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对人类社会事务性整体的研究。但汤因比所以被誉为伟大的智者，更在于他著作的目的不是以知识为愉悦，而是解释历史和预见将来。

　　汤因比赞同这样的观点：历史关注的是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不能割裂它们，也不能偏重任何一方，就象不能割裂“事实”与“解释”一样。

　　汤因比认为：“事实”并不是象卵石那样单纯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分离出来，等待历史学家拾起来利用。历史学家也不是在过去中散步时发现沿路存留的“事实”。“事实”就象经过打磨的燧石或烧制的砖。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果没有人的活动，“事实”也就不会有人们看到的样子。历史的事实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事件，因为在“我”说出之前，它们已经经过人的头脑过滤了。

　　汤因比认为“事实”已经是被人所“建构”起来的东西，但他也不认为“基于把事实看作是人的大脑的创造这样一个坚实的根据而把另外一些事实说成是假的。”

　　“历史中的客观性……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而只是一种关系的客观性，事实与解释之间关系的客观性，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客观。”（引自E·H·卡尔：《历史是什么》）那么，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考虑的客观是什么呢？首先，把这样一种看法当作公理，即人类事务的研究具有某种意义，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解释这种意义或者“制造”历史的“意义”。当然，走得更远的历史学家是把人类事务看作是现象，而力求在更高的层面来总结自己对规定的研究。

　　尽管是在世纪之交的前后十年，生活在中西政经文化汇杂地香港，在大历史的背景下许多风波也只是“维港”泛舟之涟漪，最多也只是太平洋潮涨潮退的冲刷。不错，本书所谓政经评论和什么“猜想”和“思考”，只是笔者对着中国

　　——港台这面社会镜子执着的“独白”，或者牵强些说成是“建构”某些客观事实。但，“独白”与“建构”正是广义的大小历史学者的“行动”。汤因比理解寂寞的学者们内心的骚动，不无鼓动性的说“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不采取行动或错过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期，不仅对于实践活动，而且对于智力活动，都是一种不幸；在智力领域里，因疏于行动而犯错误的危险更加隐秘，因为其恶果通常不是很快呈现出来”。

　　因为香港是言论自由的中国福地，《信报》又是严肃的独立媒体，所以，亚太各国及密切关注中国一举一动的机构和人员（包括北京政要）都非常重视《信报》的重要文章。许多如同笔者一样执着又各显个性的“独白”也因此就汇成香港和中国大陆“软实力”。当年，美国和日本驻港人员都曾拉长耳朵探听《和平的忧患》及《和平的威胁》文章的背景与后台；北京的高层也对《和平三章》“绵里藏针”的文风欣赏，派员邀喝茶叙谊。我欣慰的仅仅是达到“建构”事实和传递“信息”的目的，——不要怀疑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承担，不要轻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坚强意志。这，就是行动中的历史学家独到优胜之处。

　　2007年春节，友人邀请游欧，走马观花。罗马斗兽场，宏伟与颓败并存，公民与奴隶共荣，娱乐与残杀一体……。这一切都成为历史遗迹，显然也与周围熙熙攘攘的世界各地游客互不相干。我想，人类为何如此伟大聪明，几千年来创造了叹为观止的奇迹；人类又为何如此愚蠢，在敌对与毫无创造价值的状态下消耗全部的才能，使文明处于停滞的状态，甚至为灭亡种下祸根。法国罗浮宫固然富丽堂皇，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饥饿的暴动民众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我又想，“不患贫患不均”是中国的古训，革命固然是社会的消毒剂，但革命又是社会的绞肉机。当时，我随身带了David Lamdes《富国论——人类贫与富的命运》一书，联想到中国目前社会的现实和存在的危机，心急如焚。回港后，写了《解决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矛盾的战略思考》。

　　汤因比又说：“思想只要一启动，就会把现实打碎，但马上又会把现实加以重新组合，在分解之后，思想就进行分类工作，即把不同的对象确定为同一类型的东西”。

　　我也明白，书生论政和纸上谈兵其效应实在有限。“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但正如汤因比所说：“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力求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更广阔联系，他就至少是在这种追求终极目的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但是他不能期望自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正如自然科学家不能期望自己将会发现物质的根本性质”。

　　当代社会问题研究和政经评论者，绝对更象行动中的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我们不敢妄大自尊；面对现实，我们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

　二〇〇九年九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