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成果掠影
二、改革，也有负面现象
很多人说：现在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糕的年代。
a、贫富严重不均，中国基尼指数2000年是0.412，政府十几年没有公布。据中国人民银行与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创立的中国管理与研究中心调查，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指数达0.61。社会贫富的警戒线是0.4，世界20G只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贫富差距问题严重，排行第19，压阵的南非基尼指数达0.68。
b、公务员官僚化。中国公务开支比例世界第一。2004年中国财政收入3万亿人民币，全国三公支出（用车、用餐、旅游）逾万亿元，占财政收入37%。同期，公务性支出美国占9.9%，日本9.9%，加拿大7.1%，法国6.5%，韩国5.06%，英国4.19%。
c、除了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在官员们中较为普遍。官本位观念固化，人欲横流，贪腐成风。反腐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民意。
d、盲目追求GDP增长，自然被破坏，环境受污染，城乡百姓生存空间与生活质量严重恶化。
e、医疗与教育因产业化沦为商品的附庸，人民怨声载道。
f、社会不义不公现象严重，司法宪政缺乏公信力……
三、商品从稀缺到泛滥，“个人崇拜”与“商品拜物教”
——异化现象分析之一
文革时期，执政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商品极为稀缺，农民多养几只鸡都称之为资本主义尾巴。当时风行的革命口号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了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吃不饱穿不暖的工人与农民甘心情愿当穷主人。革命，毛主席，“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人民丧失了个人的主体。当时中国社会，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
“物极必反”，邓小平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力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路线，才有这30年中国的变化和发展。
当一部分人在共产党的许可和鼓励下先富起来，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了新的政治口号，当市场经济解开人们的思想枷锁，个人的欲望可以合法表现，劳动与创造奇迹般地产生了商品，产生了财富。愈来愈多的人享用了丰富的“商品”，也热衷于追求财富，这时，中国社会告别了“个人崇拜”而迷恋了商品拜物教。在金钱的魔力下，人们也逐渐丧失了“人”的主体。
当今中国，“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于是，认钱不认人，一切向钱看。市场经济本身，一定范围内可以是中性的，但市场经济的泛化和异化，难免产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商品化，也即所谓“物化”。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对“异化”理论有深刻研究。他认为“物化”包含二层意思：一是商品世界的运动法则出现后，人们可以认识这些法则，却不能改变这些法则；二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变得同他自己疏远开来，它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法则的非人的客观性。”（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通俗说，人生产出商品，在商品世界，人自己也变成了商品，商品按市场法则运作，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人也象商品一样丧失了自己的主体，这就叫“物化”。
运用“异化”理论来探讨“物化”，我们理解国人在香港名店排队买LV手袋的盛况；为什么有青少年为了苹果手机去卖肾；也更担心中国人成为闻名世界的“血拼”恐龙，“商品拜物教”成为主宰中国社会的主流宗教。它，恐怕也成为当今中国罪恶与黑暗的主要温床。历史总开大家玩笑，在缺乏商品基础贫富差别甚微的中国，强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认为，当现在国家的大清官贤臣（其本人绝不贪腐）其子弟都可以合法轻松在体制内撷取数亿数十亿甚至更多金钱的情况下，是否需提出：在某种前提下，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四、鲁能故事，权贵资本之闹剧
——异化现象分析之二
2007年，《财经》杂志调查记者发现，帐面净资产为740亿元人民币的山东鲁能电力集团，其92%的股权以37亿人民币被转给两家不知名的私人公司。这二家私人公司属于谁已经不重要，反正有这么能耐的肯定是中国最有势力的红色家族之类的人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多年前这人已崭露头角，大致知道他可以利用父辈的权力、祖辈的影响力，当作自己的隐形资本，参干股做生意，规规矩矩做一些平民百姓一般做不了的生意，赚它几百万，上千万。后来，胃口当然越来越大，上门求合作者被告知，获利低于1亿元的生意不做。当一个人被自己的胃口吞没，或者到了穷到只有钱的时候，我们能期望这类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士？！他的祖父在刀光剑影中革命，他的祖母扛起红色摇篮哺育了许多红孩子，他的父辈凭智慧和责任为新时代指点江山。现在我们相信他十足是红色江山的掘墓人。
党中央尚有正人君子，他的父辈也没有丧尽天良泯灭良知，鲁能740亿资产虽回国家手里，取回几十亿本钱与利息算是完成一项政治与经济的交易。我们要感慨的是差点又有一位大国企的掌舵人、党委书记做了红色资本家的看门狗。从当代中国状况来看，披上官僚社会主义画皮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抢掠国有资产，社会堕落异化，比起过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深刻得多，广阔得多。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为什么很多平民子弟看到某些官二代富二代的胡作非为特别的气愤反感？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现在的中国，人的自我异化已经有社会阶级分化的重要特征了。共产党执政高层如果不意识到这一“异化”危机，不及时“刹车”，权贵资本的闹剧无疑会变成最后的历史悲剧。
五、富士康的连环跳，劳动异化的悲剧
——异化现象分析之三
