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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三只眼睛,看新特首选举

日期: 2014-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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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信报》财经月刊 第422期2012年5月号) 

  香港第四届特区行政首长选举终于落幕,没有太多的悬念。但留给北京与香港、胜利者与落选者、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以至左中右各方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 

  首先,这次选举应该是一次进步,比以往特首选举更公开透明,当然绝对是一次不合理却合法的选举。无论是小圈子,还是大民主,选举的程序和规矩必须清晰,严谨,有监督,可执行。香港在技术性监管方面非常成熟,但这次选举最大的诟病和缺陷是北京某些人和中联办一些部门做法,他们在具体人选问题上过度干预和操纵选委。这破坏了自己的建制,也贬低了自己要建立的公信和权威。 

  中国有宪法,中共有党章,大陆民众和中共党员必须遵守。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大陆许多社会问题发生和一些弊端被批评,恰恰是随意违宪,更有不少党组织部门带头弄虚作假,破坏党内民主,背离党章。中国大陆与香港是“一国”下的“二制”,港人自治与中央原则性指导和监管既矛盾又统一。(参见笔者另一篇文章《香港与大陆:从有界到无边——第三只眼睛看一国二制》,见本刊2010年7月号)中央与香港完全可以并可能在良好的框架中各处其位,各尽其职,而不是事事针锋相对、互为对立。什么时候实行直选,什么范围实行民主,港人依情依理有诉求,但向中央施压争取必须依法。这次,中央执政核心对香港深层次社会矛盾的认识,以及解决这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思路本来较为正确。具体到认可唐英年与梁振英是特首人选,本来也确实决定把决定权交给1200位选委。(当然,明显排斥何俊仁也基本不违主流民意,虽可批评没气量、不自信,暂时也可原谅。)但是到了后期,因为某些层面指导者被选举小动作冲击吓坏,担心“标准”移位受“攻击”,“预期”变化而决定“应变”。结果,只守住“有心栽花”的良好愿望,对“无心插柳柳成荫”却不屑一顾。最后笨手笨脚直接间接粗暴“干预”,“影响”部分选委的选举意愿。无论是中联办某些办事者或是当事人掩饰和否认,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其实,这瞒不住民众,更骗不了自己。为了第二层面第三层面的技术性目标,抛弃了第一层面的目的;为了过程手段,抛弃了原来终极理想。这是舍本求末的愚蠢。如果这种落后而不高明的党文化继续在中国大陆泛滥,在香港滋生,危害的是爱国爱港阵营和追随者本身。这种现实不得到改善和改变,我们担心的是民众的素质受毒害,中共的执政能力受怀疑,中华民族真正复兴,将是幻想和空话。 

  第二,唐英年和梁振英的政纲根本就是大同小异,甚至也看不出太大的高低差别。他们已经从董建华与曾荫权执政的经验和教训学到了一些东西,也竭力试图缓和平衡工商财团与中产阶级和基层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中短期的思路和措施基本可获北京的祝福和民意的认同。无论如何,他们比何俊仁先生政纲更有建设性和可行性。何先生与泛民派既清楚自身的欠缺与局限,也明白主流民意从社会整体利益和稳定发展需要一定会对政治动物说“不”。但是,何先生们绝对是香港社会核心价值和利益另类忠实的监护者。对此,我们应该正面肯定。在社会管治和经济民生问题上,尽管何先生频频向梁先生唐先生出击,口中喷出空洞的民生口号,其实内心也不怎么否认这方面对手的优胜。但是,无论是梁振英还是唐英年,无论是偏向工商界立场的稳健发展,还是抓住青年人及中产者心理的稳中求变,梁唐的思路格局与标签口号还是媚俗从众有余,气魄谋略不足。这,才是香港的局限,香港的悲哀。台湾六十年代,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经济大格局大谋略,绝对值得香港精英们思考和反省。香港,能简单这样靠梁振英、唐英年三流的政纲重新腾飞,突破新发展吗?笔者对此不敢乐观。 

