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归后香港工作某些偏差的看法
香港回归廿二年，为什么许多人“人心不回归”？很多人墨守成规固定思维，对香港英管治的旧框架被片面理解认为是不可触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星红旗与香港区旗插上后，历任香港政府班子，以及长期掌管香港香港事务的中央官员都将旧框架“神圣化”。基本很少考虑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内，如何利用“一国”之优势，最大可能的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与灵活性，并且大胆地与大陆、特别是华南地区大型基建展开合作。他们不懂得利用大市场模式，发挥创造性的作用。对于教育、文化的深度交流，也不敢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强化“一国”“两地”的融合与渗透。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中华文化教育的交流，太多的被各省来港招商引资淹没。中华主体文化没有规划和系统考虑，其结果。反而是让碎片化的港式文化在大陆泛滥，并且成了次文化新潮流。
反思回归后某些“偏差”“错误”， “主导方”首先要检讨反省。其次，对香港管治者的政绩应进行剖析找出根源，同时也对旧香港历史顽症诊断，挖掘英美势力切入操控的教训。这些都必须同时同步进行。习近平主席针对国内干部队伍思想教育曾经提出：“深入查摆问题，深挖问题根源，自我剖析触及了痛处”，应该“不顾忌身份，不隐瞒观点”，“提意见开诚布公”；又主张脱去“隐身衣”，捅破“窗户纸”，批评不留情面。虽然针对的对象不同，但此举为国家民族未来大局，在分析与求证过程，也应该脱去“隐身衣”，大胆捅破“窗户纸”。
因为中央是缔造和执行香港“一国两制”的主导方，那么，北京相关官员的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及其工作“效果”和“后果”，当然是评价“主导方”工作得失与对错的“质检品”和“参照系”。
（1）首先，中央对回归前后香港主体和社会各阶层的评估、认识都不够全面，最重视的只是大中财团，也包括英美企业。简单认为，稳住工商界，就稳住香港。“闷声发大财”是港人印象最深的名句。朱总理罕有夸奖港人，他表扬小超人李泽楷是新经济的翘楚，却不知其人只是资本玩家。温总理非典后算是探访几位领导人平民家庭。但，坦白说，大多数人对港人的总体印象仅是富裕城市中勤力的工作者，居民也是优裕的生活者。其实，香港中下层居民的民生、民怨长期吹不进港澳办与中联办官员的耳朵。香港有数十万最底层人员是在非正常居所、天台屋、蜗居中苟活。上百万青年没有合适简单居住条件，不能结婚，不敢生小孩。香港房租是世界最贵城市之一。香港绝大部分家庭居住面积是50-60平方以下，很多更只有30平方以下。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在香港已称之为豪宅，现在这类小豪宅最低市值都要1000多万港币。从九十年代以来，20多年间房子市价最少涨了5-6倍，中高档的足足涨了10倍以上。这期间，一般工资涨不到一倍。现在香港社会二极分化日趋严重，占人数比例最高的中产现在日益相对贫穷化。
（2）二十多年来，金钱地位+爱国口号是当然的统战对象。其他的专业人士、精英人士、甚至社会贤达，比较有贡献的人大部分成了沉默的一群。很多身负“统战任务”的人员，日常工作重点变成围绕立法局和区议会的选民选票团团转。几年前，某退任大学校长，最后一次参加全国政协拿回一大袋文件，意兴阑珊。他说，对国家的发展很高兴。但现在对“人”的态度越来越形式主义，干巴巴，没感情，太功利。十年前，有一位学者，研究香港问题写了几篇文章，某高层领导看后觉得不错，是否考虑“入政协”。后来跟进的人员说哪怕是条件优惠，还是需“捐赠”3000万（绝非入私囊）。搞得热心人和当事人很尴尬反感，因为学者一是没钱，二是不愿意。
（3）统战工作如果只是个人小得失，可以谅解是小误会。对待特别重要的人与事，就要谨慎认真。对待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更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妥善应对。特别是关系到“民心”和大众倾向性的问题。记得江主席访港时，一位年轻女记者提了一个虽浅薄却尖锐的政治问题。官方斥之为“stupid”，意即幼稚、愚蠢。但是，问题在于作为有智慧的高层，更应该寻找此类人群“愚蠢”的根源与原因，并且教育说服这些青年人，使这些青年记者提高认识水平，最少保持爱国爱港的基本立场。只有做到香港青年好，香港才能好。由于西方思潮影响和历史的偏见普遍港人需要接受长期有耐心的教化与正确影响。我们要承认对港人潜移默化，缺乏耐性，缺乏周总理那种宽宏包容＋魅力智慧的素养。