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本体和思想方法
近现代中国有两大危机。一是置身于“不断有国耻——努力洗刷国耻”的大刺激反应圈；二是腐朽的封建主义政治思想文化的强控制。一切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为解决这些危机而努力。科学和民主是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两面旗帜。科学，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还包括科学精神、态度和方法。民主，即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鲁迅和胡适有不同的思想轨道，但大方向没有偏离科学与民主的历史旗帜。尽管鲁迅与胡适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有不同的内容，但它们都是贯穿二人思想的两根红线。
鲁迅的总体思想是：以人本主义为本位，以进化论、阶级论及其他唯物史论思想因素为理论基础，以爱国主义为主导；在这思想基础上，以改造国民性为基本目的，以文艺介绍和文化思想传播为手段，政治观的发展变化又受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影响。
胡适的总体思想是：以民权一法制思想为本位，以进化论和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和平一爱国主义为主导；在这思想基础上，以治国方策为基本目的，以文化政治宣传和教育为手段，政治立场及其变化又受阶级一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所影响和制约。
鲁迅和胡适的思想认识从宏观上说，并没有超越当时的思想界，但因他们独特的文化思想修养，观察社会问题有各自的特殊角度，以及所处的文化思想史的地位，使得他们的思想本体有独到的贡献并引人注目。鲁迅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改造国民性自己这个中心问题。改造国民性牵涉的范围很广。从横向空间看，它与社会政治制度、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有关，鲁迅势必向反动政治、落后教育、陈旧伦理和伪善道德开火。从纵向历史联系来说，改造国民性又同清理历史文化遗产和与传统观念决裂紧密结合，如果不考虑政治斗争，不顾及经济发展，仅仅对国民性进行改造，那么社会现代化绝对不可能，而国民性也改造不了。但是，问题在于历史总是让某些人干某些事，不可能让一个人做历史上所有应做的事。鲁迅为改造国民性奋斗一生。并不意味着阻挠了别人进行政治斗争或振兴民族经济。考虑问题应避免犯绝对一元化的毛病。不能因强调抓住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忘却或抹杀众多的矛盾和矛盾的多方面。考察历史和改革现实，都必须把所以重要因素和过程看作是相互影响的，看作是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革命进程，呈现一种跨度极大的跳跃性，同时又使人迷惑地出现迂迴的反复性。在这中间，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律等各子系统在社会大系统发展过程常游离脱节。（过过我们习惯于把政治这个子系统等同于社会这个大系统，轻视了其他子系统的意义和作用。结果也限制了大系统本身、政治子系统自身的健全发展。）政治革命的单线突进和思想革命停滞不前与反复倒退，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大奇观。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内容的思想革命填补了一段文化思想发展的空白，其伟大意义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更显现出来，在目前仍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胡适的民权——法制思想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观念和法制形式为蓝本。他感慨“中国人提倡权利思想的日子太浅，中国有法制教育的日子更浅，中国有律师公开辩护的日子更浅了，所以什么约法和宪法里规定的人民权利都还是一些空文，军人官吏固然不知道尊重民权，人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享用保护自己的权利”。（《长编》第四册P122）所以，他主张旧中国政府当局要真正给人民“法律规定的权利”，而政府和人民都要有“养成监护自己权利的习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政府对人民负责任”。法的形式内容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特别是政治的产物，但反过来法的形式内容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又有了规定性。中国没有经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制从来就不健全。带有东方封建气味的人治，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大障碍。孙中山的法的思想，基本上也是以欧美的法制为蓝本。但是，因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的限制，以及当时为巩固其在国民党内领导权的需要，使法的制定有混乱和漏洞。并且不可避免带一些封建主义遗风。（如党员入党向总理个人宣誓效忠的做法。）背叛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整体思想的国民党右翼及其政权。对这加以利用和引申，全面践踏了法制，实行反民主的政治。胡适无疑与国民党反动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的思想仍是独立的，其法制思想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与国民党的反民主政治某种程度上产生冲突，并有广泛的社会思想影响。他在1929年对所谓国民政府“保障人权命令”感到失望并加以抨击，认为实际上没有“法律可以保障的人民的权利”。在五十年代，他对台湾当局违反法律和宪法，如蒋介石连任三届“总统”和践踏人权逮捕雷震等，都提出批评和抗议。尽管胡适在政治立场上有根本性错误，但他的民权——法制思想仍有不可抹杀的历史进步性。法的健全，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我们推翻国民党政权后，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历史已经给予报复。现在，我们正在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制与胡适推崇的西方民主法制的性质内容有很多差异，但其社会学意义上的机能作用是相似的。从这一点看，胡适因其法制思想，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在目前，它仍有借鉴的价值。
