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专著《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9出版）中文版自序中说：“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新路。”毫无疑问，中国40年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它从一个贫穷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甚至是第一。文革后重建中国经济新秩序，主要靠改革开放。改革，首先是经济领域市场化，放开个体私营经济；开放，是对外引进外资，对内鼓励扶持民营资本。总之，改革开放就是重视商品经济，允许市场经济成分多元混合，国企、外企、民企并存共荣，在共产党的全国体制统一领导下大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改革40年是不短不长的“历史”，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期间除了国内政治的小风波，国际政治的大风云，在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不可避免经历困难、障碍，更经历不同阶段需要克服的各种危机。
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充满“时间性的辩证法”，套用学究味的句式:“这种时间性是分散的，充满了非连续性、分化的结构，以及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所固有的停顿。这种有节奏的时间性是由资本主义积累的组合、不均等的活动决定的。”（参见Michel Vakaloulis《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批判纲要》第一章：“模糊的现代性”）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新的经济形态无可避免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现实问题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方法和途径，某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说得好，“成为现代的意味着成为该世界的一部分，在其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40年，中国社会资本积累、商品形态在市场中不停地扩张，可以说是旧计划经济体系的普遍溶剂，并且合法地被作为一种过程出现。这种进程也如马克思所说的 “生产的不断变革、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万元户”曾是改革开放初期标志性词汇，它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依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报道了中国第一个农村万元户，广东中山县农民黄新文的事迹和经验。1978年黄新文一家8口有3个劳动力，负责管理生产队桑基鱼塘，自建猪场、鸡场，屋前屋后和自留地种水果、树苗，屋内培育蘑菇。总收入10504元，扣除生产成本后纯收入2873元；1979年纯收入超过1万元。这报道引来社会广泛关注和轰动，闻名全国。后来，《人民日报》又发表《像黄新文这样的万元户多了好还是不好？》的述评，引导广大农民沿着正确的方向劳动致富。
1981年9月7日《河南日报》也报道本省第一个受表彰的农村“万元户”蔡林义。30多年后，有记者重访已故蔡林义的儿子蔡新礼，了解到1979年全村到了实在没法集体过下去的境地，“那一年，一个人最多分了50斤小麦”，过不下去，才分田到户。当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村里那些农村干部，复员转业军人，能工巧匠及善于经营，敢闯敢干者，各自发展。蔡家当年收获两万斤粮食。90年代河南农村流行“送出一人，全家脱贫”，外出务工很多人收入也上万元，现在可以说是家家是“万元户”。蔡家的第三代更纷纷走向城市，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蒋关华副教授总结说：他们的兴衰沉浮，表现出农民要想走出一片新天地社会心态，要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劳动者的决心和信心。并且，通过创业,他们更渴望找到致富模式和路径。
如果说起改革开放的印迹，不能不提起三次被邓小平点名的“傻子瓜子”年广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这样解释：“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年广久文革前做小生意贩鱼，为此1963年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66年又因卖板栗当小贩被关押二十多天。改革开放后，在1987年又以自己贪污自己承包经营的公司的钱这一罪名入狱，（后来脱罪）。
邓小平三次点傻子瓜子的名：（1）邓小平1980年看到杜润生的傻子瓜子调查，就对个体私营经济肯定，对“姓社姓资”争论表示“放一放”和“看一看”。（2）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说，雇工问题不要过份担心。举年广久雇工100多人为例，又说：“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3）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中再次谈到年广久，“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1980年、1984年、1992年，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久的命运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
