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基辛格认为“社会动荡乃至国力的枯竭，最终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出路”。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反“文革”之道而行，它就是中国新的出路，实质上也是秩序的再造。回顾改革开放早期几个关键时节点：（1）1979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2）1982年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农村包产到户；（3）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4）1986年启动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通过几个重要政策措施的制订推行，国家鼓励农村、城市、各个区域，企业、家庭、个人劳动致富、创业致富、改革致富、商业致富。甚至利用政策制造空间差别，特殊地区依赖特殊政策先致富。这种利益驱动，先调动部分人的积极，然后带动大批人的积极性，最终营造全民卷入商品大潮的新局面。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邓小平的名言。他敏感地预测到，这种改革必定带来意识形态的争论，也即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邓小平祭出第一个防御法宝，用大家长的权威制止说道，“不要争论”。第二个战略武器集中表现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全会《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正式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

　　早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是政策性、政治性的思想大框架。这犹如万里长城围起配备高压线的高墙，谁碰上谁就得名败身亡。它的好处是继承袭用并强化了牢固的国家机器。新颖之处在于用“现代化”装饰门面，挂上“改革开放”的政治招牌，顺理成章低成本，高效率运作。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大胆进取，却有保证社会政治安定，国家安全基本保障做为前提。中国大胆引进国外资本主义，同时在国内大力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自由甚至放任，因依仗牢靠的政治安全框架，制造出现代中国经济新模式。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真正创造了当代世界经济奇迹。

　　毛泽东建构的秩序溃败，祸及原来在党、政、军、民心中扎根的共产党执政合理性。面对这一危机邓小平深谙战略平衡术。他一方面推动改革开放，拥抱商品经济连接东—西方市场，鼓吹重商主义，发展生产，鼓动民众对财富的渴望，最大程度满足其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强化共产党执政的思想—法律武器，保证社会秩序持续稳定，维护了党与国的双重利益。这些政治手段纯熟老练使用，不招非议地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对“姓社姓资”不讨论，不争论，是邓小平的一时高明之处。邓小平实用主义伟大实践就是摸着资本主义石头迈过经济发展之大河。现在看来，邓小平对建立中国新秩序的伟大贡献得益于“左右逢源”，随心所欲。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大道上，资本主义的列车飞速奔跑。

　　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第一章/欧洲：多元化的国际秩序中评价十七世纪法国首辅大臣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对这位枢机主教一生有三点结论：“第一，成功的外交政策有一项内容不可或缺，一个基于通盘分析的长期战略观。第二，政治家需要认真分析暧昧不清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纷杂外力，把它们引向服务一定目标的一致方向，并通过这一过程行成长期战略观。政治家必须了解这一战略的走势及其原因。第三，一位政治家必须尽最大之可能弥合本国社会的现实与所追求目标之间的差距。循规蹈矩会导致僵滞，因此需要敢作敢为。”这段话，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合适套在邓小平人生最后二十年伟大的政治生涯身上。正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让中国富起来，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成熟发展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复职时，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绝境，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是这样描述：“集体化组织的农业生产几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需求”，“中国有1亿农民吃不饱，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1980年总人口的一半”。文化大革命停课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34%的劳动力只有小学教育程度，28%被列为‘文盲’或‘半文盲’；只有0.87%的劳动力受过大学教育”。

　　 1979年1月，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面对家乡人民经济生活种种现象觉得触目惊心：“整座城市经常停电，晚上漆黑一团；工厂…亏损严重；自来水管和下水道…年久失修，破损不堪；马路上污水横流，随处可见粪便脏物……”“不少移民和知青回城，不少人在街道两旁搭起竹棚简易房栖身。待业人口猛增，治安问题严峻”。吴南生深感对不起与共产党同甘共苦养育了革命的潮汕人民群众，觉得应解决汕头的经济发展。他致电香港的庄世平，谈了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庄老先生连声说好，动情说：“解放这么多年了，人民群众还那么贫困，我们党有责任啊！”“我经常回潮汕”，“街道肮脏，楼房破旧，群众贫困潦倒，市场物资缺少，看了伤心。（参见廖琪《庄世平传》）

