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其思想路线不为人民接受，已成历史的定论。这也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公论。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自己理想实践的角度再次提出建设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记忆犹新，毛泽东当年曾主张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言之有理，前期尚行之有效，后来却再与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搞成中国式的“文化大革命”。所以，邓小平带领大家批判文化大革命，既要重新拾回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文化，也不丢弃社会主义招牌，而且更进一步拥抱西方现代文明。为了稳定党心，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了挽回民心，他提出“改革开放”。当年全党思想不容易全部统一，“争论”更怕影响到“改革开放”常态化推进。所以，靠实用主义口号牵挽全党的凝聚力和注意力；以经济实惠来促进生产力，经济挂帅也成为全民一致的共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更是全体国民奋发图强的内在动力。
因为以上原因，四十年来中共理论工作持续弱化，民间正确与不正确的自由思想却空前活跃。这，造成党的“喉舌”失语，马克思主义理论机器空转。
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再学习，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对西方新知识的热情拥抱，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检讨反思……，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停止思考。东西文明与新旧思想，在有限空间与无限时间中互相纠缠、冲突、融合，形成多元文化的新局面。如何界定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构成，十个知识分子可以有十种主张。基本的事实是它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五千年传统文化；二是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三是近现代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思想成果。虽然事实简单，却因主次区分，配搭比例，角度转换……，造成认识的含糊与混乱。官方主张不争论，平息不了民间知识界不是“争论”的争论。当中国民众肚皮幸福感提升，心灵营养却贫缺，互不服气的争论，使左派右派都患偏头痛，双方都呈现心力交瘁的形态。
这几十年，非官方的学术研究一般算是热闹，大多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有学者把马列主义输入中国，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而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好似与中国文化大传统无关，是全盘反传统。但反思文革，人们又发现毛式思想与某种封建大传统有惊人的相似和关联。对文革大破四旧来一个“反动”，历史的精华和沉渣又一起泛起复兴，许多民众自觉地复旧复古，曾被搞臭的文化遗老和忏悔的年轻叛逆者更诚心诚意“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堕落者更天天乐见清宫戏。另一方面，又有更多中青年学者兴起一轮新的文化批判。曾记否，“电视剧《河殇》把当代中国社会种种弊病追溯到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并用全盘反传统来诉诸对西化和现代化的诉求，可以说正是这种心态最强烈最明确的表达。”（金观涛、刘青峰语）
毫无疑问，1989年的风波和90年代商品大潮，“中断了80年代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进程”。更多朋友，更多学者发生了歧见，看破“红尘”者与沦落为商品的“婢女”者同样不乏其人。这是一个小断层，更是一个大危机。值得庆幸是仍有一些思考者对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继续感兴趣，同时渐渐地也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对西化就是现代化产生严重怀疑和质疑。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能由于抛弃意识形态教条，而同时把由文革催生的批判意识抛弃。我想进言，执政集团的精英，如果要重拾思想的自信，和真正的道路自信，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和求真的态度，尊重独立思考，学习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大无畏的科学批判精神。文革式的大批判早已失去人心，目前要警惕是抄袭西方新民粹教条，右派政治棍子不分青红皂白敲打中国。
