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大陆的开放与改革一直持续进行中，虽然有时候忽左忽右跳摇摆舞，但总算是退一步进二步，持续进步中。前半期的改革开放，香港一直是半个引路师，香港赢得北京的掌声和鲜花，香港人在大陆也高调发闷财，赚得盆满钵满。因而，双方对二制的理解和坚守都基于一般性对资本主义也即市场自由主义的肯定。大陆在承认“二制”差异存在的同时，其实是在内地努力推行市场经济，以实现“二制”在经济上的“磨合”。

　　香港在回归后，特别是跨入廿一世纪之后，香港人虽慢慢感知到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后知后觉发现香港的经济优势逐渐丧失。但，直到现在仍为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是香港社会在现代社会管理系统上有严密法制保护下的个人充分自由。香港人珍惜这种自由，并且很多人不同程度上担忧北京方面逐步而随时会改变香港这种“法治”和“自由”。英国人统治时期，大部分香港人麻木而自觉地接受伦敦的殖民和统治。他们放心地在米字旗、狮虎旗下“自由”生活。英国人走了，英国人“出卖”了香港，相当部分的民众和政治人物认为大陆不可信任。香港人必须有完全由香港人管理控制的政府，这个政府可以向北京说“NO”，香港人才放心“二制”下的香港一方的“制度”可以永远与大陆一方的“制度”隔离、疏离。北京对这些有广泛代表性的香港基本民意非常清楚。但是，北京坚定地相信广大的香港同胞都承认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承认“一国”大前提的；同时也坚决地为维护香港稳定，认为香港政府和特首必须爱国爱港，才不使香港沦为反共反大陆的外国势力基地。北京方面解释说：（1）我们一贯执行维护“一国二制”；（2）我们欣赏并尊重香港的法治与法制；（3）英国一百多年没有给港人“民主”和普选权，我们已经给了一部分，并逐步继续扩大民主，直至最终在可控情况下让香港全面直选，特区首长先由提名委员会筛选挑出正式候选人，然后五百万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选出；（4）至于何时才不设门槛全面直选普选，可在第一步成功之后……。

　　泛民派不同意了，他们认为香港的“政改”不是进步，他们宁可不要 “一人一票”普选，不要“假民主”，而宁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一步。泛民的口号很简单而动听：（1）真民主；（2）国际标准；（3）抗争到底。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推测，如果1/3的市民坚决支持“否决政改方案”，人数也大约一百六十万人。如果泛民派的立法会议员全部顶住团结一致投反对票，这次“政改”就会流产，而未来五年十年的特首又不是经一人一票普选产生，因而缺乏广泛民意的认知和支持，将是弱势政府。加上议员随意“控布”，香港的管治将有更大的危机。

　　香港究竟要往哪里走，郑赤瑛教授在《信报》上直呼：“否决政改提案，What Next？”。曾俊华司长忧心忡忡说，如果政改方案失败，即是香港由盛转衰的表征。

　　如果以静止的观点，以香港的角度看这一次政改，确实无法令人乐观。即使泛民派有若干人改变态度，立法会在七月初能够以2/3以上票数通过政改，投反对票的泛民议员和没有投票资格的更多泛民派，以及激进的青年学生和街头反对派，都很可能对抗加剧，反对升级，使香港永无宁日。当然，我们所以乐观的看待香港和中国的未来，是因为中国已经克服了内部的大危机，以习近平为首的新执政者已经掌握了大局，正确的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其实，只要中国继续改革，按照习近平“一个梦想、四个策略，打造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系统”的治国理念，就会真正实现“中国好，香港会更好”。因为，在“一国二制”的这对矛盾体，大陆肯定是影响决定大局的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都良性改善发展，它对港人就不是“洪水野兽”。

　　香港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当然包括泛民派人士，必须站在民族的大立场，站到关注国家未来发展的高度来考虑香港问题。据说习近平上任后在一次会议上表示：“2013年的中共和1948年的国民党情况相似，如果不彻底改革，将失去人心，失去江山。”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最大的功绩在于十三亿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世界建立了强国的地位，那么它最大的失败就是尚未建立为全社会所接受的价值道德体系。由于践踏法治和藐视人权、全民腐败，道德丧失，导致很多人把自己放在政府的对立面——逢政府官员必反，认为国家政策和自己无关。胡温新政以后，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二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扭转和改变。习近平已经表示并表现他走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强军但不和美俄争霸，重视国家安全，对中国的战略性核心利益一点也不退让。

　　中国大陆现在逐步实施民主已经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反对封建官本位意识，强化人民的公民意识就是真正民主的开始。习近平要吃庆丰包子不是为了作秀，真正意图是要表明国家主席也要成为老百姓一员。另外，大陆社会，大家也清楚原来“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法治必须保护百姓的幸福生活，保证公平正义”。目前，对周永康集团及政法系统的稳健而有力的清洗整顿，就是为了此目的，绝对不是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和香港某些媒体认为的政治派别斗争和清洗，是习近平一派为巩固自己权力的肃反。