在富士康工作的年轻农民工，按中国社会水平每月挣的工资不算太低，宿舍及厂区的生活环境，绝对比大部分中小企业，更不用说山西陕西的煤窑要好得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无谓牺牲宝贵生命？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现象进化分析和阐述，内容包含四方面：（一）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说：劳动者把自已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还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灌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 第二，劳动本身的异化。按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种活动，人的聪明才智和肉体力量也体现在劳动产品上，劳动者感到创造的幸福和愉悦，而且智慧和体力也获得了发展。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且否定自己，感到不幸福，并不仅感到不幸，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且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它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手稿》第47页）异化劳动的第三个内容，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里说的“自由”，是指人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指人能“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能力；而“自觉”则是指摆脱了本能冲动和肉体需要的状态以后，能在理性支配下自愿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状态。然而异化劳动则使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丧失，变成了象动物一样的生存。第四是人与人的异化。他认为：“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手稿》第51页）这就是说，产品、劳动及人的本性的异化，必然导致人与人的异化。这种异化，马克思又称为“人的自我异化”。
在富士康工作的工人绝对不认为自己是工厂的主人，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国家主人的一部分。从家庭背景和出身成份，他们本来应该是执政党的社会群众基础，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共和国的二等公民兼弱势群体。他们的劳动产品有自己的心血却不属于自己所有，也不因此感到光荣和骄傲；他们在分工极细的工作岗位进行的是异化劳动、感到不幸福和不幸，只要有可能，他们宁愿逃避这种被严格规范的劳作；他们当然不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他们被一定程度剥夺了“自由”；最后，工厂的某些措施又使到人与人更大程度的疏离和孤立。
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劳动报酬和生活水平，是减轻“异化”程度的有效措施。但，更重要的是有什么方法和措施，使到年轻劳动者感觉到他们也是被尊重的一族，他们也是共和国名副其实的主人！只有这个前提，劳动才是光荣、劳动者才感到幸福。
六、中国平安，蝶变迷宫
——异化现象分析之四
2012年10月和11月，《纽约时报》三篇系列文章：《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一场游说、一笔横财和一个领导人的家庭》及《一笔隐藏在香港的平安股权》引起世界舆论轰动。大家的注意力只集中于温总理是否清白和《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是否是阴谋打手。平安最大股东汇丰银行抛售持有的约20%平安股份，套现700多亿港元，获利200余亿谁也不惊讶，谁也不过问。中国平安从1999年危在旦夕， 2002年汇丰投入巨资，2003年脱离险境，2004年在香港及2007年在上海上市顺风顺水一路发展甚不容易。掌门人马明哲曾在招商局改革元老袁庚手下任小职员。遥想袁先生雄才大略，无私无畏，不计个人风险得失，在深圳蛇口创造改革开放大奇迹。招商局和蛇口人改革的冲动与创新的勇气至今仍令人肃然起敬。马先生受其余荫，也敢做敢为，在不搞姓社姓资争论的氛围利用政策，白手起家，平安集团虽惨淡经营，也渐有起色。深圳股份热，拉人入股、求人入股、诱人入股，到资本运作……，以致汇丰成为单一大股东，其中甜苦滋味及奥秘，非吾等外人所能理会体验。
平安发展成为市值数千亿的巨无霸，十几年发展得益灰色地带，应该说还是功大于过。这包括马先生为首的国内团队，也包括汇丰派出明的暗的财经专家。窥视到异化过程的蝶变迷宫，有一现象值得重视注意。中国平安2007年在上海上市圈钱之后，匆忙投数百亿到欧洲富通银行。主观上是走国际化道路，客观是为汇丰救难解困。人们没想到的是马先生和汇丰大班们食髓知味，居然紧接着手要在上海股市再募集千亿人民币，打算再填富通这个无底洞。相信当事者当时胸有成竹，志有必得，气焰不可一世。幸亏国内已有财经新闻自由，最后朝野有了共识，制止了这一险局……。现在回头看，不禁后怕。富通破局，前面几百亿投资几成泡影，如果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当时听信妖言，中国股民千亿血汗钱将倾入大西洋，主事者将会对十三亿国民犯下不可宽恕的罪行。David S·Lardes著的《新国富论》批评过英国人为了赚取白银而向中国贩卖鸦片，又借法国和德国人“表扬”讽刺英国人精于计算，连才能和友谊都计算。从国家各自利益，鸦片战争与金融战争一样容易理解，所以人们继续尊敬汇丰。但是，我们不能继续原谅“小人”，国家利益，与个人绳头小利，孰重？孰轻！
“平安”异化是积极现象还是消极现象？应客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黑格尔把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平安把自己卖给国外资本和买办，总算在艰难的历史路程实现自己的发展。当然，更聊以自慰的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界和金融官员，一定程度制止了进一步权力异化和中国资金外流。
小结论是，
1、中国的金融安全堤围，必须认识到“虹吸”结构存在及其危险性。
2、中国平安应成为“中国的平安”，而不是国际资本和依附国际资本的买办及各类代理人的“平安聚宝盆”。
七、薄熙来的社会基础及心理构成
——异化现象分析之五
薄熙来与重庆事件基本的轮廓与性质大致清楚，其个人野心抱负以及性格心态与古今中外的极权主义者和独裁者大同小异。打黑与黑打，唱红与均富即是所谓重庆模式，其实只是薄熙来弄权执政的手段。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异化现象无疑为薄的作为奠定其社会基础。时至今日，薄尚有不少“拥戴”、 “粉丝”，为什么会有成千上成万人认同薄，又甘心情愿按受这种笼络和愚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去分析探讨。