胡适的思想体系整个都隶属于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他把美国社会作为中国改革的参照系。他对中国社会某些腐败现象的批判虽很中肯，但很大程度只着眼现象而忽略本质的内部关系。胡适著名政治论文《我们走那条路》认为“五鬼闹中华”，这五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胡适主张铲除五大仇敌，却放过了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即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政权。早年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反映出他这种认识方法整体上的错误和偏差。胡适在说明必须“毁灭这五鬼”之后，提出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统一的国家”。他开出来的社会疗救的药方表达了良好的愿望，但显得空洞而且在当时没有实际运用执行的可能而失去效果。胡适自称信仰多元的历史观，但偏偏否认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的作用，并且反对革命。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出路只有一点一滴的改良。这是胡适的要害，为鲁迅所指出。也为其他批判者所鞭挞。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否定胡适社会改革的各种局部的具体想法。譬如，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其中就有许多值得吸取和借鉴的科学成分。他曾经说：“我们应当深刻的认清，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这种“教育救国论”似乎极为偏颇，但也显示了局部认识的深刻性。
鲁迅思想本质的核心是关于人的价值。人，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历史的。自然本性是历史的出发点，社会因素的形成是以生物因素的前提。人形成社会存在物之后，自然本性仍然参与人的发展的决定过程。许多自然因素在人身上的表现为各种被社会化了的形式，如民族性；一些被社会化了的形成又进一步被强化，如阶级性。不过，人身上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又是统一的人的物质世界和心理世界不同层次的关系。鲁迅从自然科学出发，从进化论出发，深刻地把握人的自然性与社会的关系。他掌握了阶级论及其他唯物史论思想后，对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又有了整体的认识。另外，庄子思想也使他重视自然的人的完整性。所以，鲁迅对人的价值能够从自然性和社会性结合来考虑。鲁迅关于人的价值的基本观念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一切的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全集》第四卷P482）在现代史上，中国人的生存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外国帝国主义威胁了中国人的生存，这种危险国人皆知，是有形的。封建文化思想麻醉中国人的灵魂，它是无形地绞杀人的价值和生命。杀人者可能不知在杀人，被杀者也不知谁是凶手。更可悲的是有人以封建文化作为抵挡外来威胁的武器。同时，封建思想也钻进一部分革命者的头脑，他们奉行的实际是封建社会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下，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思考不同于欧洲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者。他的革命人道主义包含有反帝反封建双重意向。鲁迅不同于一些爱国者，他反对中国人成为外来帝国主义的奴隶，更特别强调不能成为本国主子的奴隶。对于麻醉中国人的灵魂，扼杀中国人的生命，剥夺中国人的生存权利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法西斯等敌人及其形形色色的走狗，鲁迅一直与之战斗。鲁迅又不同于一般肤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不因人的阶级性而否定人性；又特别厌恶革命队伍内的封建残余思想。因此，其革命人道主义更是广博深沉。
概括地说，鲁迅的人道主义既有生命哲理的深刻性，又带有强烈的革命性。他为自己规定了最主要的任务：一、揭穿封建文化思想的虚伪性和危险性；二、启发民智，唤醒铁屋里睡着的人们，催促中国人反省自新。这两项任务又有机结合在一起。目的决定手段，鲁迅一直是无情地“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使中国人觉悟。使中华民族自强，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胡适对于人的价值和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他主张“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多少是有些道理。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得！’”（《长篇》第一册P317）当然，整体来说，胡适的人的价值观比鲁迅显得简单肤浅。胡适得民权——法制思想（无疑包含有人道主义思想）及和平——爱国主义，基本上是出自治国安邦方策的考虑，不象鲁迅想到的是人的彻底解放。胡适说：“要想公民道德的进步，要造成良好的公民，只有两条路：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作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他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长篇》第二册P131）从历史文化继承意义来探究，鲁迅与胡适关于“人”的观念，可以说是庄子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孔孟的民本思想在现代中国人的投影。对这二者，不能以是非来进行评价判断，只说明鲁迅与胡适思考的层次深浅不同。鲁迅是从人生哲理的高层次，全方位地考虑人的社会问题。（他研究佛经主要不是做学术探讨，更不是为当和尚，而是探究领悟一些人生哲理。）胡适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安排人生。鲁迅的一些思考，将有历史的永恒性；胡适的思考，更带有历史阶段性，时过景迁，难免成昔日黄花。