1992年1月底广东南巡，邓小平到珠江冰箱厂视察，这家国内最大的冰箱制造工厂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邓小平惊奇地问：“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随行回答：“如果按行政级别算，只是个股级；如果按经济效益和规模算，恐怕也是个兵团级了。”邓小平参观厂区，感慨万千连问：“这是乡镇企业吗？”并提出后来成为闻名全国的邓氏格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从1977年到1992年初南巡，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做出基本总结，认为十五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之路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是国家和执政党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基本路线，此时此刻更不要争论“姓资还是姓社”。邓小平甚至放出重话，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可以看出来，经过八九风波后，邓小平最大的担心是中国改革开放半途而废，又走回头路。当他看到广东不断扩大深度开放的大好形势，特别是深圳经济蓬勃发展，更吻合他原来对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大思考。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对邓小平在驾驶中国社会新时期发展快车，“打左灯”，却“往右拐，踩大油门”，必须要有更高层次多角度的观察和新的思考。
第一阶段的改革创新，肯定有许多不足、缺陷，甚至是幼稚可笑地方。略举2个例子：（1）“步鑫生，浮沉中走出神话”，1984年他以“独创精神”被任命为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是全国著名改革明星，这与当时总书记胡耀邦批示甚有关系，正如第一个报道步鑫生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25年后的反思总结：“当时的中国经济是一壶温吞水,需要一个敢干的人作为典型来加热，而步鑫生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中国政治习惯生态，一当“造神”就一发不可收拾。除了各地学习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连军区某军长也认为“改革都是相通的”，请求步鑫生去做军事改革的报告，邓颖超老大姐也接见了步鑫生。当时只有薄一波老人家尚清醒，对人民日报记者说“你们这样捧，会把步鑫生捧死的。”当年工厂只有50万元固定资产，步鑫生被县主管局长要求，决定上一条年产6万套的西装生产线。到了省里，主管厅长认为是全国模范典型，要做就做最大，定为五倍产值，年产30万套，18万美元预算变成80万美元。步的衬衫厂根本无力承受，随后国家财政出现赤字，银行贷款紧缩，生产大楼几度停工，步鑫生顾此失彼，全国西装热也过去了，生产的西装卖不出。接着，衬衫的效益走下坡，结果工厂债台高筑，步鑫生被免职。（2）马胜利，中国第一个提出“打破铁饭碗，打破铁工资”，将企业“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企业家。1984年，他因承包石家庄造纸厂而闻名天下。第一年办厂盈利140万元，（原来每年亏损），承包四年，利润增长21.94倍。马胜利在1986~1988年，两次获“五一”劳动奖章（迄今为止，唯一一人两次获此荣誉）；又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科学技术专家，全国首届企业家金球奖。1985年7月26日，全国报纸刊登新华社长篇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马承包”全国演讲“承包救国企”。1987年又“放眼全国”，决定承包20个省100家造纸企业，全称叫“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他一人担任100家分厂的法人代表。盲目的自信与扩张，为马胜利的失败种下祸根，从1989年开始，很多隐藏问题暴露，后来，工厂严重亏损破产，集团解散，马胜利的下坡速度和上坡的速度一样快……
邓小平南巡是一个时代拐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空前大步迈进。党内的稳健派也“热情”起来，几乎所有的“阻力”突然间变成“动力”。据说，当年老人们基本达成默契，家里小孩可以一个下海从商，另外安排一个“从政”。当一个新大潮涌来，气势磅礴，无可阻挡。但，大潮下的污泥，浪尖下的礁石，同样让人胆战心惊。历史已经证明，有无数人下海触礁，也有不少人因此坐牢丧身。
我们千万不要太庸俗八卦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革命老人们让红二代切入市场经济之初衷更多是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改革开放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大多是文化层次不高的农村“能人”和基层工厂管理者与“能工巧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邓小平是有意识迫、推、诱知识分子和干部下海。在早期大力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这一招绝对是有效的。目前许多健在且管理运转健康发展的民营大企业，其创建人和高管，都在这个时候下海。
