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与2013年诺奖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联袂作品《动物精神·人类心理如何驱动经济、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的中文版在北京出版后，一直引起众多中国财经界专家与官员重视。作者在《前言》警示说：“生活中偶尔也会有充满启示性的时刻”。他们认为：2008年9月19日就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国会拒绝通过（尽管后来又推翻了这一决定）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提出的7000亿美元紧急救援计划。道琼斯指数大跌778点，全球股市也应声而落。“大萧条”仿佛即将重演。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因7000亿美元的强心针，欧洲数万亿美元的强心针，还有中国大幅度降息积极配合，终于逢凶化吉。
但是，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后，向全世界挑起贸易战，对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发动制裁，更把最主要的矛头对准中国。舆论认为，“这不仅会对中美两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将给正在复苏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带来冲击”。有识之士担心，这一次“大萧条”真的有可能随之而来。
乔治·阿克洛夫与罗伯特·席勒书中的见解既不哗众取宠，也不危言耸听。但是，对大萧条灾难的警告却是金石之声：“大萧条是20世纪的一场灾难，它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失业。然而，大萧条似乎嫌带来的痛苦不够深重，反而愈演愈烈，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5000多万人在战争浩劫中丧生。”
《人民日报》2018年8月10日发表文章“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作者：任平）列举了“中美贸易摩擦必须清楚的基础性事实”，引用了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不带掩饰的表白：“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而如果我们陷入其中，霸主将是他们。”任平先生说：班农是“表述了他对中美经济博弈格局及未来发展前途的判断，以及美国政府为改变这一历史趋势所做的历史选择。”我们国人终于明白，“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一切挑衅和压力，都是统治阶层一直遵循的逻辑使然。”
现在大家必须明白的另一严峻事实，即美国白宫与五角大楼完全不相信“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繁荣的美国对中国也有利”。谈到美国一连串极端行为，难道只是精辟解释为“特朗普喝醉了”？美国执意要与中国“战略碰撞”，我们无法回避，只可以用太极拳法避突就虚，以柔制刚。但，不能怯战，最起码要站好步式，以退为进做好备战应战。假如美国像对待俄罗斯一样，制裁中国；假如美国像对待北朝鲜，对待伊朗一样，制裁中国；那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要如何应对？如何解决困难？这种假设绝对存在可能性，不可以掉以轻心。土耳其偶然又必然地遭到半盟友美国的突然出击，背后一刀，对中国更充满启示性。
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伊核协议，退出联合国人权组织。现在，又威胁退出世贸组织。下一步，他是否可能提议解散联合国？！
世界秩序是靠不同国家，不同组织达成共识，制订了一大堆国际条例和国际组织章程稳定并运行维持着的。美、英、法、俄、中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二战的胜利成果和战后秩序基本也是由美国主导，其他战胜国平衡合力缔建形成的。美国突然觉得是改变二战成果现状的时候了。理由是“现实”不改变，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一切为了美国重新伟大”，这样一来，多维与单边，秩序与颠复，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萧条……成为双旋律；未来的年代，到处都吹奏危险又刺耳的变奏曲。
这一下子来得突然，我们必须调整战略思考，当机立断。中国当然继续深度改革，更为开放，尽可能扛起来“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大旗。但，目前必须有最坏打算的准备。中华民族第一要务是“生存”，第二是十三亿人民的“温饱”，第三才是必要而适度的“发展”。在新的历史关头，中国的专家学者，中国的决策者和领导核心，不得不寻求新的形势下对“新常态”经济政策的补充认知和更深层次的理解。
其次，前几年推出的“新常态”概念，必须加上对美国新的战略意图的重新思考，也加大应对措施的新内涵。目前，世界和平大局已经不稳，中国面临着局部战争，甚至大规模军事威胁与冲突的危险。为此，完善“经济内阁”日常运作之同时，要考虑“危机处理”—“战时内阁”尝试性准备和安排。当然，国家运作机器只有一套，但配件、新物件与速度、节奏的配合和稳定运行是绝对不可分离或“各自为政”的。如果正常发展与运行的“电闸”不得不“换挡”进入“备战”、“备荒”的运行轨道，那将是对掌舵人与运行执行者最大的挑战与考验。
当然，国家的发展目标并没改变，国家的基本大法以及经济发展的宏图也没有改变。其实十八大以来的改革、调整和坚决措施，也多少预期了国际形势可能的变化。只是现时要增加应变措施的系统性和实操性。
第三，必须抓住可能失误的“关键点”。互联网金融、互联网货币这一类超前创新的试验性行业与运行最好“stop”！因为这些相对容易颠复性冲击原有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创新”其不确定因素太多，风险性与负作用不少，在此时此刻不如“暂停”，候今后再“谋定而动”。特别有些范畴已动摇削弱了国家铸币权、国家收税权，也模糊了金融银行业的监管与授权。（补充提醒：看看目前P2P造成危机与混乱，我们该如何评价四年前所谓“P2P和众筹才是互联网金融的未来”这一鼓励性提法！！按目前初步预测，有形损失数千亿计，甚至上万亿，以及无法数字化的社会危机……）
第四，关于房地产大发展与土地财政利与弊已成历史事实，调整是“方向”也是“必然”。但，在目前态势下，各种有效合理的行政手段希望更谨慎、小心、有力使用。不过依个人浅见，在未来较长时间，既不能允许“炒楼”、“炒地皮”，又要珍惜土地资质“稳”住“地价”。最危险的是物极必反的“崩盘”。只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联手，国家有能力地方也不难做到的。
