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着，朦胧中感到有人来到床前，原来，妈妈和爸爸端来一盏小灯。这是我下乡八年调回城的第一个夜晚，妈妈象找回丢失多年的宝贝，端详着我。白果脸，弯眉毛，长睫毛，薄嘴唇……他们啧啧地赞我，如同欣赏艺术品。我醒了，但不愿扰了他们的雅兴，假装睡得正酣。他们又悄声地争论：这象他，那象她。爸爸的结论是我的模样虽象妈妈，但比不上她当年妩媚。妈妈坚决反对，在母亲眼里，女儿比自己更美，是世上最漂亮的。泪水已象虫子爬上眼睛，我不敢张开眼皮，只微微地呼了一口气，他们连忙吹熄灯，蹑脚走出卧室。啊妈妈！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

　　……我不禁想起另一双眼睛，它又深又小，象龙眼果核；噢，还有那皱纹纵横的瘦脸，尖而钩的鼻子，而那二片枯萎的嘴唇，不断地传出低声叹息。这就是我在陆丰山区的“三同户”，一个守寡的老妈妈。她，她二个女儿，一个儿子，对我都非常热情，全部热情的热能相加，抵上冬天的火炉。我受了感动，于是觉得这四张毫无美感的脸还不怎么丑，而对洗不干净的黑陶碗和遍地鸡粪、猪尿也不再介意。不管穷山里人的豪爽和小气是怎么奇怪地混同在一起，但对外来的客人却绝对的欢迎。每天三餐，老妈妈总做着小幻术，一条小鱼、一块咸肉在那里都算高级佳肴，但我总发现我的碗底——在白米饭或红薯汤的底下，“埋伏”着这些“营养品”。我不善于推诿，从这个碗挟到那个碗，从那个碗又挟回去；我只能大声抗议，而老妈妈高兴得露出黑牙齿，她一笑，小眼睛更小了，脸上的蜘蛛网也更密了。

　　但是，过了不久，村里渐渐有些风言风语，说“猪屎婶”（老妈妈的尊称）拾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是前世积了德。这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什么我也不会在那里嫁人，一辈子扎根，更不会看上那个扁鼻梁的小后生。软软的稻草垫席好象长出了无数的芒刺，最喜爱的甜番薯汤送入口又变成苦的，哎，怎么办呢？我费尽心机，想出种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造出舆论，向老妈妈，向扁鼻子，向全村的人，暗示或表示我这城市姑娘仅仅是来接受“再教育”，而不是来传宗接代，生儿育女。

　　伤心的影子飘入老妈妈的无神的眼睛，黑脸更象长年累月没刮底的黑锅底了。她依然对我客客气气，但三餐吃饭时候，不再表演幻术了。幸亏不久，我们知青自己凑成一个“家”，我如释重负地离开不干净的黑陶碗、鸡粪和猪尿。但是，不久我们也有自己的黑陶碗、鸡粪和猪尿。农家肥的臭味和炊烟熏香味改造了我们，公社书记称赞我们说话已有重重的客家语音。

　　我差不多忘记老妈妈，但她没有忘记我，“时年八节”总拉我上她家。桌上摆着大块的咸肉，熏得黑黑的咸鱼，红红的桃粿，谁都可以吃个够，没有特殊，没有幻术，山里人过节是慷慨大方的。

　　“知青之家”终于四分五裂了，原因种种，各人自立门户，各找门路，最后当然各奔前程。有一次，我生病，孤零零地卧在木板床上，发高烧。昏迷中，听到一个温暖的声音，强睁开眼皮，噢，是老妈妈，她那又深又小的眼睛竟然泪水盈盈。见我醒来，她又高兴得露出黑牙齿。她递过一碗白开水，从衣袋角掏出一个红纸包，抖出一点灰粉末，“喝下，阿妹，喝了就好。”我糊糊涂涂，顺从地喝了。她扶我睡下，用粗硬的手摸我的额角，摸我的鬓发，唠唠叨叨地说：“神明有灵，这是土地伯公的香灰，阿妹吃了即时好……”。在这可笑的唠叨声中，我好象听到儿时妈妈催眠的歌声，遥远？迷漫？亲切？舒服？啊！我醉醉地睡了，睡得很香，很甜……

　　我要回城了，老妈妈比我更高兴，“阿妹，该回汕头了，廿多岁的大姑娘，赶快回去找个好夫婿。”是的，她是这样理解生活，她两个女儿都成了妈妈，她的儿子也有了儿子，村里的人还是说猪屎婶有福气，有福气的她就是这么预言我的命运。

　　老妈妈送我出村子，没想到送了又送，一坡又一坡，最后竟送到车站。我突然伤心起来，扑到她的怀里呜咽。她鼓着又黑又小的眼睛责备我：“傻妹仔，回家见阿妈阿爸，为什么要哭？”我哭得更起劲，在这穷山僻壤的风雨八年，有我的痛苦、忧伤，但也有我的欢乐、慰籍。再见了，过去的影子，还有我的足迹。但是，我可能再也看不到老妈妈这张结着蜘蛛网的脸，这双象龙眼核一样的小眼睛。再见，老妈妈的眼睛！

　　生活的路在脚下伸展，我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但还常常回头地望，望一望老妈妈。我想，老妈妈也一定还站在高高山坡上望着我，用那双又深又小的、充满温暖的眼睛……

　　一九八一年三月

原刊《汕头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