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浪博客2017-07-30，读到甚有意思的资料：“清华老五届在微信群里聊些什么？”所谓老五届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约70万~80万。有人将老五届的人生历程概括为“五子”：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的“棍子”、毕业发配的“弃子”、改革开放后的“才子”、现时退休后的“赤子”。他们有人自称：“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有一条微信这样写：“资本必须受到制约，否则以钱生钱会无限膨胀，以劳动挣钱永远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这个道理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是社会常识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对此制定的一整套节制资本的办法。”“只提先让少数人富起来，没有任何制约资本的措施，带动多数人富起来完全就是一句空话”。
“节制资本”，现在并不是节制中小资本、节制实业资本、节制合法资本。要节制的是金融寡头资本、大地产超级资本、非法虚拟资本、大投机炒作资本、保险界野蛮资本、来历不明地下资本、非法集资资本。当然，所有挂中字国字之“羊头”，卖团伙群体利益“狗肉”，被利益小集团控制的大大小小人民资本和社会资本，通通要被监管，合理合法“限制”。过去十几年，中国大资本家与超级资本，很多逐步与国际资本合流。它们自觉或不自觉与国际大鳄相互呼应。在中国“白手套”高手和国际洋土掮客协助协调下，凶狠吞噬中国中小投资者，贪婪咽下国有资产，并成了国际超级投机资本的同盟军与方面军。
现在闭上眼睛，随便扳起手指，中国民营企业和混营企业有多少家“富可乱国”？有多少家已经进入百亿级千亿级俱乐部？又有多少家已经成为万亿级的行业寡头和资本寡头？里面又有多少家是面目不洁，背景暧昧神秘，性质复杂的集团公司？里面是否也有与某些政治势力集团、贪腐集团完全勾结合流的黑色企业？更尖锐的问题是它们是否会改写中国的历史？它们的力量是否足够操控政治、影响国策？大家更担心的严重性是它们能否控制改变中国前进的方向，决定未来人民与民族的命运？
作为企业家，中国首富王健林雄才大略堪称大陆李嘉诚。2014年瑞士达沃斯年度盛会，王健林在小组讨论中坐在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和英国的副首相尼克•克莱格中间，一直没出声。但当有一发言者表示，中国关注领土争端会削弱在亚洲的影响力，中国首富发怒了，“你公开地挤兑中国，我觉得起码不礼貌”。是的，中国首富，首先是中国人；在国际经济论坛，照样有政治的立场，国家的利益。郭广昌本人“吾日三省吾身”。他对复旦同仁的共同要求是“修身、齐家、平天下”，骨子里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对商业中的机会，基本态度是不贪婪、不懦弱；认清自己的目标，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明白自己的资源实力，把正确的事情做好。话虽这样说，郭广昌的“参照系”就是香港的长江、和黄。他和王健林先生一样崇拜李嘉诚。当然，人在“资本江湖”身不由已，一定要把自己掌握的资本做到“无限大”。李嘉诚华丽转身，地产是昔日黄花，长江地产公司也改名为长江实业。王健林先生马上紧跟，去地产，轻资产转型。李先生从大陆撤退，逐步从香港主力撤退到英伦、欧陆，王先生与郭先生早已亦步亦趋，在中国圈钱负债，到国外上百亿上千亿大手笔买东西。王先生骨子里绝对爱国爱党，郭先生思想深处也打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烙印。但，谁也无法改变“大资本”的本质和本能。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大资本更需要安全的大空间。
姚振华是潮汕子弟，王石先生顺口一说，让人误解所有的潮汕人原来都是小菜贩出身，由于长期伺候服务深圳特区的官贵人家才升级为“野蛮人”。姚振华1988年-1992年就读华南理工大学工程工业管理和食品工程双专业。2014年以45亿人民币身家位列福布斯富豪第359位，手腕戴的仍是几百块钱的天梭表。网上曾有一篇正面表扬文章，说秘书帮买一双7000多元名牌皮鞋，姚训了一顿，勒命退货，秘书无奈又另买一双便宜的顶替。这个细节应该可信，不敢忘本的小同乡与京沪大地方出身者不同，发了大财仍保留一些“穷酸相”。但是，姚先生也是“资本”的崇拜者与追随者。他效法安邦陈小鲁吴小晖，也利用快速返还保费，“长险短做”，以及无所不能的“万能险”，疯狂集资，大手投资，野蛮炒作，使控有和挪来的资金加速度膨胀，成为大资本、大资产。短短几年，宝能控制几千亿资产，这一次狙击万科虽无功而返，顺手又捞回200多亿账面利润。他不是勤劳俭朴略带小贪心的菜贩子，他是保险金融界野蛮投机者，股坛、企业高级狙击手。保监会为什么首先选择宝能开刀呢？关键点是宝能“万能险”不保险，一方面逼迫保险公司必须持续不断寻求有高价值的标的物，另一方面又搅乱股市秩序，经常兴风作浪。宝能所为，其实靠变相集资放大杠杆。如果保险金出了问题，就有连锁反应，银行、股市都有危险，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因此，国家的监管这一次必须非常严厉到位。
