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蒙树宏教授
鲁迅是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作武器，无情地“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的伟大战士。
他揭去历史的伪饰，戳穿现实的西洋镜，刺透敌人的心窝，挖出国民劣根性，揭示人的灵魂深处的秘密——善的和恶的。
鲁迅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过程中，有独胜一筹的思想方法。这里，仅就他的怀疑精神和证伪的逻辑思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一）
怀疑，是探索真理的开始，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鲁迅早年学习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又熟谙科学史，头脑中奠定了某些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思想基础，怀疑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其中之一。他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早期短著作中，都以赞许语气谈到西方古代和近代科学家大胆怀疑的精神，“叩古人所未知”，否定各种陈旧学说，进而创立新学说。鲁迅举一例：物种不变说长期占据人们头脑，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生物学家对不变说“疑团”丛生。“不变之说，遂不足久餍学者之心也，十八世纪后叶，已多欲以自然释其疑问”。由于此，才有后来的“达尔文《物种由来》成，举世震动，盖生物学界之光明，扫群疑于一说之下者也。”（《鲁迅全集》一卷，P11，P31，下引《鲁迅全集》只注卷数。）笛卡儿的名言是“普遍怀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不可怀疑，只有怀疑本身才是不可怀疑的。鲁迅也很推崇笛卡儿的“尊疑”精神，赞赏他（《科学史教篇》中称为特嘉尔）“屹然扇尊疑之大潮，信真理之有在”。
中国历史上也有不乏富有怀疑精神的优秀人物。屈原的“天问”，鲁迅认为是“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一卷P69）鲁迅对嵇康也颇欣赏，他亲自校了《嵇康集》，嵇康也是一个不苟俗见，喜欢背经离道，有怀疑精神的人。他认为常人的“多”与“同”不一定是可靠的。在这些方面，屈原嵇康对鲁迅的思想性格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鲁迅的怀疑精神，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内涵。历史的反省，现实的剖析，与他反传统的整体性格和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历史产生的惰性力量深深嵌入每个人的心灵。老祖宗的东西一经沉淀，往往就成了崇拜的图腾，是怀疑不得的金科玉律。鲁迅对此提出挑战，“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大胆的怀疑，也是有力的反问。他翻动着历史，“对于正面的记载，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种另外的看法”。这看法，当然包含有细致的考查和分析，但往往首先是怀疑和否定。因为他不受陈腐传统的束缚，所以能够并且敢于揭开堂皇伪饰下血淋淋的东西，把“仁义道德”归结为“吃人”二字，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政治、思想、道德伦理。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一卷P216）历史的反省形成了他反传统的整体性格；反传统的整体性格又使孕育其中的怀疑精神进一步发扬，推动他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前进。他对封建节烈观的批驳，就是从疑问开始的。历史统治者，特别是走向末路的统治者，都以封建礼教作为维系人心的工具。他们从三纲五常出发，主张丈夫死了妻子应守节，遭到强暴要死掉；并且荒唐地认为，只有这样世道人心才好，中国也才可得救。鲁迅提出许多疑问：“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的女子如何伤害了国家？”“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一连串的质疑，把“节烈救国说”的荒谬性暴露无遗。
鲁迅的怀疑精神既与反传统的整体性格有联系，又与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相联。他深深懂得历史的惯性力量，“旧社会的根抵是非常坚固的。”他一贯认为：“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都变得漆黑，”“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由于这样，他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往往是首先投以怀疑的眼光，对各种社会思潮舆论也不轻信盲从。他往往先问个为什么，然后思索研究，因而看问题常常比别人准确、深刻。当年周作人胡适都曾陶醉于日本新村运动的实验，鲁迅虽不正面反对，（因认为任何新思潮对古老中国的冲击均是有好处的。）但他劝说钱玄同无需转载周作人的有关文章。他从现实出发，认为那“老至死不相来往”的新村在中国不可能出现。1927年他到大革命后方的广州，又冷静提出问题：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因为当时他看到实际上人民没有力量。