第五，关于财政大计，请允许本人一外行人说半句行内话：看到国地税合并，知道改变土地财政将得到中央更合理的财政分配支持。关于地方政府举债，我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部长魏加宁先生四年前《中国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势在必行》一文，我只想提醒及建议“地方政府”发债的主体应该明确定位是省级政府（含直辖市），千万不可“移位”“错位”到地市级政府。地市级政府项目，发债必须由省级政府背书，经过省人大财经委审核程序。另外，中央对地方债必须有总量控制。
第六，应对目前的“巨变”，必须全党全军全体国民高度团结一致，才可以应对未来“千变万化”的考验和挑战。这几天，看中央电视台关于伊朗危机的专家分析，专家认为伊朗只有三种可能：（1）投降、屈服；（2）在内部存纷争的背景下执政集团独力且有能力应对美国的挑战力与压力；（3）全国团结一致抗争到底。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统一思想，共筑中华复兴梦，且除腐去恶清理了内部与安定了社会，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这，就是中国“抗霸不反美”的最大综合实力。北京最高当局，应该理解中国人民是推动历史进步国家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在全面复兴、和平发展的关键时刻，却碰到美国这位世界霸主“刻意”碰撞与阻击。这种大背景下，全体党员干部，全体知识分子，全体企业家，全体劳动者……一句话，就是全体国民和海内外华人，都必须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最高当局周围，不怕艰苦，不怕困难，甚至不怕局部的损失和个人的牺牲。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经得起严竣的考验。只有跨过这一道坎，整个国家真正统一，消除基本的内忧外患，才能在比较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下，自我改革，自我提升，真正建设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文明、更繁荣的现代中国。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应对美国的经济挤压，政治恐吓，军事威胁，现成应该有许多战术和技术手段，也能挖掘发现更多的集体智慧，解决困难。下边是一些初步思考，仅为抛砖引玉：
（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已丧失，甚至劣势明显。2005年中国与东南亚一般国家工资水平基本一致，约2300美元/年；2012年中国人均工资超过6500美元/年，比泰国、菲律宾高2000多美元，是印尼越南的2~3倍，柬埔寨的5-6倍。如今，中国大陆中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工薪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台湾一般大学生基本趋同，甚至更高。中国大陆教授实际收入不低于美国普通教授水平，而远远高于台湾一般教授的水平。最近全国各地在“抢人才”，使中高端劳动力价格猛涨。企业非常吃不消。（但由于大家的工资参照系是中大城市的房价，很无奈，许多人生活水平大大提升却没“幸福感”，暂时也没有办法）。为了出奇制胜，化被动为主动，个人建议：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带头减薪二年3-5%，高级干部三年减薪6%；文教卫生人员不减。外企自主，国企与民企，2019年冻薪一年，（个别转正、调整如常）以2017年为基数，企业的工资、社保、奖励的支出总量，假如2018年与2019年有增量，增量部分的15%可给予净税额交纳的抵扣，等于奖励企业扩大生产及更多吸纳新就业。
（二）中国实体经济的实际税负太重了，几个小建议：
①社保代征代收人均比例水平以2017年为稳定基数，以后三年别再“水涨船高”。
②传统产业所得税25%太高，最好降至18%；
高科技产业早期投入大，最好开始盈利3年降至10%；盈利第4-5年降至12%；以后按正常15%。
③营改增很好。但企业绝大部分支出应该扩大合理抵扣，另外，增值税税负非常高，应适当降比。
（三）人民币近期走弱是正常市场反映。资产价格偏高，人民币贬值实际是全民不分贫富平均买单。但，此时此刻，人民币在7.5-7.8:1美元区间合理浮动也是利大于弊，这是不成熟的初步建议，在此不展开。
（四）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太多了，已经超越正常间两个国家的互相投资互补互利的安全线，第一步建议减少10%-20%；第二步视情况及各方反应再考虑。另外，持有美国国债应双方承诺在执行双方国内法的情况下，国债持有者应有特别豁免权。
笔者并非科班出身的经济学者，而是关心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普通知识分子。但是，我认为面对这轮中美贸易战，不能只局限于经济学家圈子讨论。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戴旭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普遍性的致命缺陷是，只具备专业知识，而没有战略思维，只是经济领域的局部眼光，没有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整体观察。”希望经过中美战略碰撞的大考验，中国将有成熟的战略经济学家。
参照成都武侯祠著名对联，针对中美对峙形势，凑成应景之作：“不律己则反侧难消，从古知兵非好战。能审势即宽严不误，对美对日都深思。”
19世纪初是美国刚崛起之时，罗斯福总统回顾这段历史有一次演讲：“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儒夫，懒汉，对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人，丧失了斗争精神和支配能力的文质彬彬的人，愚昧无知的人，还有那些无法感受到坚定不移的人们所受到的巨大鼓舞的麻木不仁的人—所有这些人当然害怕看到他们的国家承担了新的职责，害怕看到我们建立能满足我国需要的海军和陆军，害怕看到我们承担国际义务，害怕看到我们勇敢的士兵和水手们把西班牙的军队赶出去，让伟大美丽的热带岛屿从大乱中达到大治…如果我们不参与这种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那么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因此，让我们勇敢地面临生活的挑战，决心以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去完成我们的职责，用我们的誓言和行动来维护正义……只有通过艰苦危险的斗争，我们才能取得我们民族进步的目的。”
他在回顾“让美国更伟大”的发展过程，拿同时代的中国做对比：“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事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转引自戴旭《2030肢解中国？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国危机》一书P53-54）
我被戴旭的一些文字感动，也为自己的感动得到鼓舞：戴旭说，“中国需要战略家，更需要坚定、勇敢和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民。”
2018.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