安邦的陈小鲁肯定与当年珠海亨大是“同类项”。时代进步，市场成熟，他培养了吴小晖，吴小晖也成就了他。他们共同的目标是把安邦塑造成黑石、高盛、摩根史坦尼那样的超级投行。陈小鲁既是幕后策划，也在前台亮相，一批批红二代和退职现职官员纷纷为安邦撑腰，绿灯放行。或许他们和他们的朋友是这样为安邦为自己打气壮胆：与其让社会资产资本落在他人手，不如掌握在自己人手更牢靠。安邦要成为大资本集团，将来有需要完全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多好的名字啊，大丈夫生逢其时可“安邦”，他日有事自能倾力“定国”！公司的名字很重要，“名正言顺”；同样始于保险，成于金融，“安邦”当然比“宝能”大气。但是，安邦也不过是戴上“白手套”的“野蛮人”。
今年四月，我到武汉学院讲学。刚好马化腾和早年创业伙伴捐资武汉学院，有图书馆揭牌仪式。五个年轻元老或走或退离职腾讯，余下小马哥撕杀沙场。他向青年学子讲授当年创业的甘辛与友情，显得忠厚朴实，亲切低调，仍是容易脸红的IT男、小书呆。他是学生们崇拜的偶像。无法想象的是，这么一个大男孩，居然可以管理控制3万亿的金元资本，更是网络世界的恐龙……
这些大资本家，大企业家近看都是有理想、有个性、有能力的平常人，都是活生生如假包换的中国人。当然，毫不夸张也可称之为中国的“当代英雄”。但，远一点距离，除了多一点陌生感，更多是神秘感。据说王健林先生喜欢唱《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有一财经评论者说，《假行僧》这两句歌词是掌控16500亿元总资产的吴小晖和安邦集团最真实的写照。其实，这歌词又何曾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贯君先生、陈氏兄弟和海航集团相似的写照。从中国平安、复星、安邦、宝能、万达、海航、到乐视、融创、恒大、明天系、泛海系、以及腾讯与阿里巴巴……这些超级公司的总市值或总资产负债，以及其他关联企业和类似公司控制的总资产，大概已经高达数以十万亿人民币。腾讯在香港上市，近年屡创新高，短短几年，股价从几十元爆长至三百多港元，市值超过三万亿人民币即达4000多亿美元。腾讯仅仅一个被负面称之为“毒瘾”的电子游戏，年收入超过100亿，而中国大陆3300家上市公司只有100多家公司营业超过这一个游戏的收入。阿里巴巴市值与腾讯不相上下，它的网上交易、同系公司的网络支付，已经创造出一连串中国经济奇迹与世界奇迹。但，往相反方向看看想想，不是“人变坏”而是无法控制的资本“坏”。资本可发展经济，但超大资本将孕育催生巨大的社会危机，包括经济、政治和大众心理方面。有识之士都担心，那些不可控的诱发事件及其后果，可能成为中国惊天动地颠覆性的灾难。
明天系擅长资本运作，股本乾坤大挪移，是公认的股坛魔术师；也是操纵南北权贵的“纵横家”。肖建华一介书生，他的金元帝国不但控制万亿资产，而且是一个“造王者”，制造数以十计的大小资本王国。肖建华的看点不是号称朋友的《星岛日报》老板何柱国更正准确地说出他有30几个“妃子”和50几个儿女；也不是津津乐道传闻中的每个妃子都是他金元帝国某些项目或属下公司的掌管人。肖建华的本事是筑建“鲁能迷宫”；他也是修饰加工“平安聚宝盆”的能工巧匠。他的故事或许变成添加传奇色彩的街谈巷议，我们千万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财与色的“周刊八卦”。
中国首富王健林，他是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一个典型的故事。网络文章“解密王健林的万达帝国”聚焦万达的改制史，有人也说这是中国国企改制史的一个缩影：
1988年，大连市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王建立接手区房管处国企房地产公司——万达的前身。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万达是东北地区股份制试点，每股价1元，总股本1.2亿，政府投股80%，员工20%。
1996年，万达营收1亿。
2001年，万达营收40亿，开始私有化启动。经过5年整合，万达从国企逐步变私营，国有股大部分的按1元，（部分2元）卖给王健林。
2005年，20%的员工股被最后清理，以每股2.75元由王健林回购。
2006年，万达营收110亿。
2007年，经过一系列调整，万达成为100%由王健林个人控有的公司。
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房价涨了几十倍，大约粗略估计，王健林接手80%国有股花费1.3亿；20%员工股花费0.6亿；所以1992年作价1.2亿的公司到2006年花费大约2亿私有化。