现实的教训，使鲁迅更有清醒的头脑和怀疑的精神。鲁迅对待青年，一向是敬重和支持，因为总认为“青年必胜于老人”。但是在广东就看见同是青年却分成两大阵营，并且有人“投书告密”或“助官捕人”的事实。鲁迅说自己“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这样，鲁迅在怀疑中否定了自己单一的历史进化观，接受了唯物史观的许多思想，懂得用更科学的阶级分析和社会分析来对待青年。
鲁迅的“多疑”被一些人指摘为缺点，但鲁迅从史济化名行骗索稿的事件中更得到教训。他感慨说：“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六卷P469）不过，鲁迅的怀疑又不同于不负责任的主观猜疑。当年“左联”一些人对胡风、巴金、黄源甚猜疑，鲁迅对此很不满。他说：“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六卷P534）
鲁迅的怀疑精神，可贵之处还表现在他不为个人感情的好恶或思想倾向的原因而丢弃怀疑求真的原则性。例如，他后来倾向苏联，热爱高尔基，但仍保持清醒的眼光和独立的见解。当时很多青年因为崇拜和敬仰名人，于是往往找出各种美点来。鲁迅在答复一位青年的来信时却说：“一个人那里能做得这么好。······就是你所举的他（指高尔基）那些美点，虽然根据于记载，我也有些怀疑。照一个人的精力，时间和事务比例起来，是做不了这许多的，所以我疑心他有书记，以及几个助手。我只有自己一个人，写此信时，是夜一点半了。”（八卷P340）
鲁迅说：“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他的怀疑精神与对真理的探求是一致的。文革期间曾流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那仅是利用人们无知冲动的黑暗政治的工具。那时，鲁迅的怀疑精神也被曲解了。同时，最大的讽刺还在于不准人们怀疑错误运动的领导人和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们。怀疑，这个名词被玷污了。我们应该拂去其政治灰尘，让它恢复科学的光芒。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精髓便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从哲学和思想方法论意义上说，怀疑的精神应该光大发扬。
（二）
从怀疑到对真理的探求的过程，证伪与证实是必不可少的中介，证伪与证实是对立统一的。鲁迅因所处的时代、社会和自己思想经历及性格气质的特殊性，侧重的是前者。他多次申明：他来自旧营垒，对旧阵营情况看得较分明，于是反戈一击特别有力。所以他说自己“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暴露坏处的过程，也往往是证伪的逻辑过程。
鲁迅在暴露旧社会，批判封建、反动、落后的人物和事物的长期斗争中，形成自己的策略和逻辑思想方法。他不同于学点马列主义皮毛常识而硬搬教条的青年。这些人仅会抄一通公式而往一切事实上乱凑。即使是对错误的事物或反动，落后的人，也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鲁迅却主张“要具体的证明这些人是怎样错误，为什么错误”。（五卷P106）
鲁迅在证明“这些人是怎样错误，为什么错误”时，往往用了证伪的逻辑方法。据粗略统计，鲁迅七百篇左右杂文中，基本用证伪法反证法作为文章的逻辑结构，以此来论证问题的约50篇，占7%；文章中运用反证、证伪、归谬法的约270篇，占38%；两者加起来约占45%。
《热风·随感录三十五》是运用证伪逻辑方法的一个例子。面对国粹派的叫器，鲁迅驳诘说：“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况，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最后鲁迅得出结论：“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一卷P305—306]
鲁迅运用证伪逻辑方法，首先是从事实出发。他常常强调，“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鲁迅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举出苏联煤油和小麦出口的事实，驳斥当时帝国主义分子说“苏联不行和无望”的谬说。同时又根据帝国主义者“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这些“看见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者的伪饰。他还称赞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是他“意见的实证”。
如果事实证据不可靠，它是无法证伪的。1931《申报》的《自由谈》登了《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谈到比利时乡村的妇女听说中国女人缠小脚，而杨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证明”了这是错念。当有人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闹的是兵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杨女士又反驳，称“此传说全无根据”。鲁迅指出杨女士的错误：“杨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女人脚，正如留学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虽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至于杨女士反驳别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评价，也是自欺欺人；而且她自己同一文章谈到中国“使领馆的穷困”的事实，也正说明国家确实“每况愈下”。（四卷P327—329）