  其实,一些有识之士坚决反对“西环”(指中联办)作为第二管治队伍直接插手香港社会管理运作,却主张香港长远发展规划方面应欢迎在北京参与主导下实行“专家治港”。“专家治港”与梁振英当选后“识时务俊杰”吴光正高呼的“专业人士治港”绝对不同。对“专业人士治港”担心的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计较繁琐拘泥小节,重视局面而忽略整体且自以为是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错。香港虽有很多优秀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但比起大陆、台湾、甚至姐妹城市新加坡,它明显缺乏战略性系统性的大人才。当梁先生是董特首的大智囊时,身陷困境的董先生说“三P”方面,公共和政治做得不好,而政策是他的“强项”。我批评说:好心的主意是董先生们的强项,而论证实质可行的政策正是董班子的“弱项”。笔者在《“八万五”决策成因与教训初探——从梁振英回应说起》(见2003年8月12日《信报》)文章结尾说:“中央政策顾问小组不能只是形象化妆师,港府非常需要成立经济发展决策委员会,应付世界经济新格局向传统香港的宣战。新时代需要各方面专家会诊治港而不能单靠所谓专业人士治港。”看来,8年前对董特首的警告,仍可以做为梁新特首的提醒。香港需要一个半“凌驾”且又脱离政府行政执行班子的战略性策划、决策机构。行政长官可参与和支持,却不能指挥,更不可过度干预。它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必然有良性的互动,也必须包罗包含香港以至国际各方面专家学者。它可以独立对立法会负责,而不是听从行政局及行政长官的顾问单位。它可以在中央政府的祝福下,在广泛取得社会民意理解、支持的前提下,得到香港政府各部门配合,做出一定程度超越时空限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第三,这次选举另一个吊诡的是竞选者都希望得到北京的祝福,却尽可能把自己与北京划清政治界限。如果从“一国两制”方面考虑似乎有点道理,但笔者觉得北京当局和梁、唐都有点“掩耳盗铃”心虚。香港社会,包括梁先生都有意无意存在一个思维判断的误区,即共产党人是不可接触的神秘人,是港人应该害怕的洪水猛兽。 

  目前,世界上,包括香港在内,没有一个组织、集团、个人比北京执政当局更重视香港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更关心香港的整体利益。这不是什么“仁慈”、“伟大”,它的根本原因在于职权与职责。所以,假如梁先生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可能更使人放心,因为他有组织在上头管着他,而中共中央是真心要香港明天更好的监护人。否则,梁先生是偶入花丛过客,或政客,或野心家;或者恐怖的如《前哨》某些风语文章暗示是英国人的“深喉”或代理人,那倒要叫香港民众感到害怕和担心。香港人熟悉的老共产党人有庄世平老前辈,身拥百亿资产却两袖清风,品德崇高,令人敬仰。大家熟悉的疑似党员曾钰成、梁爱诗也是德才兼备,大有社会领袖风范。大家知道的曾想成为党员未遂的陈毓祥烈士,更是正义在胸,热血沸腾,为国捐躯。当然,中国,乃至香港也不乏一些党棍,不乏似是而非的小人。这也不奇怪,树大有枯枝,连中联办前身新华社都曾有二三骨干正副秘书长之流的败类沦落成为英国人利用的三流特务。如果在泛民派选人,我选民主党,不选公民党;我选司徒华先生,不选李柱民先生。如果在商界选领袖,我选李嘉诚先生、胡应湘先生,冯国经先生而不选暴发户和富二代。如果选舆论传媒领袖,我选林行止先生,而想也不会想到黎智英先生及十足左派的黎智英同类项。如果选香港良心,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女士肯定不入眼帘,曾任香港大学副校长的杨紫芝荣休教授和前立法局议员杜叶锡恩更有一颗赤诚的爱心…… 

  所以,香港人应该摘下政治有色眼镜,全世界都一样,无论是左、中、还是右,无论是“自己阵营”还是“敌营”,都有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蛋。对待君子,哪怕政见不同,我们应从善如流;对待小人,即使挥舞同一旗号,也应该给予眼色。为此,建议中共中央更公平对待所有香港人,建议特区政府和香港民众真正重视普世价值,给所有香港人,包括公开和不公开的共产党人有选举权;给所有真诚的爱国爱港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和民主派人士,都有被选举权。我认为找一个合适的台阶,北京不要为难自己的忠实信徒,也没有必要过份为难有不同政见的香港民主派,他们在2017年是否可以与梁振英、唐英年一样有被选举权?! 