在上世纪那个历史节点，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和“不要争论”，这是特殊历史阶段的“雄才大略”。他作为一个自然形态的中国老人，可谓“福、禄、寿”三全。作为历史转折的推手，邓小平也含笑收场，获人民爱戴，善始善终。但，如果人民要求他应负起更高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家，对他在生命最后的辉煌时期，没有及时开启“均富工程”感到遗憾，对没有落实筑建新世纪社会文化工程，为逐渐富起的中国人铺垫新文明思想基础感到可惜。邓小平没完成的事情，那时接班的新一辈更不尽人意。金句“闷声发大财”误导了社会意识。此后十多年间，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空前加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劳动大众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三个代表”固然有它社会粘合的正面意义，一方面把执政党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紧密性和重要性进行舆论宣传；另一方面通过对“先进生产力”的诠释，也是拓宽扩大了执政党的社会群众基础，获得更广泛的代表性。缺乏实实际际而泛泛而谈的“先进文化”，仅是在“不争论”的基础上，靠口喷一串串烟圈，暗示性划画了一个没有边际的“文化圈”。
“在人类思想的成长历程中，只要思想运动没有结下确实的理论研究之果，那种凭着威慑力量而滋长的反思意识和历史感是不可靠的。只要热情退潮，时代关切的问题改变，人们的情绪完全可以随之逆转。”这二句话也出自金观涛、刘青峰先生。他们在《中国现代思潮的起源》一书《导论》中，对九十年代的社会思潮的见解有些见地，特抄下二小段文字：
“80年代热衷于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做梦都想不到，90年代取代启蒙思潮的居然是传统文化和新保守主义。正是在人们抛弃马列主义之时，发现不得不再次面临西方冲击，很多人为了寻找文化认同，只能回归儒学大传统。”
“很多人简单地认为：中国之所以到今天这样文化失范地步，是因为我们过激地抛弃了传统。五四精神被斥为浅薄的科学主义和过激主义。似乎中国只要告别近代以来一系列的革命，回到清王朝的洋务和立宪，就早已现代化了。传统主义的毒素与思想上的腐败，麻木和不负责任的玩世后现代主义结成联盟，正在摧毁未来已千疮百孔的中国文化躯体。” 金先生刘先生早年用控制论理论模式研究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是历学研究一大创新，我们这一辈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如今回味，尚觉得言之成理，受用无穷。冷静一想，两位当代思想先驱者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批判虽深刻，但对传统文化精髓部分理解不够，更多是扬弃。何况，当代回归儒学传统的思潮本质上更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们对金观涛先生等过正的矫枉，需来一点“微调”，希望能合理并合适地肯定并吸纳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金先生刘先生有极强的思辨意识，却轻易不会说出最后的结论。我们必须重新自问自答，当今中国将往何处去？道路的选择会主导中国文化走向趋势。反过来，现代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也将决定中国的政治命运，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2000年7月6日，笔者在香港《信报》发表一篇短文章，认为“应调整国家思想文化构成”。当时我只这么想，如果中共要挑起代表中国先进文化这一历史重任，就必须全面彻底检讨以往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对中国文化造成严重破坏的后果。作为执政党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值得肯定。但从历史的大背景，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和流，以及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空间来看，应该是把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新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中共应该从大格局着眼，调整国家思想文化构成，给21世纪中华文化重新定位。首先，弘扬五千年传统文化中积极向上精神，保留敬天爱人和谐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念，同时剔除封建专制的霸道与独裁擅权意识。其次，要吸纳百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有经验与教训。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不是教条和口号，而是公平和正义的高尚人类品德。它的真正落实可以框正现代资本主义的缺失和偏颇。青年马克思肯定是马克思主义的起步与出发点。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包括中国知识分子都要重新研究马克思异化论的精髓，特别是当中国相当大部分人陷入拜金主义泥塘，商品意识严重侵入中国国民脑神经的时代。第三，中国还要继续改革开放。不要浅薄鄙视西方物质文明的积累成果和文化成果，特别是法治思想观念。当然，正如现代中国要避免封建文化负面影响，要摆脱革命暴力和泛斗争主义的极端意识，现代中国虽然要保护中小资本，却要节制遏制垄断资本，要避免全社会成为资本的仆从和金权的奴隶。这样一种新构成，结构配比复杂有趣，但因此有别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机械二元论，同时纠正新儒学的小偏颇。新思维既能解决因多种经济形态并存而造成意识形态或超前或滞后的错位矛盾，又能促进对国内忧患、国际危机的化解。新的文化构成，不但可揭示“全盘西化”的荒谬，又能潇洒自如吸纳当代国际新事物新文明。全球化和资讯革命无疑给当代中国带来意识形态新压力，但新的思想文化构成不但能主动积极消化所谓西方特产 “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而且，这些“舶来”的文化更容易像中古时代的佛教文化完全地被中国化。这样，外来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思想原则，又融入东方人文特色，当然变得更生动，更充满新的活力。