鲁迅在证明对方论点和论证的错误时，往往借用对方的论据；这样，使证伪和反驳更加准确、有力。鲁迅总结这战斗经验时说：“还记得提倡白话的时候，保守者对于改革者的第一弹，是说改革者不识字，不通文，所以主张用白话。对于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是就用古书作‘法宝’，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证明了反对白话者自己的不识字，不通文。要不然，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还不倒下”。他认为“这确是轰毁旧营垒的利器”。（六卷P281）时至1934年，汪懋祖还鼓吹中小学尊孔读经和课本改用文言。他认为文言省力经济，举例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很省力。鲁迅“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因为“此生或彼生”意思不精密，至少可以有二种解释，如果靠注解补足则更不省力。这样，鲁迅反过来证明了用白话对广大读者更加省力。
鲁迅对事物总力求有更全面的理解，认识其本质。他对一些貌似正确的理论、观点，往往通过变换角度的观察或进一步的推理得来的结果来间接证明其错误。例如，当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时，有人为中国的软弱外交辩护，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鲁迅马上质疑并否定，他说，“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三卷P101）1923年，主要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小说世界》为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相抗衡而创刊出版。旧小说家以为他们已经胜利。为此，鲁迅推而断之说，“他们的‘以为’非常多，还有说要以中国文明统一世界哩。倘使如此，则一大阵高鼻深目的男留学生围着遗老学磕头，一大阵高鼻深目的女留学生饶着姨太太学裹脚，却也是天下的奇观，较之《小说世界》有趣得多了，而可惜须等将来。”（八卷P112）鲁迅正是通过间接证明，否定了小说家的命运。
运用归谬法是鲁迅最拿手的证伪方法。1934年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和所谓“蚁民”黄维新，分别向省政府和有关部门提议禁止男女同泳、同行、同食、同演影片，荒唐可笑地想以此维持封建风化。鲁迅先假定分清男女的界限是正确的，然后a在对前提的肯定的基础上引出一系列更荒谬、显然不可能的结论，结果前提也随结论一同被否定。他说，“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而现在一些人几乎“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能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五卷P542）就这样，鲁迅幽默轻松地证明了司令和蚁民们的荒谬。
鲁迅对证伪、归谬方法的研究是颇深的。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分析建安七子时，特别提到孔融“专喜和曹操捣乱”的实例，孔融同样也用类比归谬法：“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可以看出，鲁迅不但继承了反封建正统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也学习他们的思想逻辑方法。
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丰富的历史经验，反传统的整体性格与对现实否定批判要求变革的精神紧密结合，所以往往以古例今，从反面来推测未来。他非常赞同“正面文章反看法”。鲁迅有时干脆就从所谓“正面”入手，直接得出相反的结论。有时，反面确实比正面更真实深刻，更震动人心，引人思考。鲁迅从来不绕过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黑暗面，他的唱反调也是直截了当的证伪。《伪自由书·推背图》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同时，它也是鲁迅这种逻辑思想方法的归纳和小结。鲁迅强调“正面文章反看法”，是“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经过许多苦楚”后的经验。他认为“此地无银三百两”和“隔壁阿二勿曾偷”虽是普通笑话，但表现了生活中某些现象和真相。他洞若观火，指出读当时官方舆论和帮闲文章应该懂得“反看法”，同时还应知道其中有更大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鲁迅还例举当时报章记载的几条新闻，让人们学学用“反看法”去推断其实质内容。当然，这种直接否定，从反面得到真实，首先得靠丰富的经验，最后还靠事实证明。鲁迅自己也这么强调。后来的事实，也往往证明了鲁迅利用“反看法”有很高明的洞察力。
鲁迅的证伪方法具体运用是巧妙而多样的。有时，他使用比较的方法。他认为，“这是查旧帐，翻开帐簿，打起算盘，结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方法。”（五卷P232）有时，他又用“立此存照”的方法，文章中引用搞录或“备考”“附录”各种奇谈怪论，使各式政治小丑、封建遗老、反动政客登场亮相。鲁迅不辩不驳，只是剪贴一番，就象用聚光灯一照，使之突出分明，其荒谬错误虚假也不揭自露，不证自明。有时，他又列举诡辩式的怪谈，如《华盖集·论辩的灵魂》中，把当时社会上一些反对新思想、反对改革和毁谤革命者的荒谬言论做了概括。这一概括，使顽固派的“魂灵”暴露出来，他们的“逻辑思想”也清晰了，而诡辩的逻辑错误也显而易见，因而也被证伪和否定。
