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翻译出版希腊政治学者、社会学家、巴黎第八大学（圣德尼）政治学讲师米歇尔·瓦卡卢利斯（Michel Valcaloulis）这一专著。作者在“导言”尖锐提出：“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否代表着缺乏历史前景的发达社会的命运？”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诠释各国的实践，或者面向时代问题，探索当代世界的发展及其规律性的趋势。《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批判纲要》作者的研究计划首先是“牵涉多个学科领域的概念策略”，然后“融入到鲜活历史，旨在解析晚期资本主义主导的理论思考”。作者把“现代性、现代化、非主导的政治动态”当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构型的‘构成维度’”，批判纲要侧重“思考这种社会构型的当前变形、稳定因素和变动因素”。
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作者“从两个角度主导社会关系的‘后现代化的现代化’理论化：一是剖析资本主义的当前转型，二是批判伴随着‘后现代化的现代化’的‘后现代’概念性”。换一个通俗表述：一是剖析晚期资本主义当前的矛盾与危机，以及由于新兴国家的兴起使资本危机多维性及自相矛盾的多层性。二是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实现于自由竞争时期与帝国主义时期之后，现代化是资本主义成熟成功的同义词，现代性是后现代化，它批判“过时”的现代化。但，“现代化”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特质，它只是“现代化”的变形和畸形。
但是，面对广大的落后于欠发达国家，它们的问题都是被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野蛮阶段+自由竞争时期不自由的阶段+帝国主义时期半殖民化阶段。它们的希望与出路，只是想正式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现代化；其次渴望“仁慈资本”的国际援助，最后是利用“后现代性”一些碎片，堆砌脆弱的自我与自主信心。非洲可能是最后一块崛起的大陆，将来的问题只是选择“拉美”模式还是中国模式。
中国的现代化取得惊人的进步与成功，当然距离西方标准的发达国家尚有最后一公里。西方资本主义从野蛮阶段—殖民阶段，自由竞争—半殖民阶段到帝国主义—半帝国主义垄断阶段。经历三四百年的历程；当代中国压缩成三、四十年就基本完成。特别滑稽但又幸运的是，中国不但依然披着“社会主义的袈裟”，还捧住马克思的“圣经”，更挽住小康与大同的“中国梦”与“乌托邦之情”。
三十年来，中外许多“专家”“学者”戴有色眼镜总看不清“中国特色”。讲白了，就是不相信不满意中国尚存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和经济形式。所以，总断言“中国某某时奔溃”。现在回头看，这些末日预言虽然可笑，也不是“金标准”的福音。中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变革令人印象深刻。对一部分人来讲，这只是返回合理而混沌的人世间，幸福而不平等，但在强力政治保护下，基本也有小生活的大自由。对我这一类书生型知识分子，抱怨的是社会沉渣泛起，从俗媚众成大流。整个状态是“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卡尔·马克思）。另外，对部分当代观察者可以说是“巨大心理创伤”，因为不仅是白猫黑猫，而是不管好人坏人，有钱的人就是“能人”，对此难以接受。但是，历史的评价总是充满悖论，全世界的欠发达国家不知道对中国走向今天这一步是多么惊讶而羡慕。我们要平心静气对待社会财富的骤然形成，巨变，对于社会财富分配虽有异议，也不要口瞪眼呆。对于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本质演化，虽有相对悲观，甚至黑暗的观点，但不要灰心和绝望：我们还有“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和中华复兴理想之梦。
今天（九月四日），看到中央十三台请二位北京专家讲金砖五国前“金色十年”以及未来新“金色十年”。整体论述很好，比较到位，听了满舒服开心。但是，其中一位以十年前的北京房价与现在北京房价来比喻证明，未来十年比过去十年的金砖市场经济总量与合作范围会大很多。“金色十年”一定会有大发展大便量，这是我们中国与战略伙伴之“所欲”。但中国的主流专家在“参照系”问题上露了马脚，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却很“丢人”，并且“不入流”兼“没趣”。所谓“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足以动摇整个社会。地皮与地产创造财富这想法与现实发生的事实，还有各地方政府相关政策，已经“协调”了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与投机者在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但，这一价格体系没有考虑极限的问题，更没有考虑到的因素，以及最后的社会后果。很遗憾，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非主流知识界和专家，十几年来一直紧张而白费劲的“呐喊”与“呼吁”。还好，最后的安慰是，中国新领导核心习近平主席，终于一言九鼎：“房子是来住的，不是来炒的！”
在21世纪，对于理解全社会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严重错误。健康的社会机制原则上应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甚至加简单的“政策”机制，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