  第四,中央港澳办王光亚先生说得好,香港现在确实欠缺大政治人才。这次选战互相抹黑,港人惊诧不已,甚至痛心疾首,其实每个人都夸大了自己的感觉,然后简单片面地让情感支配左右自己的行动。看看西方各国领导人的选战,就知道香港选举抹黑工程是小儿科。如果认为唐先生败在“绯闻”和“潜建”,那就大大低估大部分选委的智力和香港舆论界的水平。梁振英胜出的个人原因并不是他没有被人捉住错误或自己承认缺点。梁先生永远与“过失”无缘,如唐先生嘲弄他的“唔关吾事”恰恰是他最大的过失——把自己塑造成近乎圣洁的完人,正是人们认为他可怕的地方。选特首并不是选模范丈夫和谦谦君子。梁先生最大的优点是认死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聪明地学习奥巴马抓住了一个关键词:“变”(change)。美国人已经对共和党多年来维护大财阀的政策不满,香港人因困在发展的死胡同而对现在和未来也不满。归根到底梁先生的“稳中求变”还是抓住了香港民意。抓住民意也等于“让北京放心”。所以,梁先生勤力跑基层,大家一起写政纲,是他胜选的内在原因。 

  这次胜选,梁先生不管是真诚还是装扮,都表现了谦卑的态度,甚有胜利者不敢得意忘形的风范。在这里,提醒梁先生不耍小聪明地认为宽宏大度接纳唐营智囊袋精英,放下身段向何先生及泛民抛媚眼,就可以有“天下英才入吾彀中矣”的效果。我们希望新特首有大聪明,哲人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梁先生没有宏观经济学的根基,没有历史学和政治学的修养,幸好地产测量可以锻炼培养数据分析能力,《基本法》起草更是系统学习法律法规的大课堂。这也足够了,如果有此自知之明,应比董先生更好领略“专家治港”的精髓。只有真正认识香港深层次的矛盾并有魄力解决,才能真正得到北京高层的有力理解;只有改变不认错的伪象,才会使不信任者和反对者改观和谅解。 

  最后,电视上看到李嘉诚先生投票前大声说:“投唐英年一票,不要听错。不管谁当选,不会撤资,因为爱香港,爱自己的国家。”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李先生如果稍为年轻,他又慷慨捐一笔香港发展基金,并像唐英年一样脱离家族生意,他当上香港特首,香港可以有怎样一个新命运?! 

  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尚曾自谦地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如今梁先生称王,不要忘记香港英雄地有的是老虎。君不见潮州怒汉詹培忠先生明知唐英年输,仍大声说为了承诺和信用投唐一票。回答记者是否担心梁先生“秋后算账”,怒汉哈哈大笑,“他有这本事咩?!” 

  我为两位潮州乡贤的坦荡感到骄傲,更为梁振英上台后香港人仍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感到自豪。大家相信梁先生不敢动香港的核心价值这块奶酪。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是香港的传世之宝,基本廉洁且有执行力的公务员队伍更保证香港社会的稳定。目前看来梁先生心知肚明,有很多顾忌,也尽量拉近与广大港人的心理距离。“把政府关在铁笼里”,这是美国人的怒号。奥巴马谦卑地说,他就是“关在笼里的野兽”,但仍要更积极与美国人民对话。梁先生是否也是关在笼里的“狼”?不管如何,最重要是千千万万香港人的眼睛,也包括许许多多第三只眼睛都要看着梁振英的鼻子,盯住新特首如何面对目前的困难和应对不可知的未来…… 

2013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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