其实，全国有许多“王健林”；而国企有更多的大小“万达”。万达能够成为控制万亿资产负债的公司，王健林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功不可抹，而许多别的“王健林”和其他别的“万达”或艰难存在或已经垮掉。但是，当万达成为巨大资本，王健林成为中国首富，他的一举一动，万达的投资策略，便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日报》2017.8.14发表文章，劝诫各行业，也点名万达，“莫把工具当目的”。文章警告说：“依靠‘高杠杆、高贷款’寅吃卯粮，野蛮生长的时代，一去不返”。所以，一定要“解决资源空转，遏制资产泡沫”，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最近，北京的半官方声音又认真发话：“一个靠讲故事不断融资求生的企业，一个用概念创造高估值的时代，或许早该结束了。”看到那些超级资本、超级企业，像吹肥皂一样，向世人显示财富的魔术；看到国家“四大行”业绩收益继续碾压国际同行，“颇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北京发问说，“该为如此赚钱的中国金融业高兴吗？看着仍在阵痛期爬坡过坎的中国制造业，金融业不妨多想想‘皮之不存，毛将焉存’的警句。”
今年以来，中央强化了保监会、证监会、银监行的管理功能；也有学者建言，成立联合机构，专门监控千亿、万亿的超级企业。王健林先生也是识时务的俊杰，近期积极减债，努力卖掉国外资产，算是主动配合国家对大资本的整肃和节制。
对专心一意做实业的企业，全社会应该表示理解和尊敬。三十多年，格力的“中国制造”与“中国智造”使国人肃然起敬，也称赞第二代掌门人董明珠女士是女汉子。但是，资本和权力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董女士近期积极靠拢王健林、马云，大家有理由担心，董女士要走向何方？幸好，华为是真正中国制造、中国智造的榜样，它是中国大制造业的模范。任正非也有资本与权力的“倚重”和“诱惑”，但他的良知与公义主导他的一生。他体现了中国人真正的理想，他也切切实实在实现习主席倡导的“中国梦”。知识界和主流社会，（包括经济学家）对华为的了解研究绝对不够，对“任正非现象”还存在着距离感与排斥感。我也关心关注华为的未来是什么，并思考中国如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
简单概括，“深化改革，防止资本‘政变’”有几层意思：
（1）警惕并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经济手段，利用资本全球一体化，对“十八大”以来的深化改革、反腐除奸，进行干扰破坏。及时制止当前金融、股市、地产潜在危机的萌发与扩散。所庆幸者，当前这一势头已得到初步的抑制和制止。
（2）堵住大量资本肆意外流， 恶意掏空中国。近年来，大资本巧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远走他乡；中小资本也甚为惊诧惊慌，风声鹤唳；连“大妈们”也“闻鸡起舞”，一窝蜂像抢购“抗击非典”板蓝根一样兑购美元，好似人民币末日已到。一个普通常识：散漫的人群突然“齐步走”，“共振”产生的力量能使坚固的桥梁意外迅速垮塌。三个月前，我与北京几位“小金融家”朋友闲聊，针对某些“风言密语”诱发人们资本外流的意念。他们不缺走资的本钱与渠道，但是，一位说“我虽下海，也赚了钱，但仍是共产党员，应相信和拥护当前中央的决策”；一位说“我虽经常批评社会，但仍是中国人，资本不能外流，也不愿到外国当二等公民”。本来我有些担心，但二位朋友可以说典型代表了有良知的中小资本家的选择，我们应该放心。
（3）“货币主权”“税务主权”与土地属于国有这三大原则，要守住。警惕并反对以“创新”之名，“改革”之名蚕食侵蚀“货币主权”。不能以扶持优惠为由变相丧失“税务主权”和部份税基，网络交易也应设立国家海关和国税局、地税局。“近视眼”会祸国，最后殃民。更可笑者，将中国变成太平洋某岛国，以“巨石”作为社会财富的象征与媒介，让亿万民众将毕生劳动报酬与多年积累财富与银行、地产商及“后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交换“水泥石屎”。这三道红线已有缺口，近时才算半勉强守住。但，尚没有变成社会的主流共识。应该谴责的是大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丧失了人民的立场与社会的责任。我们期待“十九大”最后会给广大民众和社会一个界定原则的交代。
深化改革可能要持续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中国应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坚持邓小平继续改革开放，让部分富起来的基础上，必须遏制大资本，扶助更多人富起来，并通过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社会各阶层虽有差别却同生共存、共享。深化改革必须是系统性根本性，这样新世纪的社会秩序才能确立。这，也是实现中国复兴梦、强国梦、宪政梦的基础与前提。