在1993年间，我从香港赶到广州非正式参加一个学生营养餐项目的研讨，与会者有孙中山先生的孙辈与一位革命元老夫人。他们和其他与会者认真敬业的态度让我肃然起敬。我顺理成章参加了这个“小南巡”团，跟随访问考察珠海、深圳特区。特区的领导们对这个非正式“团体”极为重视，给予高级别的接待。又由于“招朋引类”，那些红二代及他们的熟人沿途加入不少。我亲眼看到平时对年轻后辈和蔼可亲的老“阿姨”气势冲冲“训导”深圳市领导。原因内情是某兵团副司令“公子”委屈向老太太投诉其在深圳设办的“为中华崛起”的“新型汽车制造厂”不被政府重视，反而 “打压”。看到一堆一堆半成型“车壳”堆在空旷的厂区显得“冷落凋零”心痛地气骂：某某可是革命的后代，他也是为国家好哇，他的这些“财产”其实最终也是国家人民的资产啊！深圳领导很尴尬，连点头说“我们调查，我们去搞清楚”，这一幕给我印象深刻。在弄清楚真相前，各方的态度都似乎正确，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事后，我们劝“阿姨”的秘书与有关方面沟通了解，原来某公子虽也是为了“制造”全世界暂时没有的“全塑”汽车，却弄了一批日产汽车发动机免税进口批文，“倒卖”一把来筹集经费。据杨秘书说，老太太回去后把已退休兵团副司令召来“轻骂”一顿，然后请人把某公子的“创意”交有关部门“研讨”。后来也没有“好消息”，此事就不了了之。
九十年代的初、中期，红二代与其他官员下海创业，绝大部都以失败告终。原因离不开缺资金、没经验以及市场不规范、不成熟。换一个角度看，他们大多是不成功或失败的“当代英雄”，成了改革开放道路上的铺路石。珠海横琴现在大兴土木，一片繁荣。其实，它的原来拓荒者是一家叫“亨大”的公司。“亨大”采取许多人入股集资的方式，成员大多是广东、北京改革派官员的子女后代，钱也是从亲戚朋友措借，组织模式倒象半军事化的“合作社”，有许多“社会主义”的因子。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亨大”连成红色“大亨”，野心勃勃想建成地产、投资等方面的“大集团”，要把澳门何鸿燊比下去。因为他们的空想太超前，实际商业经验缺乏，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又很“自律”不想利用、滥用父辈的名望和权力，结果，他们不到一年就失败。
珠海政府原来的承诺保证没有作用，特别已换了几任领导。本来应该追回的数以千万元保证金，也一直没有着落。这陈年旧账的借筹来的筹办资金变成在珠海政府的烂账和糊涂账。前不久，我还和一朋友，（曾被任命亨大“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路过珠海横琴时闲聊，大家开玩笑的说，他们把梁山泊聚义，延安时期军事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伙人制三结合，在现代中国还没有成功的案例。
其实，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双轨制使社会存在着“寻租”的大空间。有些人闷声发大财是靠合法或非法取得外汇额度，进出口批文和大商品物资的计划体制价与市场价的差价支配权。这种现象的存在根源，一是社会体制机制有缺陷，造成分配不公平，不公正；二是由于有价值的资源缺失，谁都想占有优先权或独占权。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下及反对资产阶法权的氛围下，即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走后门”获得政治、经济、工作、生活的“好处”也成风气，“法不压众”连毛主席也无奈地解套说，“走后门也有好人”。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长期严重的“不公平”肯定会引起社会结构失稳，社会秩序也失控。八九学潮，其中一条导火线也是反对官倒，反对特权。当时的矛头也是对准一部分掌权的改革派没管好自己的子女。这个教训，对执政党，对掌握权力的高中级党政官员，应该是深刻又深刻的。
应该承认，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加速进行，经济发展很快。但，以后十年与此相伴而来的政治上、经济上都有许多负面东西滋生，甚至酿成二大危机。一大危机是全国上下，党政军及其他权力机构机关纷纷成立依附本单位的独立经营公司，并利用经营公司形成单位小金库，全面发展体制内非计划性经营，并催生灰色经济，甚至利用职权特权赚取垄断利润。这一危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腐蚀了职能部门和相关官员，而使国家权力部门丧失道德制高点，严重影响公信力，结果是催生铺设了全面性结构性腐败的温床。全党全军全社会花费整整十多年时间，近十年才基本逐步刹住这一歪风。第二大危机是社会权力逐步商品化，各种权力又与资本结合，形成权力异化升级版。各种贪腐行为已从蝇头小利变成以权谋私，甚至，最后变成利用权力有计划有预谋掠取社会资源，盗取国家资产……
经济复兴带来的危机，是现实存在的悖论。整个九十年代，国外一百多年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最黑暗、血腥、恐怖的东西，几乎浓缩、压缩在中华大地。十几年的时间，全面的生态危机、血酬工资制度，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多层面同时爆发。庆幸的是共产党执政理念与国家机关的强控制能力没有崩溃。西方近代社会改良实践也影响着中国的改革与改良；原来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牵挽着社会滑落的“道德线”。这促成中国在最短时间穿越原始资本主义的“黑幕时代” 。
当经济复兴带来西方印记的文明，当 “土豪”也端端正正打上领带，当公益与慈善也成了新资产阶级的新流行语，中国的新危机又是什么呢？