　　在庄世平努力下，收集了台湾出口加工区各种法规的全套资料，又记录菲律宾、新加坡、墨西哥、美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创办出口加工区各类资料，广东省描绘出第一份出口加工区的蓝图。叶剑英、邓小平对这设想大力支持。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吧，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当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二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庄世平先生特邀到北京。庄老失望看到草拟的各种具体的文件限制多、关卡牵制多、条条框框多，给外商优惠和政策方便少。庄世平以其对社会主义的赤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发表情绪激昂，言辞恳切的讲话：“邓小平同志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时间已不多了，再不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搞好，关系到我们政权的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解放以来，我们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今天学这个理论，明天学那个论述，偏偏就忘了马克思最经典、最根本的一条：物质是第一性的。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还有什么优越性？我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再失望下去了，失民心者失天下呀。”

　　明年是“文革”结束四十周年，应该用经济数字来表示中国式资本主义取得的战绩：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国民经济产值GDP 1977年只有3221.1亿人民币，2015年增至676708亿人民币，38年GDP增长210倍。GDP 1985年为9016亿人民币，至1995年增长至60793.7亿，10年增长6.74倍；2005年GDP达185895亿人民币，20年增长20倍。2005年至2015年这10年，GDP增长了3.6倍。1989年是中国结束文革后最动荡的一年，当年GDP达16992.3亿，比1988年GDP15042.8亿人民币增长了1949.5亿人民币，年增长仍达12.96%。对比1988年与1987年GDP12058.6亿人民币，增长高达24.75%是大大降低了；1990的年增长更跌至9.86%。但，九十年代前五年很快又恢复二位数的年增长率。1991年恢复至16.68%，1992年为23.61%。1993、1994、1995年增长分别是：31.24%、36.41%、26.13%。这些数字说明，八九民运客观上冲击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邓小平坚持自己的基本思路，政治列车信号灯打“左”灯，经济方向盘更坚决向右扭。邓小平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乱很容易，维护秩序和稳定却很难。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的话，中国就会爆内战。鉴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中国局势不稳会导致局势的不稳。一些大国甚至会卷入其中。”针对当时党中央内部有不同声音：“如果我们不对自由化和资本主义式的改革开放发起坚决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毁灭”，邓小平用行动作了回答，87岁高龄南下巡视深圳留下用意志和思想铸成七字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对他党内的同志，对全社会的民众警告：中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万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领袖人物与平庸的政治人物不可同日而语，虽然邓小平的继任者基本遵循“在四个基本原则”下，改革开放并发展资本主义。但，听着“闷声发大财”这些金句，总难免感到发腻和反胃。后来我想通了，一个是人民的儿子，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时系在他的心，这是他的责任。至于政治暴发户，尽管甚有绅士风度，对他的追随者和听众，只能用最俗气的语言表达他信仰和理念。

　　表（1）是原因，表（2）与表（3）是结果，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最终由本国的生产决定。中国80年代以前，贸易基本是逆差；1990、1991、1992连续三年顺差总额大约仅达200亿美元，1993年又是逆差122.2亿美元。这里把1995年至2015年顺差做粗略统计，大约30800亿美元。这个数字大致也可以在2015年的外汇储备得印证：2015年国家外汇储备余额是35255亿美元。（当然，这笔巨款相当大的部分成为美国的国债。）每一个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都应该关注中国的外汇储备，这是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数。想一想，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仅有1.67亿美元，分到每一个中国人大约就是0.16美元；而1980年因为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和材料，当年外汇多花21亿美元，导致国家外汇家底全空，尚负余额为12.96亿美元。

　　中国现在列居世界经济规模第二，又是第一规模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这些财富是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科技人员、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流血、流汗、流泪拼打出来的。这也是牺牲很多家庭的幸福，污染了自然环境，生态平衡受严重破坏等代价取得的。如果评论谁是贡献最大的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人是中国伟大的小矮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根据美国学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戴维、兰普顿的转述，邓小平的儿女曾对他说：“20世纪70年代，我父亲环顾周边，看到‘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的发展。它们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到十，对中国保持着相当大的技术优势，如果我们想超过它们。恢复我们在本地区以至全世界的应有地位，中国必须比它们增长得还快。”