深化改革，首先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第二是要针对三十年改革中产生的副作用进行分析、过滤、剔除、防范、禁止；第三是适应新形势，对产生的新问题进行调整、改变相应的政策，即是对有些事物，有些政策可以坚持原有的支持优惠。但对有些以往鼓励、支持的性质已起变化的项目，必须调整相应政策，甚至改变或终止。
回顾以往三十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官僚集团的贪腐金额数量是同步滚雪球式增长。但是，同步滚雪球增长的主体，是中小企业资产资本，是国家财政收入（含土地收入）。至于全体国民，无论中高层还是基层劳动者的收入与消费，也似滚小雪球的增长与提升。中国非国有大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是起步于世纪之交，发展于最近十来年；其危险和祸害暴露与被发现即是近年的事。但，如果不坚决遏制大资本和超级大资本，它的迅速膨胀的速度绝对高于、快于社会总财富现在与以后的常态增长。社会改革的红利将超大比例被大资本和超级资本吞噬。想象一下，当中国城镇居民现在年人均收入3~4万元，假定千位中国超级资本家及大金融家（不计中小资本家和小金融家），他们拥有总资产估计可达十万亿以上，粗略估算，这1000人的财富资产大抵等于1亿乡镇居民的总财富。
现在与可预见的未来，无论国家财政收入，国有资产、中小资本资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和总量的提升、增长，都无可能高速快速增长。估计官僚与贪腐群体贪腐的范围和总量都会急速下降。惟独金融业有一不确定，就是银行不良贷款较难确定性预测，其根本原因是尽管金融体系将趋向规范性管理，（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但所谓金融创新与网络金融的社会新背景，金融创业与中小投资者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和风险的不测定性将更为严重的存在。
《东方财经》2017.8.28发布国元证券（香港）有限的基金经理分析“乐视的创新毒药”，文章甚有见地。且看几个关键观点：
（1）“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投资成功十不存一”。
（2）“风险收益不对称的金融创新产品，如对赌协议，简单来讲，只是诈骗，不是创新。”
（3）“乐视网的发展，都是依靠烧钱补贴获得用户，又用获得用户去支撑估值进行融资，再去烧钱获得用户，循环往复。难怪有投资人很不客气地称其为‘庞氏骗局’”。
作者语重心长，疾呼“创新不易，且行且珍惜”，因为“深化改革”必然有“创新”的元素。但目前的中国，借“创新”之名冒险、赌博，甚至公开巧妙“行骗”利用的是“心存贪婪”“落入陷阱”。执政当局应注意自己的“浮夸浅薄”被大量“狩猎者”布局诱人入局。监管当局应主动出击，防范于未然胜于消极被动滞后防范。
最奇怪与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当局与相关监管部门对于比特币等虚拟代币的态度。据说持比特币者大陆中国人占了90%。某些电子游戏爱好者“研究”“发明”这类“代币”并不奇怪。奇怪者，我国虽没有对比特币的存在予以认可和接受，但相关到位的监管也还没有出台。这实际纵容赌性极强，缺乏理性投资的投机国人和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设看一下，一块毫无实用价值，且没有一个“发行方”的企业背书“代币”，只因按约定俗成的电脑操作模式花费公平的“电力”、“人力”平均公约“数”，就可有限度的“获得”。然后只是以“物以稀为贵”(此“物”无使用价值)和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就可以炒作起哄到“天价”的“价值”。
比特币最后的命运只有一条，最终“天价”会最终崩溃。比特币炒作“被宠爱得越深”，上升曲线维持越久，最终受害者和受损的金额就越大。从总体上讲，比特币不是一个造富平台，而是一个致贫陷阱”，“每个‘神奇’的背后，都是血泪”。连股神巴菲特都公开表示，“比特币是一场海市蜃楼”。
所以，节制资本，除了要节制超级大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地产资本，也要取缔非法虚拟资本和非法集资资本。节制这些负面功能远远大于正面的超级资本。取缔这些非法资本，目的就是要防止“资本政变”，保护深化改革，促进安全开放，使中国社会新秩序更健康地维持，国家管理机器运转恒久正常。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