鲁迅不同胡适，其思想能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鲁迅后期同情以至拥护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是，鲁迅一直只是批判的思想家，而不是建设性的理论家。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批判旧世界的思想武器，然后又是建设新世界的宏图大略。鲁迅拥有批判的武器，但因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他没有研究和彻底领会建设性理论。这可以说是鲁迅思想的不足，但也是最大优点。他没有精力去研究和预言未来，他把眼睛盯住“现在”，表现了最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态度。他从怀疑苏联到同情、拥护苏联，但是一直没有简单地奉苏联的一切为金科玉律，也没有简单的以苏联社会作为改革中国的蓝图。鲁迅这种彻底现实主义的精神使他成为批判旧中国的最伟大的思想战士。
鲁迅的总体思想是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明察的现实剖析的产物。反传统的整体性格同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与他的思想方法又相辅相成。怀疑、证伪、求真，以及比较鉴别，是鲁迅思想的突出方面。
怀疑，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它是探索真理的开始。鲁迅很崇笛卡儿的“尊疑”精神，赞赏他“屹然扇尊疑之大潮。信真理之有在”。笛卡儿的名言是“普遍怀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不可怀疑，只有怀疑本身才是不可怀疑的。在中国，历史产生的惰性力量深深嵌入每个人的心灵。老祖宗的东西一经沉淀，往往旧成了崇拜的图腾，是怀疑不得的金科玉律。鲁迅对此常常提出挑战，“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大胆的怀疑，也是有力的反问。他翻动历史，“对于正面的记载，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种另外的看法。当然包含了细致考查、比较、分析、鉴别的工夫，但首先是怀疑，然后是否定。鲁迅的怀疑精神，既是反传统思想性格的表现，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态度的反映。他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一贯认为”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点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东西，都变得漆黑。” “这种漆黑和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全集》第十一卷P20；P26）由于这样，他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往往是首先投以怀疑的眼光，对各种社会思想潮舆论也不轻信盲从。他往往先问为什么，然后思索研究，因而看问题常常比别人准确、深刻。
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是对立统一的。但是，鲁迅因所处的时代、社会以及自己的思想经历、性格气质的特殊性、他侧重的是前者。他多次申明：自己来自旧营垒，对旧阵营情况看得较分明，于是反戈一击特别有力。所以他说，自己“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鲁迅在暴露旧社会的坏处，批判封建和反动的人与事时，很讲究“具体的证明”；往往就是证伪的逻辑方法。鲁迅杂文约七百篇，据粗略统计，其中用了证伪、归谬、反证法的约有320篇，占45%《热风•随感录三十五》是运用证伪法的一个小例子。而对国粹派的叫嚣，鲁迅驳诘说：“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鲁迅最后的出结论：“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全集》）第一卷P305-306）鲁迅运用证伪的方法，首先是从事实出发。他常常强调，“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鲁迅在证明对方论点和论证的错误时，往往是用了对方的论据。这样，证伪反驳更加准确有力。他总结这战斗经验时说：“还记得提倡白话的时候，保守者对于改革者的第一弹，是说改革者不识字，不通文，所以主张用白话。对于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是就用古书作‘法宝’，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面证明了反对白话者自己不识字，不通文。要不然，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还不倒下。”他认为“这确是轰毁旧营垒的利器”。（《全集》第六卷P.281）
鲁迅的证伪法，经常是与比较的方法结合在一起。他曾说：“这是查旧账，翻开帐簿，打起算盘，结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方法。”（《全集》第五卷P.232）
简言之，鲁迅的怀疑，是探索真理的开始；他的不满，是对未来光明的追求，也是推动变革现状的动力；他的证伪，是对假的否定，也是对真的肯定。鲁迅思想逻辑方法与思想本体趋于一致。证伪的逻辑已经升华为伪证的思想。所以，“撕去旧社会的假面”，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思想目的。
胡适也非常注重思想方法，他常说“中国有一大毛病，这病有两种病症：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他向青年读者推荐自己的考证文章，主要还是希望读者从中领会他所谓的科学方法。实验主义不喜欢谈本体论，它是一种方法论的哲学。胡适同样强调方法论，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指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可见，胡适的思想方法与他的思想本体也趋于一致。他的思想方法归纳起来是：怀疑的态度；归纳实证和实验的方法。