　　据新华社2月17日报道，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某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博讯驻北京记者采访报道转述某智囊的话：这标志着中共从一个革命党演化为一个具有民主法治观念、具有现代政府管治理念的执政党。他还形象描述：习近平具有里根勇于改革的决心，普京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独立勇气，他会学习李光耀对新加坡长治久安的经验，也向蒋经国和台湾学习走向开放社会的经验，并向南非学习社会和解，跨越仇恨的宽容政策的精神。习近平和中共新班子想向这方面努力，不等于他们已经顺利完成，党内军内的危险人物和利益集团尚需时日解决，一切仅是新的开始。只有抱着理解与期待态度，香港的知识分子和爱国的民主人士，支持国内的改革才能为中国的历史进步做应有的贡献。

　　香港现在与今后的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可能成为日后大陆未来政改的参照系。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默默耕耘的香港法学家和其他学者。陈弘毅教授在香港法学界，可能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最好修养的学者。我反复拜读他原发表于《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2014年3月），后又在《灼见名家》发表的《由张君劢生平看儒家与宪政》长篇文章，拍案叫好。长期以来，张君劢先生所谓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的地位，不过是20世纪初那场有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站在胡适与陈独秀这批《新青年》主张西化知识分子的对立面，作为靶子的“玄学鬼”。其实正如陈弘毅所言，他“是20世纪在中国力倡宪政的少数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他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的事迹可算是现代中国宪政史和文化思想史的缩影”。根据陈弘毅先生的分析归纳，张君劢先生有如下特别之处：（1）学贯中西，既是清末秀才，翰林院庶起士，又留学日本、德国，获政治学博士。（2）既学术研究，又有政治实践，为反对袁世凯称帝，估计德国将在欧战失败，主张中国对德宣战；创立中国国家社会党，提倡民主政治和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中国政府到美国签署《联合国宪章》；参加1946年国共双方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和平建国和实施民主宪政。（3）1921年翻译苏联第一部宪法和战后德国魏玛宪法；1922年与章太炎一起接受上海国是会议委托起草《国宪草案》，而对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内容有相当影响；1946年参与《宪法草案》修改12原则，其出发点是建立更民主、更符合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更保证政府向人民负责的政治体制，调和折衷孙中山和国民党主权宪法思想和西方民主宪政思想；接着进一步参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起草，被称之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4）因一贯政治主场，先后不被共产党和国民党所容，被迫脱离民主同盟阵营；1949年后，流亡海外，仍安贫乐道，坚持对台湾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的批评。（5）年青专门师承德国著名哲学家R.C.Eucken，但却是与牟宗之、徐复观、唐君毅并称新儒家四君子，发表《中国文化宪言》，表达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热诚与坚持。

　　陈弘毅先生在总结反思张君劢先生历史遗产时认为：（1）“现代中国应该借鉴西方政治现代化的经验，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但“绝不意味在文化上中国应该全盘西化”。（2）“我们可以从儒家的观点出发，去提倡宪政；宪政可有助实现儒家的理念和信仰，包括儒家的民本思想、人文主义、仁民爱物精神和理性态度”。（3）今天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和应该同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以至各大宗教的信徒等各方人士合作，就像张君劢先生在1946年’旧政协’里同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合作一样，为现代中国的新政治秩序——亦即是宪政秩序——的建设而携手同行。”

　　我认为，所有港大法学院的教授讲师和学生，所有香港律师公会和大律师公会的会员，所有参与香港政改思考辩论的政治人物、学生和社会人士，都必须拿出半个小时认真研读陈弘毅先生这篇好文章。从张君劢到陈弘毅，我们认识了真正有现代宪政思想的学者，他们是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是现代儒生。

　　日本去年发表的《东亚战略概观二一四》在有关中国的专题是以“前途多难的习李体制“为主基调，以及对中国政治、外交、军事的不稳定性做分析。今年四月十日发表的《东亚战略概观二一五》突出强调了《习近平政权积极的内外政策》，报告从反腐、强军、积极主动外交，强化核心利益做了新的分析。前几年，日本所以敢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伤疤扎刀，就是看透中国内部的落后和混乱。现在笑里藏刀，不敢轻视中国的新改革，说明中国的进步变化迫使它改变策略。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习近平不得不整党治军，加强管理，改善管理。一旦将来局面稳定，北京当局肯定可以从容从善如流，从一党执政民主法治，过渡到真正的宪政。到了那时，“一国二制”的溶合和磨合，就可以顺理成章。

归纳来说，香港的政改迈出成功的第一步，不但有利于香港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而且使大陆与香港的“二制”可以长期良好共存，更有利于“二制”消除疏离对立，逐渐融合成有中国特色，又融化社会主义平等观念，符合西方“普世价值”的“一制”。如果三十年后，一国二制已经融合成一国一制，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都一起真正实现民主宪政，历史会记住七百万香港人，记住香港知识分子，记住爱国泛民人士的功绩。

二〇一五年五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