,漫游天地的体验(这也与宝玉游太虚幻境相似);是对未来的预言,纯粹为了剧情发展需要,点明杜柳日后的姻缘。这些解释或给冲破礼教藩篱的行为蒙上神秘的保护色彩,或表明人们对梦的解释尚不科学;或只着眼情节结构,而忽略其他。当然,一切的解释都有理由,一切的解释又都不完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杜丽娘的梦其实是对外界刺激及躯体障碍的知觉(称为“内在部分的骚动”)满足。梦辨明了她生理和心理的发展,以至欲望的实现。梦也可以说是睡眠时产生的思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思维。它不是靠概念、观念,而是以意象表现出来的。汤显祖把杜丽娘的梦表现出来,就是在传达杜丽娘的思想(当然也是作者的思想)。通过梦,我们更进一步看出杜丽娘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杜丽娘在梦中试求满足未遂的愿望一一“早成佳配”,不“虚度青春”,得到“爱惜”和“温存”。

  用诗的词句,用美丽动人的画面,直接表现一对青年男女的结合,这是继《西厢记》之后,又一次追求自由婚姻的思想解放,艺术上又一次大胆独创。粗略看,这一场面与《西厢记·酬简》的场面描写,有许多相似。但是,《酬筒》是从一个青年男子——张生的角度,半欣赏半得意,叙述俩人结合整个过程,华丽的词藻掺和着一些庸俗的味道。《惊梦》却凭借着梦,给这个场面蒙上一层亲切自然朦胧的面纱。“这是景上缘,想内成,因中见”,它着重在心理行为的表达。所以,具有更高的艺术美,人性美,情操上也显得更高洁。因此,“《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色”,在艺术上也是有其道理的。

  《惊梦》焕放着个性解放的光采,却招来道学家的大骂,诬之为“淫荡”,斥之为“诲淫”文字。性的本能,比起人类任何其他的原始本能来说,更受到封建社会法律和社会组织的压抑,因此,它也就只能寻求更为复杂、更为曲折的自我表现的途径。这对文学艺术创作是祸还是福?大概兼而有之吧!当然,如果仅仅满足于“性的诱惑”,纯粹追求色情,那就接近动物性的真实,不能算在艺术美的范围。明代出现色情文学,淫词烂调泛滥,实际是对封建礼教一种畸形、扭曲的反抗,但低劣的思想意识、粗糙的自然主义描写,使它们丧失最后一点艺术价值,并且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效果。汤显祖非常美妙地把杜丽娘生理上的欲望与她对自由婚姻的追求的炽热感情揉和在一起,从而达到了一种和谐。这种和谐虽然纯粹是理想的,但我们凭借想象的同情力量,也分享了杜丽娘与柳梦梅那不朽的快乐。当时许多青年妇女,读了《牡丹亭》大受感动,有人为此评点而传名,有人为此伤感而身亡。汤显祖把这些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的冲突以历史道德准则所容许的形式表现出来,显示出作家的勇气和艺术独创性。由于《牡丹亭》忠实反映出那个时代青年妇女的苦闷(特别是《惊梦》),所以获得伟大的艺术力量。艺术同情在美的领域中,是心灵洋溢着美的特殊显现,是怜悯心的特殊显现,是目的的没有强烈利害感的特殊显现,而这又是人生理想价值纯洁不变的本质,这一点正是作者创作的心理基础和读者艺术欣赏的媒介。

  当然,那个时代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妇女)对杜丽娘的同情,对梦的欣赏,除了个人的、心理学的原因外,还有社会心理的原因。宋代开始,社会对女子贞操节烈观念愈来愈重视,但还没来得及深入到社会心理的内层,蒙古统治者的铁蹄就把一切观念打乱了。落后民族带来野蛮风气,在加紧民族压迫的时候,却松弛了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明统治者接过的是宋儒的衣钵,特别强调“贞洁”观念。据《明史·列女传序》记载,当时妇女因节烈殉死“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人”,精神奴役和肉体摧残,在此略见一斑。个人的心理放射力量与社会心理的钳制力量,总是互相冲突,又互相汇合。汤显祖让杜丽娘游园,是要使她暂时挣脱现实的封建礼教环境,置身到虚构而又符合人本性的梦中世界。梦中,杜丽娘的潜在意识通过心理行为而展现,充分表现了自然的个性。扼杀人性的环境退场了,读者、观众也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的沉重。但是,梦被杜母唤醒,现实世界重新出现,作者又向人们显示了社会心理的钳制力量。母亲“絮了许多闲话”,杜丽娘“无言答应”,她的欲望和愿望,只能重新沉淀在心里。多情的读者为之叹息、忧郁,为之耽心、关切。这也是作者通过作品、人物、情节,与读者达到心理的交叉汇合。个性与反个性的钳制力量的冲突、较量,是长期、反复的,从《惊梦》到《寻梦》《写真》,直到以下几十出,一直没有完结。但是,矛盾的折衷解决,是中国历史的老例,也是中国文学的老例,汤显祖这个伟大作家也无法逃避这命中的注定。

  《惊梦》是《牡丹亭》全剧的关键,温柔的梦使主人公更美丽,神秘的梦使作品抹上浪漫主义色彩。作品的思想基调也在这里形成,确定。杜丽娘梦中的追求,表现了对生命、自然、爱情、自由的热爱。作者在《题辞》中说:“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但是杜柳姻缘既然在梦中得到上界神仙的赞许,最后自然也就得到地上统治者——皇帝的承认,(中国的神权与皇权的一致性多么惊人!)悲剧,有着可怕的真实力量。中国传统作家和读者却有大团圆的愿望和喝喜酒的心理,虚幻的喜剧的腐蚀力量也是多么可怕!这是后话,杜丽娘终于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实现了自己的意志。汤显祖使用浪漫主义的方法,使主人公的力量相对地超过其他人物和环境的力量。如果排除庸俗化的结局,从艺术心理的发展过程来说,浪漫主义的梦则点化了心灵的顽石,寄托了人们的理想,我们应珍惜其艺术的意义和价值。

  基于这一点,《牡丹亭》的主题确是表现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中世纪封建正统思想的斗争,热情歌颂自由的爱情。但是,在进行艺术分析时,特别是结构艺术分析,不能被庸俗社会学牵着鼻子走。眼睛应盯住作为整体艺术形象的人物身上。所以,应该说是剧中主人公杜丽娘的意志、欲望推动了整个戏的发展。梦是杜丽娘意志和欲望的集中表现,我们抓住了这一点,对它进行心理艺术构成的分析,就能抓住了《牡丹亭》的戏眼,掌握了全剧的总纲。

 

一九八一年五月 

原刊《韩山师专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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