胡适的怀疑态度与鲁迅的怀疑精神既相同又不相同。五四时代是一个怀疑的时代，是一个“重新估量一切价值”的时代。五四知识分子从自然科学史得到启示，受笛卡儿、赫胥黎怀疑精神所影响，从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的比较中觉悟，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产生许多疑问，或多或少都有怀疑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鲁迅与胡适相同之处。不同的是，胡适怀疑的是“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除赫胥黎外，他还受清代汉学家，中国疏远文化的精神所影响，他怀疑的主要是书刊文字的作伪，结论与事实相悖的谬误。总之，胡适所怀疑的侧重于形式内容，而不是整个正统文化的思想；他怀疑的是局部，而不是整体。鲁迅的怀疑，虽也包括“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但更大的特色是它与反传统的整体性格紧密联系，侧重的是思想内容。
胡适在思想实质上，可以说与孔孟是同调。但在方法论上却不满孔子的先验演绎法而赞赏墨家的从特殊经验为出发点的归纳法。他批评孔门的演绎说法，“结果是，这普遍命题本身就被当作目的，完全没有检验其正确性的任何方法和愿望，也没有指导它们应用于具体情况的任何标准”。（《先秦名学史》P.63）胡适重视墨家等其他诸子逻辑，是因为他们比较重视科学验证的方法。他认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先秦名学史》P.9）这说明，胡适的思想方法虽受先秦墨家等诸子及清代汉学家的影响，但更主要还是直接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实验主义的哲学的方法。胡适的归纳实证和实验方法从方法论本身说，有很大的科学性。胡适利用归纳法考证了诗经等古籍的文字；通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红楼梦等小说研究上也做出成绩。作为方法论，归纳法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不是胡适的发明，而是科学史和人类认识史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我们过去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采取简单粗暴的否定态度，是一种因人废言的错误做法。无论归纳法还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都是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的。在经验事实的前提下，可以说如果没有归纳就没有科学，也没有人的基本抽象思维；没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没有科学的发展。科学史证明：科学总是提出假说，然后证明或否证这假说；假说成了定理，又有新的假说，又进行证实或否证……从这出发，胡适阐述了实验主义的真理观。他认为，“在合理的思想过程中，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学说，往往不能看作是绝对的真理，只能看作是有待考验的假说，有待于实用中加以考验的假定；只能看作是人类知识的工具和材料。不能看作是不成问题，不容考虑的教条，因而窒息了人类的思想。”（《长编》第八册P.2986）应该承认，从宏观说这种真理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在应用阐述这种观点时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容易陷入否定真理的相对主义泥悼中。因为胡适政治立场有根本性错误，这种失误更是难免，它甚至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总而言之，归纳实证和实验的方法，作为系统化了的方法，是因近现代自然科学而得以特别发展的思维方法模式。但是，胡适在应用及宣扬这些方法论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忽略其他科学的思想方法，同时也藐视了辩证法。不懂得证实思想方法在人类思维史方法论史上代表某一阶段的水平，在此以前的方法论仍有可取之处，在此以后的方法论会有新发展。第二，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许多是可行的，但不能死搬硬套，更不能以此否定社会科学本身特殊的规律和方法。胡适没有正视现实社会里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存在及其规律特点，做着社会改革的实验梦。胡适的社会实验的观点，与他把程序和形式看成是规定内容的决定因素和首要条件的形式主义观点有关。把内容分解，抽象为程序，符号模式，以现代学术眼光看是可取的可行的。但是，它必须与整体思想和辨证思想联系在一起，才能避免机械的片面性，才能有学术的真理价值。同时，运用于社会科学时，不能离开正确世界观的指导。这二者，恰恰是胡适缺乏的。这是胡适思想方法的弱点，也是他的特点。
四、整体的历史评价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化轮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看来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和标准给分析人的思想也带来困难。评价鲁迅和胡适，特别后者是中国现代史上是非颇多争议甚大的人物，无疑是难上加难。但是，鲁迅和胡适主要还是文化思想史上的人物，把握了中国文化思想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就把握了历史的原则性。这样，或许有较明晰的标准，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首先，我们要理解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反对封建思想，反对旧文化，提倡民主，提倡科学，应该是这个运动的主流和整体。多年以来，我们对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对资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的对立，都给予高度的重视。这种重视无疑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的发展有所轻视。同时，对资产阶级文化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作用也没有很好研究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所以，本文在分析评价鲁迅与胡适时，对新文化运动内部的阶级对立和斗争暂时不多涉及，而侧重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长期以来，大家对胡适和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谁大谁小、谁主谁次，争议不休，甚至扬胡贬陈，或扬陈贬胡。其实，如果明确了文学革命运动理论构成与创作实践的整体化，就可以减少多余的争论。部分小于整体，这是一个很简单又很重要的公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以及其他人，每个人的贡献只构成文学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陈独秀的响亮口号激动人心，指明方向；胡适平稳的论证和基本形式的提出，完成了构想；周作人进一步阐述文学革命的思想内容，使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结合，推动文学革命发展；鲁迅的创作表现了文学革命实绩，巩固了成果。当然，文学革命仅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构成部分，作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来说更为复杂。尽管大小有异，道理还是相通。这就是说，只有相互补充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世界。我们只有借助于两种不同，甚至相对对立的图象，才能描述整个系统，而又不会产生任何逻辑上的矛盾。