但，有关当局，一定要做到不“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4）这次“反送中”以暴力“违法达义”为旗帜，举旗生力军是学生，是青年。邓小平九十年代感慨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香港回归后，教育也是出了严重的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基于对“二制”片面理解，忽略轻视国民教育。首届特区政府主导的“教改”脱离了社会诉求与广大教师的意见，外行领导内行，过分偏重教育管理的形式结构，套用时髦的“通识教育”，根本上没理顺教师队伍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甚至，由于表面政治观念不一致的肤浅之见，排斥了大部分教师队伍。更加可笑的政府官员带头弱化、扼杀了中国历史课教程。
（5）除了香港广大中小学教师，还有香港原本一些民主派人士，本来也是香港爱国战线的主力军之一。众所周知的原因，三十年来与国家、与政府渐行渐远。香港保钓团体，承接七十年美加华人、台湾同胞“保钓”的主力棒。但这廿多年来，香港保钓团体不被中央放在心上。更被中联办边缘化。保钓烈士陈毓祥原从事传媒及教育工作，早年曾是被培养为“治港”后备人才。在钓鱼岛牺牲后，政治与外交的层面需要被看得太高，国家主体利益与民族感情却放在一旁。陈毓祥生前死后的境况让香港许多真正的爱国人士心里发凉。
这次香港暴力示威有四大黑手，想不到其中一位原是“保钓”干将，反对美军侵略伊拉克的示威积极分子。非常悲哀，此人因为个人的思想和政治偏见的扭曲，主动成为中美战略冲突的美方助战团。树大有枯枝，一千年前有投降，一百年前有汉奸，现在有，今后还是有背叛国家和人民的人。但是，中国与香港的执政者，总希望在国家面临重大考验，民族接受危机的挑战时，无论普通国民还是民族精英，都必须是与十四亿同胞同仇共慨，团结战斗战胜国际霸权的欺凌和挑衅。
（6）痛定思痛，中央曾被所谓“香港高度自治”误导并过度自我约束，香港的管治团队同样片面理解。且过往习惯于听命伦敦唐宁街，在需要勇于承担之时，却先天性缺乏战略性与整体规划思考。从董建华、曾荫权到梁振英，因为缺乏中央政府直接代为大谋划小安排，显得格局太小而左右为难。
董建华先生此次选定为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全国28人之一），可见国家和人民对他评价好，信得过，很多港人也赞赏他的功绩。
下面二件案例，却可看出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之管理缺陷。
一、董先生考察以色列高科技，小超人李泽楷同行，董先生同意李泽楷建议，零地价拔出港岛宝贵的一片地，建设“高科技”基地数码港。“数码港”建成，却成了高价豪宅和高级写字楼。政府从豪宅及写字楼比例分成也算是“拿”回地价。但是造成二种不可挽救的大损失。一是董先生公器私授引起非议，香港公平竞争商业生态受到重伤。二是丧失了香港战略经济升级的重大机遇。香港本可成为亚洲IT新产业中心，结果又变成超级大地产项目。现在数码港豪宅从每平方米十多万元涨至几十万元一平方米。小超人“零成本”完成这一项目，并注入他个人掌控的盈科公司。盈科即从几亿元资产的空壳公司，变成几百亿的上市公司。小超人独立于李嘉诚先生成功崛起这不是一件简单的资本市场“奇迹”的事件，它不但影响正常的市场信心，还酿发香港社会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经济危机。不知是小李先生自己做（？）或者被英资大东电报公司“套入”一个局。大东电报一向是高派息的公共事务产业的稳健公司。九七回归后，它在全港固线电话经营商的经营专有权将到期，此时手提移动电话正兴起，政府肯定是分出几个经营权。此时此刻，小超人利用盈科全面收购大东（俗称8号仔）。每股十三多元一半现金一半股份。当年街面流传新加坡电讯要来竞争，引起中央与港府“着急”要为8号仔收购保驾护航。（当年据说上升起香港电讯安全及国家安全的层面。）李嘉诚先生为儿子担保，中国银行组银团借出1000亿港元做过渡贷款。大东电报英资大股东轻轻松高位套现几百亿港元避过了后来大东市场价值大跌之祸。大东那些不知进退的小股东与盈科新加入的香港市民众小股东却付出一千多亿代价接了盘。当年小超人注资控股盈科空壳公司，每股0.03元，数码港项目注入后每股升至若干元。当股价升起十多元后，以13元左右全面收购大东电话，此时八号仔（改名盈科电讯）曾经暴升至30多元，入市者当然都是除了原大东大股东和小李先生本人之外的香港大、中、小股民。
维港的烟花很璀璨，却很短暂。大东电报业务不久破局，八号仔一路插水跌至原大东收购价13元左右。小李先生又以低于10元发行一批新股，掠水几十亿。但是后来暴跌至5-6元，又跌至1元左右。这时又来个五股合一，最后是五合一股市价1元有多。数十万香港股民迎来一次大洗劫，1000多亿的公司剩下零头。大家只把怨气怨火烧向小超人，殊不知另一个最大得益是英国佬。