如果中国新文化结构三缺一或三缺二，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与结果？且看三个简单基本假设：
（1）中国彻底告别所有的传统文化，告别黄河之殇，拥抱蓝色的海洋，后果如何呢？毫无疑问，“中华文明延续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肯定淘了中华的根，断了民族的魂。假如中国彻底“西化”，成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会严重缺失和单调。彻底“去中国化”，不但中国人，有见识的外国人也都会感到莫大的遗憾和悲哀。作为文化符号，老子、孔子、庄子都是黄土地文化的瑰宝，同时也是世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2）中国坚决“把自己置于封闭的状态和孤立的地位”，抵制外来文化，抵制西方文化。满清的中晚期闭关自守，实行海禁；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都处于这种状态；现在的北朝鲜，既竭力磨灭中华文化的印记，又冲淡中朝血谊，更拒绝“改革开放”，算是活生生的国际案例。邓小平说：“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他还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入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3）中国完全彻底抛弃社会主义，走俄国和东欧国家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中国官方的指导思想，共产党执政的组织和形式也华丽转身，政权实现“和平演变”。这种想法代表一部分知识界和商界的愿望，甚至也是一些人的奋斗目标。它，也与欧美主流思想合流。此举，给中国带来的肯定是激烈的动荡。刚稳定的社会结构或是解体，或是裂变。中国社会第一反应和后果就是陷入“失秩”状态。政党轮换后清算和被清算造成的社会撕裂后患无穷，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又重新降临。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折腾了一百多年，我们应坚决拒绝任何新的革命，我们应坚定进行改良和改革。任何政党的诞生、发展、消亡自有其原因与规律，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定也会消亡，但绝对不能在目前可预见的“现在”与“将来”发生。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和社会团体有能力可以“和平”或“非和平”替换中共行使整个中国的有效管理。同时，我也认为现时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或个人可以比中国共产党执政集团更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最大利益。
中共不能说代表了社会主义所有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中共的执政无论是方针、路线、政策、措施，还是组织、人事、个人作用，更有绝对大的改善提升空间。其实，十八大以前的中共，三十年来在实质上问题上逐步抛弃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当然，在此之后通过二次分配，社会主义因素慢慢增加，慢慢提升基层工农大众福利，缓和社会矛盾，社会机制恢复平衡。眼睛向外，还应该看到现代资本在欧美在全世界危机频频；华尔街的1%成为99%美国社会公众的公敌；世界生产力空前发展，物质与人欲严重横流、过剩，非洲大陆的饥饿与疾病却继续摧残扼杀生命；地球生态危机已敲响末日之钟，美国又公然撕毁“巴黎气候公约”……。在此混乱茫然与无奈之际，21世纪《资本论》似乎又给人们带来理论的福音。全世界眼光正惊奇注视陌生中国的神秘政经奇迹……如此这般，既然中国式社会主义竟然可能给当今国际社会带来一个新的参照系，中国无理由丢弃对人类社会有“实践价值”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模式。如果这个模式是“祸国殃民”，是失败的模式，它的下场当然也会如“文化大革命”一样，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如果经过这四十年国家实践、社会检验，并且日后经得起更长历史考验，可以说，这绝对值得中国人民选择，值得被国际社会参考。任何对当前中国社会模式理性和建设性的研究与批评北京当局应虚怀若谷，积极耐心倾听。老实说，听到经常在《美国之音》冷讥热讽中国的负面声音，这些标准或不标准略带各种乡音的普通话，出自黄皮白心的高级华人，出自美化西化的华人知识分子，真是令人不禁厌恶。因为这些批评冷漠寡情，虽然许多细节也不离事实，但整体来说却大多缺失公正和善意。
