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山
香港是魅力四射的万花筒,蓝、黄、红多种文化色彩随意配搭,互为折射,使这个史无前例的特别行政区继续是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国际性都市。如果不满足表层简单的说明性解释,较为深度探讨,尝试把复杂的历史沉淀简洁地进行嬗变,就可大胆地改造旧元素的形式内容,重新提炼精华,重新配置和创造。简言之,在不破坏香港独特结构的前提下,将特定的内容变革,使之更具有完整的新创意。如果是这样,香港或许出现气势磅礴,超越原有心理时空,亮出新世纪神话般奇幻的画面。
回归后的香港,左右各派热衷于划分楚河汉界的“两制”,好像被念了咒语不越雷池半步。大部分香港人把回归前当作“香港梦”的最佳境界,最大的努力只想维护原有的“硕果”。十几年来,香港社会没有果断推陈出新,积极主动乘搭中国高速发展列车。导致了香港在先进、美丽、现代的外壳下,包裹了保守、懒散、自负又胆怯的心态。香港把自己局限在坐井观天又杞人忧天的心理危机中。
香港,醒醒!
八年前,本港160多位精英对香港20个主要行业的兴盛衰败进行研讨剖析,以跨版连载系列形式在《经济日报》发表。后来结集成书,目的是“查不足除危找机,醒一醒创出未来”,书名就叫《香港,醒醒!》。
行政会议成员史美伦说:“内容丰富,见解精辟,分析独到,能启发读者思考,……是罕有全面地探讨香港经济如何长远增长之专书”。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陈南禄说:“自满,只会令我们驻足不前,松懈,早晚会被改变及被竞争淘汰。成功永远是一场持久的耐力赛。”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说:“《香港,醒醒!》提醒我们,无论是政府或是业界人士,都必须居安思危,自强不息,才能为香港创造持久的繁荣。”
瑞安集团董事长罗康瑞说:“香港占尽地利人和,为进出中国的最佳桥梁,但世界和大陆瞬息万变,若固步自封,未能适应和领导潮流,边缘化将难免。”
八年过去了,回头看香港社会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问题没解决,变得更严重又衍生出更多新风险和危机。北京与特区政府热衷于被动地与泛民派周旋,与真正的和虚假的反对派对弈。可悲的是对“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专家闻而不听,视而不见,根本不放在心上。港澳办与中联办关注的只是“政治的稳定”,重视的是“表态的站队”。其实单纯挑选一个好特首,政治保险了,香港也不是万事大吉。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当初都是中央较放心的特首。如果中央没有完成对香港新的战略思考,后面换谁当特首,照样无法解决问题。不爱国爱港,当不上特首;假设爱国爱港又能当上特首,按现有的决策框架,谁也无法带领香港从旧梦中醒来,另创香港新辉煌。
香港的问题在哪里?
让我们重温七、八年前,香港企业及专业人士一些真知灼见吧:
(1)“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经济政策不是香港永久牌灵丹妙药。
(2)90年代起,香港部分行业败像初呈,是金融及地产业泡沫掩盖竞争力减弱的现实。
(3)十多年来,港人生活没进步改善,个人收入中位数实质没有增长。
(4)相比南韩、新加坡,香港与台湾一样经济没真正转型、创新,经济空洞化,社会民粹化。
(5)金融,商业中心,航空暂时略有优势,但竞争者众;物流、制造业、电影优势尽失;旅游、创意工业、医疗和教育等发展,不尽人意,且不如周边对手的拼劲。
(6)自由行、CEPA,以及大型国企来港上市等体现国家大力支持,带动香港GDP上升,但相应配套互动没系统思考;本地基建项目少,进度慢,效率低。
(7)房价贵,租金高,酒店少,贵价赶客,限制本土商业和旅游业发展;扼杀众多特色小店,只剩林立的大商场。
(8)数码港是籍科技包装的免费优质大地产;数码港的失败拖累了中药港流产。真假科技企业的失败又拖累了创业板的发展。
(9)大财团垄断性经营,影响甚至扼杀了航运码头物流的正常竞争和发展;损失的是全社会,业界噤声。
(10)政府患得患失,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社会继续无止境的内耗,把注意力花在内部的琐碎争执。
十一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认为香港困局最根本的原因,是决策、立法和执政三层架构各自不完善,有欠缺。所谓“行政主导”是历史的误会,当年的港英政府靠的是伦敦唐宁街的总决策。回归后,北京为了表白实行“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真心实意,根本不敢也不想代港府策划。香港需要一个战略策划的超级班子,或许称之为香港二十世纪发展委员会。北京的金融学家、经济学家、战略思想家都应参与,香港的精英、历届的退休司局长都要参加。同时,一些外籍合适的专家学者也可加入。这些人没有行政权力,没有固有私利,他们不但可参与决策,也能够在决策调研中监察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和质量。当然,这需要得到国家与国家智库的认可和祝福,也需要香港能够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以配合。最终的决策立法都需走行政局和立法会的程序。如果有这么一个超级战略(智库)委员会,谁当特首都能事半功倍。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