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已经可以不要惜重“资本”，不要发展资本主义，笔者只主张适度“节制”某些资本，特别是超级资本，非法资本及虚拟资本。这里要提醒的，也是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资本既非一种“物”，也非一个“需被推翻的暴君”。资本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恩全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十三卷第二十五章P.834）是决定现代性社会形态的对抗关系和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产生着为榨取剩余价值而进行的劳动统治的真实状况，它是现代性的驱动力。资本是现代性的历史局限，断裂及其窘境的根源。资本也是晚期现代性几乎是神学的“德性”——无所不在——根源。
我注意到米歇尔·瓦卡卢利斯文章的核心假设：“资本的雄心勃勃的设想充分践行了诺言。资本以明显无可抗拒的势头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资本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社会性联系，归并阻碍它的各种势力，根据创造性破坏的原则将大部分人类实践和行为‘合理化’了”。资本的长期历史及其无所不包的全球性扩张使其当前有所加强。”
作者很具预见性地提出：“从积极意义上说，现代性乌托邦指出，现代性的发展倚仗其自身矛盾的状态，并使得某些现代化阙限得以确立。从消极意义上说，现代性乌托邦在导致现有的和应该发生的之间差距的同时，显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现是一项不大可能的目标：只有其有效的取消——以末世论的，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后现代的’形式——才有可能推动“现代工程”的颠覆性的基础。”
中国三十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剖析与批判，有益我们在吸纳现代资本主义经验与文明时，注意避免和减少其消极负面的影响与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陆象淦在《总序》中说：他们工作的目的，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关系，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的时代价值，彰显中国特色社会注意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的宗旨”。
我在准备撰写《中国新秩序》系列文章时，也思考过军事、外交、司法、教育、医疗方面对构建中国新秩序的功能与意义。后来觉得可以不写了，因为十八大以来，以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在军队进行反腐斗争，强军举措已见成效；外交上化被动为主动，敢于表达中国的意志和力量，做到了以国为本，以民为本，既广结朋友，又勇于在国家核心利益坚持原则；司法的改革一步步扎实进行。另外，十九大马上召开，也已经看到并相信未来五年，中国的大教育、大健康将有一个新开始、新局面，我想，经济方面的生产关系和利益分配，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与发展道路选择，还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和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我希望自己几篇小文章大思考给青年学者多一个参照系。
中国现时不但存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道德缺失的现象，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欧美社会还更严重。同时，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因子与特质，也开始在中国社会传播与扩散。米歇尔的警示使我十分惶恐：“后现代状况培养了大众广为接受的自恋癖，这种自恋癖是‘价值观的削弱以价值观的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标准化’，后现代状况笃信差异，‘使用透视法的’相对主义，甚至是社会化的分化，最终忽视了在全球越来越具威胁的‘监控社会’幽灵。事实上，后现代状况拒斥总体化的世界观、单一社会性、对现代断裂的不切实际的热情。”总之，“后现代状况是极度反本质主义的，它经常试图具体开展彻底拒斥一切本质的运动。”
未来的社会，很大可能也包括中国，会面临一种情况；即“资本主义现代性尚未终。后现代是现代超级实在、最高峰和畸形发展，因而不可能对其进行否定。”作者担心的是“否认现代事物便等于肯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泛滥。”
如果，我们仍乐观地审视世界，相信人总能客服“人的弱点”，谨慎、坦诚从中华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吸取历史与未来精神力量，追随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而把握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最后实现世界的大同，人类的自我解放。当然，中国要对人类做出大贡献，必须做好目前自家的事情。这，就是建立中国新秩序的目的与出发点。是的，“路漫漫其修远”，我们“将上下而求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