德国的埃里希·弗罗姆（1900～1980）曾经从人性异化的角度探讨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学方面的原因。1941年出版的《逃避自由》是他的代表作。他阐述人类性格和心理的发展：儿童从个体生命诞生后，随年龄增长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越明显。一方面人的自我力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却逐渐认识到人与外部世界是相分离的，而这个世界与人自己个体的存在比较起来，不但绝对强有力且带威胁性和危险，所以，长大成人的青少年产生了孤独感。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前，类似弗罗姆分析中世纪；每一个人在社会次序是被固定死的。一个人很少有机会从这阶级转到另一阶级，很少有机会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别的地方。人们甚至不能穿喜欢的衣服，不能吃喜欢吃的食物。当然，也因为这样反而有安全感和相属感。改革开放后，人们虽然获得更多自由，但商品经济竞争取代了昔日相互之间的合作，“人日益摆脱外在权威获得了独立；另一方面，人日益孤独，并滋生了个人无意义感和无权感。”异化理论认为，“一旦确保个人安全的那种原始纽带被切断了，一旦个人已变成完全孤苦伶仃地面对着外在世界，他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不堪设想的较弱无能和孤独状态。积极的出路，是个人获得较合理发展，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在创造性工作实现自我；消极的出路，是放弃自由，产生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针对这种心理机制，有几种表现：一，不惜放弃自我的独立面使自己与外在的他人或他物凑合在一起。二，是当生存受到挫折产生破坏性倾向。三，放弃自我，完全承袭现存文化模式所给予的那种人格，完全按他人的要求塑造自己。只有这样，他才不再感到孤独和忧虑。这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也带来某种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倾向。虐待狂与被虐待狂两种倾向在重庆模式和氛围中的人群比比皆是。其实，这二者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弗罗姆说得好，双方的结合，彼此才感到有力量，心理才获得满足。弗罗姆精彩地分析过希特勒一伙如何抓住德国社会各阶层当时的心态，大肆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意识形态，从而使当时许多中下阶层成为纳粹事业的狂热信徒。诚然，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不均，司法不公政治经济形势催生了薄熙来重庆模式，“但必须懂得心理因素本身是社会经济因素浇铸而成，纳粹主义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是它对全体人民的控制，必须从心理的基础来理解。”
薄的倒台，不单是2012年影响中国的大事件，而且是影响中国走什么复兴之路的大事件。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引用南宋学者陈亮的警言，提出现在中国社会必须“正人心而后正天下”。重庆模式的异化现象真是需要溯本清源，好好研究。不然的话，很多异化现象会变成扭曲的扭曲。
八、优化改革，实现相对“非异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有目共睹，但原来社会存在落后现象及商品金钱意识泛滥衍生的社会问题，造成的困惑，也众所周知。十八大后，习近平南巡向邓小平像献花敬礼，与现场干部群众交谈表示，“改革开放是共产党必须坚持的方针”。事实上，今后的改革一定要深化，优化，主要有三大原则：一是真正建立宪政，共产党不能带头破坏自己制定的党章与宪法，关键点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的初期起一直呼吁和强调的民主与法制。二是中国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允许有多种经济形态共存，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主导，不能把十三亿人共同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全面剥夺，变成名存实亡。剥夺人民对国家财产共有权就是对人民的掠夺，也使人民否定了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如果加上贫富差别太大，邓小平提出的“均富”被阉割，丢弃，中国社会的异化现象就会加剧。三是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善人与人的关系，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社会的优秀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和异化理论）共熔一炉，共建形成廿一世纪的新普世价值观。
从当代世界东西方社会状况来看，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还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异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深刻而严重。异化和私有制是共生共存的，东西社会都是相同一致的。但，当前中国异化的形式还强烈表现在国家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异化，表现在封建意识、革命党意识和新官僚意识粗暴的使用国家力量对付广大民众。众多的官僚机构“离开了创造它时为它定下的目标，它把矛头指向了它应该为之服务的人们”（参见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与个体的人》）
新的改革要启动了，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宣扬新政的时候开始注意避免“假、大、空”的宣传模式与文风。马克思主义者要“对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做了深入的分析批判，指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欺骗，技术理性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和对人的奴役，以及大众文化失去否定和超越的性质，蜕变成支持统治、维护现状与欺骗麻醉群众的文化工业。”简言之，要实现相对非异化，知识分子必须对现有的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及大众文化等当代社会的异化力量进行全面深刻地批判，才有可能坚持既不走封闭倒退的老路，也不走换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上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的新路。
注1、关于异化理论的分析，参考了李印堂先生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发展》一文，在此鸣谢。
注2、本文根据2012年12月16日在韩山师范学院举办《现代社会发展与中国复兴之路》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整理、修改、成文。
2012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