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鲁迅
《孤独者》写毕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是《彷徨》里篇幅最长的小说。它以送殓开始，又以送殓告终。主人公魏连殳强烈的生存欲望与有意识的死亡动机对立而并存。小说通过“我”，目击了整个过程并做了见证。小说不单纯是“我”的自叙。它夹着魏连殳的自叙和独白，两个层次的自叙互相阐明。这不仅是为了使作品的叙述结构立体化，更重要的是使作者的两种心理投影互相对照映衬。鲁迅整个复杂情绪就是通过这样巧妙构思来予以暗示的。以魏连殳和“我”为两极对应存在的心理空间，产生一种激情与理解的张力。魏连殳和“我”是鲁迅一分为二的影子；小说主要人物又是合二而一的灵魂。他既是在行动，又是在观察自己的行动，既是在感觉，又是在观察自己的感觉；既是在批判客观世界，又是在批判主观世界。小说采用回忆倒叙的手法，给人悬念而不是冲击的感觉。散文节奏和反抒情的冷峻笔调，使人获得深刻的理解而不是一时的惊讶。鲁迅的激情似冰如火，又冷又热。他用爱和恨进行思考。我们可以在魏连殳和“我”二个形象的叠影中看到他的态度。魏连殳作为一个典型人物。有很强的时代性和严肃的现实性。但是，他的灵与肉的世界，有着鲁迅自己灵魂的颤动和生命的呼吸。魏连殳是鲁迅心理深层的投影。鲁迅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埋藏了自己的影子。
影子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人的内心意识的某一层次。它有自己的欲望和活动，但不等同于人整体的思想和行动。当影子意识十分强烈，而又不能占有人的主导思想，便向人宣言告别。鲁迅在《野草·影的告别》写下这种心理意识体验。魏连殳是影子，他也愿意只是虚空，不占有人的思想和心灵，所以请求“我”忘记他。鲁迅总觉得自己灵魂里有阴影，极憎恶它，想除去而不能。于是他疾走着，不敢反顾，生怕看见死尸和影子的追随。但是，他又觉得不能那么决绝，便写下《坟》、《野草》、《彷徨》里的许多篇章，把自己的影子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心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读《孤独者》，我们可以看到鲁迅逝去的生活的余痕，但，更重要的是探求他的心灵的轨迹。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战士，他比别人更敏锐地感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罪与恶和国民劣根性，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生存的苦闷。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说：“在内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相反，在外却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绝地迫压着。在两种力之间，苦恼挣扎着的状态，就是人类生活。”生活在“铁屋子”里，生活在封闭禁锢的社会，最清醒的人往往最痛苦，也最孤独和寂寞。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五四运动的退潮，使他悲哀，以他“所感到者为寂寞”。他在《呐喊·自序》写道：“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在《野草·希望》中又说：“我的心分外地寂寞。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孤独者》里，鲁迅也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态。但是，孤独和寂寞有不同的思想性格的层次，有小我与大我之分。魏连殳的老祖母终日坐在窗下，冷冷冰冰，为保护自己，吝惜情感，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咀嚼。魏连殳为此悲叹，为此大哭。这不是为着死者，而是为了这样孤独——包括他自己——生活着的人。“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鲁迅这意思在《过客》里说过，《两地书》中也提过，在这里又通过魏连殳的口说出。魏连殳的孤独与祖母的孤独貌同神异，它已经包含有更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若暗若明的时代精神。无论是祖母的孤独还是魏连殳的孤独，鲁迅都能心领神会。缺乏天伦之乐而产生的孤寂感，鲁迅就曾经有过。晚年间他回忆说，周作人老婆讨厌他时，就不准她的孩子找他玩，叫做“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另外，鲁迅在女师大学潮中维护正义，被所谓公正舆论指责为“挑剔”学潮，甚至一些朋友也发生误解。那时，他悲愤和寂寞的情绪也可以说与魏连殳的心境相似。但是，鲁迅还有更宽广的情怀和更坚韧的战斗精神，他不局限在魏连殳式的独头茧。小说中的“我”劝勉魏连殳说：“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这实际也是鲁迅对自己的劝勉，使自己的思想得到解脱。时至一九三五年，鲁迅致萧军萧红的一封信中说：“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并且离开上海。不过这是暂时的愤慨，结果大约还是这样的干下去，到真的干不来了的时候。”鲁迅此时的这种寂寞，已不是因为社会环境的恶劣和黑暗势力的强大，更多的是感慨革命队伍内部不够团结，战友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总之，他这种情绪不是因个人得失而生，仍是为社会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发。更重要的是，鲁迅不是听凭自己被寂寞和痛苦所压垮，而是利用一切来进行写作，进行战斗。所以，鲁迅是在对魏连殳的孤独和寂寞肯定的基础上进行否定，自己的思想也由此得到升华。