　　“四小龙”无疑启迪了邓小平的改革思路，港台同胞的实际投资中国客观上既赚钱也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华人资本与海外资本早年大量流入中国大陆，通过它们的嫁接和汇合，加速中国经济产业化和资本化的发展。根据官方公开的资料，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对中国工业企业总体的利润和税收贡献较大，它们贡献份额均超过三分之一。1993年以前，在工业总产值所占份额不足10%，1995年起快速增长。2004年比1995年增长了15.2%。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对工业总产值增加额的贡献率不断增长，从“第八个五年计划”的25.5%上升到“九五”的50. 2%。虽然2001~2004年有所下降，但仍保持36.5%的份额。2004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占工业利润的比重为32.5%，占上交税金比重19%，对工业税收增长率的贡献率1995-2000年期间为27.8%。

　　2001~2004年期间为21.1%。2013年、2014年外贸工业企业利润与外贸投资工业企业利润总共分别是14415.16亿人民币和14893.87亿人民币。（详见表（4））

　　这些数据也说明，中国30多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使国外资本收益甚丰。除了工业利润，国外资本通过品牌营销，金融产品收益，更是取得惊人的暴利。所以，以欧美为首的国际资本积极拥抱中国产业现代化，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抱着乐享其成的态度。

　　“不要争论”。并非邓小平觉得理亏高挂免战牌。他担心“姓资姓杜”的纸上谈兵会撕裂分化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以至全国老百姓。“四项基本原则”给了老一辈共产党人一颗定心丸。然后诱之以利，给所有的红二代一个发财致富的好机会。这样，调动所有积极因素，并尽量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搞“改革开放”。 “一步的革命行动，胜过一打的理论纲领”。邓小平鼓吹的全民经商，真正是打开闸门，公开合法，解放生产力。经济特区和特殊政策的确立，更积极创造行动环境，促进了中国式“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

　　其实，邓小平的说法与做法有历史渊源，它一脉相承来自毛泽东中共七届二中的讲话：建国之后搞不得社会主义。毛主席明确告诫党的老同志，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当然，毛泽东1950年在全国政协与民主党派对话时讲的很清楚：我们是要搞社会主义，但应在很久的将来，社会大生产实现之后，才由共产党出面动员全国人民，在大家同意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

　　我们不能事后诸葛，假设30多年前，20多年前邓小平与共产党执政集团有什么更好的政策措施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能以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利弊而基本否定改革开放。我们只能这样认为：

　（1）在邓小平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应该是成功的，取得伟大的胜利。中国的工业，科技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升，甚至可以说已经达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超英赶美的梦想。社会的财富滚雪球积累，人民的生活更大大改善，中华大地欣欣向荣。

　（2）现在一部分人员已经先富起来了，但是，使大部分人也富裕起来的均富工程仅是开始，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应该再思考，更需进一步努力。大胆假设一下，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什么时候真正开始？更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应该如何制定？其实，一句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更名副其实。

　（3）经济发展的重大损失和代价是国土、空气、水源大量污染，已引起重视，正在改进和补偿修复中。现在生产力大大提高，应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做环保的工作。

　（4）商品潮的泛滥冲击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深入人心，腐蚀人心”，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需引起反思和纠正。（后续的系列文章将专门论述。）

　（5）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必然形成金融垄断资本、官僚权贵资本，同时也形成与古今中外健康正常的社会秩序相违的经济、政治寡头集团。这必然引起广大知识分子的警惕，全社会也对此群起而攻之。庆幸的是，十八大以后的党中央已经正视这个问题，并开始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

　（6）“四项基本原则”几十年来较有效地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但，难免被有些地方有些人大肆利用，这政治口号转化为权力，依法或不依法，或对或错的打击不同声音。甚至，某些利益集团“歪嘴和尚念错经”，借此为非作歹，残害忠良。现在，是探讨研究更文明、专业、法制的管理治理手段、措施来取代较含糊不清政治术语治国的时候了。这也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治改革的开始。

　（7）反腐治贪已成了共产党是否能持久执政和有效合法执政的关键。在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和国家尚未真正统一之前，共产党的党风及其政治本质将影响和决定国家稳定的生存与健康的发展。

　（8）我个人相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即东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及社会主义理念，与当代西方民权—法治思想三者的结合，既符合中国国情的需要，又符合建成现代社会管理架构的需要。这种社会管理是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基石。如果中国的新秩序真正建立、完善，也将给国际社会提供另一种有参照价值的社会发展模式。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