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在理论工作方面愈来愈弱化，除了邓小平靠权威对左右双方空对空争论喊停，而提出一些实用主义的口号去统一全党的注意力，去指导十二亿人民的思想外，暂时无法形成新的理论系统。但是，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邓小平不是理论的理论挽救了中国，挽救了党。不过，中国的发展恰恰又到一个十字路口。如果要真正取得政治改革和巩固经济改革的成果，就必须有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它能够概括当前社会现实，能回答社会上浮现的各种问题，并且提出并非缥缈虚幻的政治目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也是目前中国跨入新世纪的需要。

　　对先进生产力理解有突破

　　“三讲”是中共内部纪律调整的习惯运作，充其量只是正常行政手段的补充，在政治层面上看可以说仅是技术操作的问题，江泽民最近在“三讲”运动中提出“三个代表”，即中共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意味深长，意义深远，它不单纯是为了十六大理论铺路，更重新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共立品定位。

海南岛陵水龙门村，“三个代表”标语下的儿童合影。

　　什么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在中共执政五十年大概曾经有过不同时期的简单解释：一、解放初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斗倒地主而翻身的个体农民，以及与民族资本家共处但已做主人的工人。二、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中是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公社化的贫下中农；是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三、六、七十年代的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的革命派，以及国企的产业工人，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其先进典型也即名噪一时的“大庆人”和“大寨人”。四、八、九十年代比较含糊，除了在党章仍然确认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外，又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际中又承认农民包产到户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以至到后来用“包”字、用股份制对国企进行改革；以至在《宪法》中又承认其他集体、私营经济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成分，以至确定为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之一。

　　最近几年，高科技新经济的浪潮风起云涌，看来中国应该是搭上了这趟快车。根据原上海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教授在去年一次关于知识经济的演讲中，说他先后听到江泽民说的四句话。第一句：每个人读一读麻省理工学院出的《数字化生存》。第二句：《参考消息》有篇文章叫<无极至资本>。第三句：比尔•盖茨怎么成为世界第一大富翁的？第四句：是不是可以把知识作为资本来发展经济？杨教授说他听到后感到江总书记讲起的这些都关系到知识经济。究竟什么是目前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的要求，当然需要中共的理论家给我们更明确的定义。稍为牵强附会地联想到朱镕基最近对恒隆陈启宗的评价，对盈动李泽楷的赞许，是否可以说中共对先进生产力的理解，已大大突破阶级分析的藩篱。包容的空间更广，面对时间的前沿性更有其敏锐性了？

　　应调整国家思想文化构成

　　如果中共要挑起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一历史重任，就必须全面检讨以往教条主义和极端思想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破坏及其严重后果。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可以从自己的理想实践的角度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如果从历史的大背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流，以及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空间来看，应该是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新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中共应该从大格局着眼，调整国家思想文化构成，给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重新定位。笔者认为，它有三个来源和组成：一、五千年传统文化；二、近百年来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三、近现代国际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这种新构成，有别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机械二元论，又纠正新儒学的偏颇；既解决因多种经济形态并存而造成意识形态或超前或滞后的矛盾，又能促进对国内忧患、国际危机的化解。新的文化构成，不但可揭示“全盘西化”的荒谬，又能潇洒自如地吸纳当代国际新事物新文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无疑给中共带来政治压力，但新的思想文化构成能积极消化原来是西方特产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这些原来弱势文化将变得更生动活泼。既结合社会主义思想原则，又融入了东方人文特色。

　　中共须更自觉接受监督作为个体的领袖和个体的党员，笔者不敢相信他们在“公”与“私”二者冲突时会有什么选择。但作为整个政党的性质和它的理论，笔者不怀疑中共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宣言的真诚性。当然，当它犯错误的时候，它连自身的利益都损害，何况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十六大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触及和论述，至少说明中共从一个阶级的政党转变为全民的政党，并且明明白白表明它重视国家的利益，重视目前民族的利益多于将来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为了保证中共不违反自己制定的原则，中共更必须自觉地接受人民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这就必须有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健全以及落实真正的政治改革。因为这不但关系到动机的真诚，更关系到效果与动机的统一。

　　历史有它的不可重复性，历史更有其继承和发展性，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治国的方略是从军事斗争转到政治专制；第二代领导人是从政治上“拨乱”到经济上“反正”。第三代是继往开来，继续积极发展经济，重视新的生产力，同时也试图重新营造新的文化。如果大家把眼光放远些，第四代领导接棒后能顺利的为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开创一个新局面，那将是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伟大的贡献，也给世界后现代化带来新的启示。

（刊于2000年7月6日香港《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