第二，个人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但作为个人也有他历史的整体性。不管鲁迅前后期思想有多大的飞跃发展，但鲁迅思想已经形成它的整体性。贯穿前后思想，同时也是鲁迅思想已经形成它的整体性。贯穿鲁迅前后期思想，同时也是鲁迅思想核心的，就是改造中国国民性。这构成了鲁迅思想的最大特色，也是鲁迅对中国文化思想现代化进程的最大贡献。智利学者拉萨扎•班迪博士说：“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够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现在，“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式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视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人的现代化》P3）只有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中把握鲁迅思想，我们现在学习鲁迅继承鲁迅才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才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实际效果。
对个人整体性评价也适用于胡适。贯穿胡适思想的一根主线，就是法的观念。民权——法制思想是胡适思想最大特色。轻视民主与法制的国家，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国家。现代法制观念，在中国文化思想现代化进程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胡适并非法学家，对法律理论本身没有什么贡献，但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知名学者，他对民权——法制思想的宣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胡适与保障人权同盟的关系，以及后来被同盟总部除名，一直被诗人所垢病，为后人所指摘。鲁迅也嘲笑他是“人权抛却说王权”，成了国民党的“帮忙文人”。当时政治斗争激烈，鲁迅对胡适的批判完全正确。但是，如果把握胡适的整体思想，就会清楚他的动机和出发点。胡适首先是承认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并希望这个国家机器在法律上有所完善。他说：“我们赞成民权有保障，但是我们以为民权的唯一保障是法治。我们只可以主张，在现行法律之下，政治犯也应该受正当的法律保障。”（《长编》第四册P1124）所以，他不同意同盟总部主张无条件解放政治犯。当然，胡适希望国民党政权真正实行法治是十足书生意气，实际上不可能。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胡适一直站在国民党一边。 但是，在民权和法制问题上，他也一直与国民党政权闹别扭。到了晚年，他还多次批评台湾当局违反人权，践踏法律的做法。由此可见，民权——法制思想在胡适头脑中是定型的。这也构成他的思想特点，也是他的历史贡献。
研究，往往要把事物的整体分割支解这样才能细致、准确、深入。但是，历史的评价却必须是在对整体的认识的基础上完成。对鲁迅研究来说，这不成什么大问题；对胡适研究来说，却有待进一步认识。现在很多人主张，把胡适反动政治观点与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及成果分开，对学术方面加强研究。这说法不错，对加强分门别类的局部、部门研究来说，很有必要。但是，做为胡适这个人，政治文化思想是一体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化人。作为历史的评价，我们要明确的是这个资产阶级文化人在推动中国文化思想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贡献。
总而言之，如果拘泥于鲁迅与胡适政治立场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简单的政治划线，至多再加上个人是非恩怨的平面评价。中国新文化运动相对于旧文化而言，可以自成一系统。歌德尔证明：在一个系统中的各构成因素存在自我相关性，因此处在这个系统之中的人们的认识能力，不可能解决此系统的全部问题。我们应该跳出原有系统而到一个更高层次，才能解决原有层次的问题。当我们站在当代思想新历史层次，回顾中国社会自五四以来进行着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并把鲁迅与胡适放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分析、估量就会发现：两人的思想有高低之分，但基本上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和范围，为推动发展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化，做了不同的工作和贡献。
在文化思想史上，谁也不可能是“完人”和“全才”。因为文化——心理结构都给每一个人带来局限。胡适错误的政治立场给他的思想和学术蒙上阴影，其学术成果也有许多不良的政治副作用。但是，对比胡适的功与过，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他不应是“负”的人物，而应该打上正分。鲁迅无疑也不是“完人”和“全才”，但他不愧为“民族魂”。他对旧中国人灵魂深处悲哀的探索和批判，是对理性之光的追求。这是民族的自我发现，自我觉悟的象征；也是古重民族新生，迈向现代化的关键进程。从这出发来理解鲁迅和评价鲁迅，更能清楚地明白为什么说鲁迅的方向代表了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1985年6月初稿
1986年3月修订
4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