魏连殳是不协调的灵魂。他本来有能力治愈自己的伤口，却让其溃烂下去。他后来的生活与自己原来的信仰互相矛盾。当他完成对社会的报复，自己原来的理智和情感便遭到彻底的否定。他想打败“环境”，但被打败的是自己。这样，他加重自身的痛苦，使生命更加艰涩悲苦。鲁迅对魏连殳式人物的命运做过总结，他认为这类人物“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①。”在剖析魏连殳不协调的灵魂时，鲁迅表现了先前一贯的对麻木落后群众的深刻认识和包含憎恶与怜悯的复杂感情，又对魏连殳式人物进行分析性批判。社会上革命和进步的先觉者与群众构成一对矛盾的关系，如果不妥善解决，必然会酿成社会和历史的悲剧。
鲁迅伟大之处在于能够协调自己不协调的灵魂。他说，“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侯，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②。”鲁迅协调自己的思想有不同做法和一个变化过程。开始，他是用“骄傲”与“玩世不恭”来免去对社会清醒认识带来的痛苦。后来，他认为这不太好，使更多的是与黑暗捣乱。最后，是积极找寻生力军，希望能结成联合战线。所以，鲁迅自己从魏连殳式绝望的反抗，发展为因希望而战斗。
魏连殳与“我”关于孩子问题的争论，是鲁迅对进化论认识、动摇、再认识过程的形象说明。青年总比前一代强，应该“救救孩子”，这是鲁迅前期的重要思想。魏连殳在第一次论争中说，孩子总是好的，后来的坏是环境教坏，原来并不坏，中国的希望也只在这一点。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前后对单一的社会进化公式开始有所怀疑。小说中的“我”的疑问是：“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其实，魏连殳与“我”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性本善”或“性本恶”；鲁迅希望社会环境改善变革，尤其重视改革国民性，孩子的“坏根苗”则指国民性。在这里，语言文学的含糊固然可以用文学的含蓄性和象征意义作为理由给予原谅，但这也反映出此时鲁迅思想自身的复杂和矛盾。这段时期的鲁迅，比以前更多地接触青年。他因而从青年身上汲取热情和活力，却也因此更清楚地看到青年的缺点和弱点。在小说里，鲁迅通过“我”，对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表示了不满。在致许广平信中，他说得更明白,“‘关起门来长吁短叹’，自然是太气闷了，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③。”但是，鲁迅对青年的“攻击”不同于站在旧思想立场的人对青年的否定，他对进化论认识的动摇也不是对社会历史进步丧失信心。这正如许广平对鲁迅的分析评价：“先生处处给与青年一种前进，悲观中未曾无乐观之诱导④。”所以，当魏连殳后来被孩子所仇视，对人类丧失信心而显得偏颇时，小说中的“我”劝告说，不能看人间太坏，不能太自寻苦恼。应该承认，鲁迅对原来信赖的进化论产生怀疑时，心理的黑暗是加深了的。他对魏连殳的批判，也可以看做是为了对自己心理的黑暗的否定而作出的。“我”的劝告虽然显得勉强而无力，但它和批判联合在一起，也构成了鲁迅心理平衡的力量。
《孤独者》是鲁迅灵魂奥秘的连续自白，也可以说是鲁迅对自己命运一种选择的摈弃和否定。曹聚仁曾说，鲁迅在四面碰壁的时候，曾经说要到陈仪将军那里当兵⑤。如果鲁迅选择了这条路，象魏连殳一样成了杜师长的顾问，很难设想最终会有什么结局。鲁迅自己对这可能的前景做出估计，那就是魏连殳后来的发迹、吐血、痛苦和死亡。魏连殳死后尚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自己那可笑的死尸。这一深刻的自我否定令人战栗。它与《野草·墓碣文》里死尸要“抉心自食，欲知本味”恰好异曲同工。鲁迅不是摩登圣人；也不是站在路边冷静看人世间，象个凹凸镜。他更接近陀斯妥耶夫斯基，拷打别人的灵魂也挎打自己的灵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鲁迅是大智之士，更是真正的强者。他在思想的炼狱里得到永生，他不会同魏连殳及《墓码文》里的死尸一样，死后还须对自己进行忏悔和否定。
读《孤独者》，它的结尾总令人久久难以忘怀。它“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⑥。它又使我想起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题为《呐喊》的一幅画。（爱德华·蒙克为鲁迅喜爱的画家之一。）蒙克在谈创作动机和体会说：“孤独，由于剧烈的痛苦而战栗，我开始意识到一个发自人类本能的无法竭制的呐喊。”画中，那种阴惨的红色和绿色给人非常恐怖的印象，那惊悸颤动如人的神经纤维般的线条，在人物形象周围形成一个湍急的漩涡，就象是从那绝望中并发出来的嘶喊的回响。小说《孤独者》中的“我”正是从这相似的沉重的东西中冲出来，他听到一种遥远的声音，这声音又似从心灵深处涌出。但是，这声音不是绝望的凄厉，它包含有更积极意义的愤怒和悲哀。
鲁迅认为，艺术给人慰安，可当作从压抑中得到解放的心境。读了《孤独者》，人们的领悟是：人，不能去钻独头茧。完成了作品，作者从自己旧日的梦魇中解脱。面向光明，影子就在背后，鲁迅坦然地走自己的路。这路，就是民族解放新生的路，社会进步的路。
①见《两地书》的原信，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景宋通信集》（下称《通信集》P.12）
②③④《通信集》P.69、P.30、P.15。
⑤参见曹聚仁《我和我的世界》中《鲁迅与我》一章。P.395。另，许钦文等也有类似说法，可作旁证。
⑥见鲁迅安特莱夫小说《黯淡的烟霭里》附记。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初稿，九月二十三日改定
原刊《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一九八六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