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已十八年，“一国”的融合却日益被所谓的“二制”撕裂而疏离。真正的疏离其实不是文化，不是政治，而是社会心理。

　　由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国的心态开始萌发转换强国的心态。部分港人从嬉笑“表叔”“阿灿”，到自嘲“港灿”，又到近期略带敌意的讽刺“强国人”，也可算是歪打正着。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到内地锁国封闭，又改革开放，香港虽不是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却一直是平衡而促进中国大陆克服危机走向正面发展的一个支撑点；港人由于血缘关系，有浓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也乐于为中国大陆的进步和发展做贡献。当然，当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后，慢慢也有强烈自尊自信的心态，八、九十年代也形成了“大香港主义”。“大香港主义”难免带有独特标志的自我认同与肯定，对外部包括大陆的判别与认知也带有标准与参照系的唯我性和排他部。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大香港主义也习惯崇英尚美；大香港主义的精英和民众也对技术性规范和局部性“真理”有无比的执着和认真。香港人的这种执着与认真，正面的表现就是不为小利益或小人情所动，坚决按“程序”与“规矩”做事，意志坚定不动摇；负面的反映就是因为认死理而极为固执甚至死抱歪理不认输。

　　大香港主义碰撞“强国人”，矛盾一定会产生。香港在世界经济、大中华经济圈的地位严重下降，“港人的心理天平就从高处向低处失衡”，这也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新常态。

　　今年初，韩国国家电视台推出《超级中国》七集纪录片，介绍中国全面崛起迅速发展现状。韩国制片人与主流民众的基本态度，是认识到“中国的改变，我们已经无法挑战”这一事实。同时，也认识到不能单纯适应危机，而是要主动去寻找机会。如果比较韩国、台湾、香港三地对中国大陆复兴崛起的态度，可以感觉到精英与民众的厌中情绪和去中化疏离是台湾与香港丢失或丧失乘搭中国大陆经济高铁机会的心理原因。

　　过去的十多年，香港几届政府及港英遗留下来的主要高级公务员，对与大陆、与珠三角经济的整体融合与规划是抱着消极与不作为的态度，最典型莫过陈方安生之流言行和态度。几位特首，回顾评价，也可以给他们安上“乱作为”、“不作为”、“假作为”的帽子。

　　在分析“一国两制”疏离的因素时，不得不批评香港泛民派误导自己又误导香港民众，误导青少年的所作所为。我自认是中左立场的民主派，在香港，最值得尊敬的二位爱国者，一是庄世平，一是司徒华。廿六年过去，与香港民众一样仍有很深的六•四情结。但是，香港的知识分子不能逻辑混乱，“民主回归”，首先是争取“回归”，然后才是追求“民主”。五年前，在《信报》月刊撰文剖析“一国两制”的矛盾现象时，认为“香港民主派概念化地把民主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甚至是仅次于上帝的终极目标，其实也是一种新愚民政策”。不幸而言中，播下”民主“龙种的逢中必反的香港卫道士，意外的孵育出新一代“民主的暴徒”，并且愚蠢到想筑起”城邦“的围墙，去构建“独立的家园”。至于部分激进人物借题发挥，对内地旅客极尽侮辱歧视之能事，这是社会渣滓和香港败类之所为，不能把账算在泛民的头上。现在，这些人捣乱秩序，危害社会治安已激起公愤，两地舆情都恶评如潮。顺便说，在反制“佔中”暴行与反制“反水客”暴行中，也出现一些盲目激情的反制者，有识之士也不赞同。法治之城，以暴易暴，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不可取的下策。

　　无可否认，大陆与香港两地关系已亮起了“红灯”。但，不能被局部现象所迷惑和误导，这毕竟不是主流。“一国”的统一与“二制”的磨合，是大格局，大趋势。我们最重视的是北京执政当局真正制定了什么基本政策和对策，而香港第一管治力量、第二管治力量和其他社会正面力量是如何执行，如何落实。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