在九十年中后期，开始最耸人危听的不过是某某人有能耐拿到国家经贸部一张“批文”，单纯这张批文的“时价”已经达上千万人民币。但，随着邓小平逝世，权力开始集中，失去原有制衡，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社会上时有传闻。特别随着红三代、官二代、富二代登上中国经济舞台及局部政治舞台，我认为权力与资本在中国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和金融垄断资本开始“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大约二十年前，听说某前常委商人儿子开出合作条件最低门槛是单方获利三千万。譬如北方某省公安厅主管交通负责人批准某种监管交通智能卡落地，代价是该商人儿子安排此负责人上京到家探访小叙，“无意”中见到“首长”，“首长”只关心某省的治安，听汇报颇满意，顺便拍照留念，商人儿子与之合作愉快。当然，真正厂家在此单生意获利甚薄，甚至暂时无利，为的是下步打全国市场。后来常委的商人儿子对此没兴趣了。又是听说，到十五年前，合作形式必须高级专业，最低门槛已经升到一亿元。到了后来，胃口与兴趣又变了，最典经的是《财经》杂志和香港《文汇报》2007年前爆料的鲁能事件，账面净资产740亿人民币的山东鲁能集团，其92%的股权以37亿人民币被转给二家不知名的公司，真正的拥有者就是众所周知的“最有势力的红色家族”。虽然在中央最高层的干预下，鲁能740亿资产最终又回到国家手里，但造成的影响无疑是中国当代政坛最丑陋活板剧。今年初，这“中国纸牌屋”的剧作者与导演之一，××系的掌门人，上万亿资产的掌握人，也是充当鲁能“白手套”的“北大神童”已经从香港“望北楼”返回大陆配合调查。
过去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和官学界最流行的通俗化政治经济学几大名言：（1）是“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按比例分得最小的人也能吃饱；（2）在发展中解决问题；（3）用人民币能解决问题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其实社会现实不断给这些“名言”打巴掌。为什么经济发展，中国逐步复兴了，矛盾与危机不是减弱了，而是不断被强化？《21世纪资本论》“导言”的卷头提示性引言是引用法国《人权宣言》（1789）第一条：“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中国经济复兴和发展，实际上与国际现代社会一样，“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公平。”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腐败模式发展到后来的阶段，有几个明显特征：（1）金额巨大，早期数以万计现在以亿计数，十亿，千亿不乞其人；（2）犯案官员数量大；（3）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4）腐败呈现集团性质。另外，曾经有一个奇怪又不奇怪的现象：市县级官员抱怨省级官员贪得更多而多平安；省级官员认为根源在上头，那些更高明的手段或更低级的手段可以贪得更多而且贪念更是无穷大。如果不是十八大所揭露和处理的如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些大老虎，使大家对这些原来道听途说的事情有深入了解，我们将无法理解习主席悲壮的予言：“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当然，同时更理解的是习主席充满英雄主义的誓言：腐败问题越演越烈，必须坚决惩处。
如果拿中国历史人物有复杂人性者来做贪枉犯法者的镜子，非清代和珅莫属。和珅“贫困起家”，后“仕途风顺”；初“为官清廉”，“督办贪案”，后“利欲熏心”，又“大兴文字狱”，“野心膨胀”，“镇压起义”，“控制商贾”；曾二次“随驾江南”，“大权独揽”；更“铲除异己”，“权倾天下”；最后太上皇乾隆1799年正月驾崩，新皇嘉庆当月宣布其廿条大罪，下旨抄家，有白银八亿两，相当清政府十五年财税收入。有论者说，中国官员贪污数百万甚至几千万还可理解，因为这数量还可以体现出一些具体的功能，为过豪华奢侈生活，或为下一代积累财富。但数字涉及数十亿，百亿，千亿时，就不是人类理性所能理解，甚至腐败者自己也不能理解。其实，贪腐者已把职务权力当作自己的“资本”，也就把“犯罪”当作“经营”，他把非法所得当作私有资本不断积累，他也陷入自设的陷阱。这个陷阱也符合马克思把资本的积累称之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权力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人手里。
40年来，“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它们为邓小平‘先富’战略思考的伟大实践提供了亮丽的成绩单。但是，由于近年贫富不均日益严重，社会主义平等与均富的要求呼声越来越强烈。为此，“城乡各阶层共同富裕的新战略必须开启，并且加快节奏与步伐。”（见笔者2012年5月8日文章：“调整社会分配结构：先富和均富的节奏与平衡”——献给十八大，龙年之梦：（四））多年来，我一直呼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扶助农工，平均地权”，更应该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后，适度提出“节制资本”。同时，也希望中国社会更快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请关注本文的姐妹篇《香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新秩序（九）——深化改革•防止资本“政变”》）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