董先生的政府在另一大事件又表现出性格软弱和管理能力不足。众所周知，香港“高地价是回归前港英政府联同汇丰银行为首的港英银行联手巩固统治香港的高明手段，也是‘水蛭’无痛向市民吸血的英明措举。”（参见笔者“香港与大陆：从有界到无边——第三只眼睛看一国两制，原刊《信报》月刊2010年7月份 ）董先生上台后，好心好意推出“八万五”每年新建屋计划。后来此计划因天时地利不合彻底失败。现在回想，失败不是“初心”不好，而是缺乏集体团队（甚至国家层面）的长期规划，没有将此事变成政府的意志与执政团队集体的力量。所以，后来的接班人无论曾荫权还是梁振英 ，都急于与“八万五”撇开关系纠葛。这不单是董建华被“行之有效”的高地价政策打败，而且是几乎全港人民伙同地产商大家异口同声打倒“八万五”，拥护“高楼价”。当然，我们现在同情董先生是因为许多香港人包括部分公务员，都被号称“香港良心”的陈方安生迷惑忽悠扰乱，大家的批评变成无的放矢，干脆乱放箭。不管香港特区政府做的是对是错，都不分青红皂白乱批评。
（7）朋友间闲聊说，谁当特首都不容易，因为真正意义上中央不主动管事，香港的人与事又特复杂，中英美三巨角力，美国又太霸道，英国人又深沉奸猾，中国官员教条生硬欠承担责任……还有富裕的香港实际趋向相对贫穷，民怨丛生。当特首的，往往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董先生“脚痛”下台，曾荫权吹哨上任。开始我们担心香港管治蜕变为“公务员党”专政。后来曾特首虽是“打工仔”心态，但也乐于与广东省官员良性互动。九年前，我在《“香港与大陆：从有界到无边——第三只眼睛看一国两制》一文中分析过前特首曾荫权面对香港三大政治群体的压力与困局。“泛民主派多属于亲西方兼具现代政治意识的人群，以民建联为首的所谓爱国爱港追随的是民族利益和大陆路线。奇怪的是这两派人马实际上都不满当时的特区政府及其施政。前者只追求民主的形式；认为特区政府只是北京的傀儡。后者反感‘旧日的电灯泡’仍在香港发出刺目的光芒。高官的大多是港英培养出来的接班人，虽然换了国旗港旗，意识上仍不对劲。二者对曾特首其实都不满意。顺便说，这二班人马也不懂得经济，所以对政府施政也只会批评却少有建设性提议。代表商家利益的自由党及各行各业利益的功能议员，都是局部、本位微观经济的高手，缺乏全局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战略思考。在这三大政治派别的背景下，言为心声，曾特首也无法‘打好呢份工’虽然叫一般人反感与费解，其实也是无奈的心声。假如曾特首要做一个有为的政治家，（而非小政客），他内心的空虚与苦闷又使他发出‘孤独的推销员’之哀鸣。”
我多少同情曾荫权的遭遇。他本人最值得肯定之事，①是在中央和董建华先生支持下，伙同任志刚、许仕仁大概还有梁锦松勇于承担，大胆出击，击败回归初期索罗斯借亚洲金融风暴阻击香港股市港币汇率稳住香港金融结构，索罗斯为首西方金融投机家大败而归。第二个肯定是他任期间，②排除陈方安生为代表的旧官僚集团阻挠粤港合作的障碍，积极与广东省各政府部门沟通互动。社会传闻说，得罪索罗斯没好下场；老港英残留予现在新港府内部的政治打手（包括司法、廉政部门）也抓住曾荫权在深圳的廉租豪宅和澳门之旅吃喝这类“小节”大打出手，甚至起诉入狱。大陆方面也怕惹上“干预”“偏袒”是非，对此沉默不表态。坊间好事者也“反证”质疑梁特首涉嫌澳洲公司数千万“利益”，中方依然不正面表态，港英的老伙计却明显放过了梁特首。
（8）梁特首日子不好过当然是任期内的占中事件。该事件原来的“起因”是香港青年效法华尔街反对1%金融霸权的抗议示威。据悉，“占中”原来是要反对香港“地产霸权”。时至今日，人们都不知晓反政府大舞台的背景主题是如何被“高手巧妙改变与转移？！
香港的“深层政治”水似乎非常浑，又清澈见人非常深。北京与香港政府不能被动随笛音起舞。香港要解决人多地少问题，粉岭大片高尔夫场土地可解决几万家房屋，却为几百位“球友”之乐，反对建房屋，美其名是“影响国际资金人才来港投资”的大理由。计划填海造地，又被套上破坏“地球村环保”大罪。提出新界的“棕地”及郊野绿地又责骂破坏“美丽的郊野花园”……真正的问题在于：改变香港高地价高房价的政策与措施，损害了香港一连串利益共同体的“超级稳定结构”，可怜可悲的青年们，社工们，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们！！亚门。
时至今日，香港已没有退路！香港的旧产业旧优势旧框框旧思路正把香港的新发展、大改革之路堵死。劝告香港的年轻人，你们的出路不是现时能否 “直选”，在于新香港要学习、参照深圳未来三十年的大规划大发展。只要香港再展雄姿，与时俱进，支持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香港特首真正的“直选”一定到来，并且会更快的到来。
彦山
二〇一九•九•二 灯下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