一般性的证伪方法可以包括有形式逻辑的驳论方法和归谬方法，但绝不能简单地认为驳论和归谬就等于证伪的逻辑思想。各种逻辑教科书引用了鲁迅证伪和驳论许多精彩出色的实例，从形式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无可非议。但是，要深一层领会证伪逻辑思想，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鲁迅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对梁实秋文学观和人性论的批判和反驳，被各种逻辑教科书和文艺评论文章引用最多。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说：“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而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一阶级的。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鲁迅驳斥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既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要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爷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四卷P204）大家都公认说：鲁迅运用无可辩驳的已知原理的事实，证明“人性”是有阶级属性的，反驳了“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的谬论。
梁实秋的文学观和人性论从整体来说无疑有其谬误之处，但不能说他所持的论据全部虚假。单纯从形式逻辑上说，鲁迅的反驳符合形式逻辑规则；从教科书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鲁迅的说法符合阶级论；从当时文化政治环境看，鲁迅的驳论有很高的政治价值。但是，对鲁迅的逻辑证伪和论断，不能机械理解，更不能无条件引申和形而上学硬套。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即使否证所根据的事实是可靠无误，可它并不是直接否证人性论。鲁迅所引用的事实之所以作为否证梁实秋理论的论据，是根据阶级论给予解释的结果。关于人性问题及文学与人性关系的问题，包含了一个复杂的理论系统，并不是靠单一陈述能解决的。如果梁实秋说在阶级社会中文学绝对没有阶级性，那这一全称判断当然错误。在这里，鲁迅仅指出在阶级社会“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而不是象某些同志所理解的否定了人的共性。理论是由多层次构成的，而且又是多元的，存在着不同系列理论的竞争。理论的证伪问题不单纯是某一层次问题，也不单纯是某一系列的问题。证伪问题必须放在不同理论系列的历史竞争中来考察。鲁迅对梁实秋人性论理论的逻辑证伪无疑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撇开这一点不谈，鲁迅达到的目的仅仅是多层次理论的一个层次的证伪，简言之即是部分的否证，而不是整体的否证。现在，大家对人性问题及文学与人性关系的问题都有更完整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鲁迅证伪逻辑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样，我们今后在探讨的合理性标准问题会得到启示和教益，并且也有更高更新的起点。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通向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马恩选集第2卷P112）
上面提到，一般性的证伪方法可以包括有形式逻辑的驳论方法和归谬方法，但决不能简单地认为驳论和归谬就等于证伪的逻辑思想。可以说，证伪的逻辑思想与怀疑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批判的历史眼光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因为这样，鲁迅文章所表现出来的证伪的逻辑方法就不仅仅是论战的手段和文章风格，更包含了他的思想方法和思想性格。当然，鲁迅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作为思想家的他，是靠文学形象（他的杂文也多用形象语言）来体现思想的。这对我们归纳其思想方法无疑有许多困难。同时，这也是鲁迅思想方法不能完全成为系统化科学理论的原因。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请不要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与鲁迅证伪的逻辑思想对上号。前些时候，有人论断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意识流”小说，这不过是想赶时髦又无力赶所做出来的儿戏。正如“狂人”有意识的流动而《狂人日记》不是意识流小说，鲁迅证伪的逻辑思想有批判否证的要素但不是纯哲化的证伪主义。
归结来说，鲁迅的怀疑是探索真理的开始，他的不满是对未来光明的追求，也是推动变革现状的动力；他的证伪是基于对丑恶的旧事物的憎恨而对假的否定，同时也是对真的间接肯定。所以说，怀疑—证伪—求真既是鲁迅的逻辑思想方法，也是他的思想道路。不过，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方法做为唯一正确的方法或公式强加于任何人，这或许是真正的文学家与所有的哲学家的差异。
鲁迅的逻辑思想方法有比较广泛的科学意义，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有改进地继承。怀疑—证伪—符合人的一些认识规律。如果我们在正确世界观指导下，合理地学习运用这些思想方法，无疑会为我们开辟更广阔的实践天地和理论天地。
一九八四年春定稿
原刊 《云大研究生论坛》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