五六年前，江涌先生在一篇小文章提出中国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只能“走正路”，没想到被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现在大家都理解“文革”的老路不能走，丢弃社会主义原则全面变作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能走，“正路”当然是固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均富发展经济方向，不闭关自守继续改革开放。但是，回顾新世纪初十几年，中国共产党内部与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发生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生死决斗。我们这些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同受磨难、又获新生的知识分子，一直注视着、关心着中共的命运、共和国的命运。一个简单不过的结论：思想文化的构成，最终决定国家的命运也影响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任何文化都有其象征性的色彩，大家都习惯以黄色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以红色代表中共，代表社会主义文化，蓝色即代表西方文化。纯粹是巧合，红、黄、蓝刚好是三原色。任何一个小学生也懂得，通过配搭、 混色，可以调出任何色彩，可谓五光十色。但是非常奇怪，红、黄、蓝同等比例混在一起，竟然变成黑色。这一光学现象，至今仍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有变成黑社会的危险，红文化、黄文化、蓝文化混在一起可以变成黑色文化的危险，十几年来一直是我内心最大的担忧。这个担忧，始于邓小平逝世后，始于很多人说，“现在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的年代”。我在《改革33年，异化现象初探》举例若干负面现象：
（1）贫富严重不均，中国基尼指数2000年是0.412，至2010年某研究中心说是0.61。世界20G只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贫富差距问题严重，当年排行第19，压阵的南非基尼指数达0.68。
（2）公务员官僚化，中国公务开支世界第一。2004年中国财政收入3万亿人民币，全国三公支出（用车、用餐、旅游）逾万亿，占财政收入37%。同期，公务性支出美国占9.9%，日本9.9%，加拿大7.1%，法国6.5%，韩国5.06%，英国4.19%。
（3）除了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在官员们中甚为普遍，官本位观念固化、人欲横流，贪婪成风，反腐成了最大民意。
（4）盲目追求GDP增长，自然被破坏，环境受污染，生存空间与生活质量恶化。
（5）医疗与教育因产业化沦为商品的附庸。
（6）社会不义不公现象严重，司法宪政缺乏公信力……。
记得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晚，我与来潮州韩师讲学的中科院院士杨福家校长，耶鲁大学教授林海帆（其外公是早年粤东闽南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后在东南亚牺牲）以及原来云南大学研究生几位同学一起聚会欢宴。三杯落肚，话题引向社会焦点问题：利益集团形成与失控，以维稳强硬手段对付民怨民生，以黑打黑建立新权威，唱红复旧愚弄老百姓。这些平时举止端庄严肃的学者因为担忧，喝酒话多，语带呜咽，泪花微闪。突然间，慷慨之余一片寂寥，大家无语。我打了圆场，恰巧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大家举杯，希望这个党能战胜自己，健康思想和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
从薄熙来到周永康，从徐才厚、郭伯雄到令计划，无论是擅权专横，贪枉腐化，还是结党营私，残害良善，窃国卖官，践踏法制，都是骇人听闻，足以见其黑色社会、黑色文化之特征。红色仅是他们的外衣；黄色龙袍加身是他们的梦幻。至于是为妻儿着想留后路，还是为自己事败留后路，都是把蓝色的他乡当故乡。他们的无知更在于误认只要有美元加护照，就可以在自由世界自由。殊不知任何有秩序的国家，都有必自己的法制。
胡温新政后，新的接班人是谁将决定中国的历史命运。早年，薄熙来与习近平都是党内青年才俊，都是红二代，文革都受苦受难，都接受现代思想、文化、政治的再学习与教育。得益于香港的新闻自由和大陆流出的小道消息，我一直关注这两位大人物的性格与逸事。当然，有些二手资料也来自他们各自的熟人与发小。大家喜欢习近平的内敛和平和，感恩与念旧，传统而不守旧。薄的争议较多，人虽聪明却自大，时有寡情绝义的传闻，做事果断跋扈。从大连的“华表”，到花几十亿从全国各地买来银杏树装扮重庆，都既能看出性格习惯，更能窥现其心理基础。我曾撰文指出：当时“中国社会贫富不均，司法不公政治经济形势催生了薄熙来重庆模式。”我认为薄熙来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有一些相似之处。我引用了埃里希·弗罗姆对于极权主义的心理学分析：“必须懂得心理因素本身是社会经济因素浇铸而成，纳粹主义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是它对全体人民的控制，必须从心理的基础来理解”。
其实，黑色文化对任何人都不幸福，都是痛苦和灾难，当揭开黑色面纱看薄熙来与谷开来，他们黑色的灵魂，永远与恶毒和仇恨结伴，与权力和阴谋结伴，与自私和自大结伴，也永远与恐惧同行。
十八大，习近平新政开始，共产党又一次克服了重大危机。反贪倡廉，努力坚持完善宪政法制，告别GDP主义，启动均富工程精准扶贫、到弘扬中华文化，重塑社会主义道德观价值观，无不体现出中国思想文化构成的新安排、新诠释。虽然，系统性、整体性的构建尚未真正着手进行，但期待十九大的新开局，将有令人欣喜欣慰的信息。既然三合一新文化可以救中国，既然我们仍选择社会平等与正义，既然我们继续改革开放，那么，请自信宣布中国的中期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
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