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香港现在的优势和局限，笔者建议的香港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可以考虑主要几件基本大事的规划和决策：

　　一、配合国家新海洋发展战略，香港一定要做世界航运中心，一定要做串联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大中心，而不是单纯考虑本港货柜车司机利益和第几号几号码头利益的地区物流中心。从国际性重量级大船队的建立与管理，到五大洲国际港口码头的联盟与合作，从大资金大计划的参与到各种大海洋大航运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培训，香港可以成为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基地之一。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地理优势，无论是资金统筹还是人才优势，香港绝对超越大连、青岛、上海、厦门、广州、湛江，甚至超过高雄、新加坡。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后天因素，也成为补充大陆国企某些先天的不足，有条件成为中国新的海洋大战略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军。

　　二、香港应该也是化南海危机为商机的推动者

　　  无论是南海石油的开发利用，还是建设世界性、地区性邮轮中心，或是南海风光旅游、科学考察旅游，香港都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香港的资本家、实业家、商家都应有大思路大格局，靠资金，靠智慧，靠实力，在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支持、保护下，培育相关的产业，形成南海经济圈。

　　三、香港必须坚决改变维护少数人小集团行业利益的四十年不变的土地政策，改变不合理第二税赋的财政制度。香港绝对比新加坡不缺土地，香港有1000多个小岛，辽阔的海岸线和海域。可以填海，可以充分利用农场，可以改变粉岭高尔夫球会用地之用途，可以加速改变旧厂厦的功能，可以在提升保育的同时，向荷兰人、新加坡人，向以色列人学习向大自然索取生存空间和充分利用空间效益的经验。我们批评的是土地政策，大地产商变成“恐龙”后的自私和贪婪只是人性与资本的本能。所以，改变土地财政不是认为地产商是“地产霸权”，更不能把他们当作社会公敌或阶级敌人。香港政府要做到调整土地政策的同时，也要给大地产商有新的出路，要善于利用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原动力，为香港再创造注入新鲜动力。

　　将来香港的地产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扩大居者有其屋计划，向新加坡“组屋”政策再学习，不准将新房屋措施“异化”，居屋也变成投资与投机的工具。居屋是社会民生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和谐标志。二、推行政府参与、有政策保障和限制的市区一般商业地产计划。这个计划要以政府发展基金为主导，吸纳社会资金参加，保障它的投资回报，但杜绝暴利和高租金，也保证一定程度下商家自由运转。总之要防止中小企业商家沦为大业主的造血工具和输血机器。可以这么说，后来领汇的私有化上市，是这种政策的失误和反动。三、重新划出合适地区为地产行业自由经济地带，一般实行不干预政策，如大豪宅、高端商场、高级写字楼，专为超级富豪修建的海岛别墅，也包括鼓励策划远离市中心区类似愉景湾一类的高档住宅区。对此类地产也要立法保障、保护，包括政府不能随便采取临时措施的所谓“打击”和“辣招”。

　　这样，保证90%以上合法居民有权利和能力买、租、用上经济适用的住房；中产阶级不再是房奴；保证中小企商家不因为高昂租金而萎缩窒息；保证香港可以成为大陆，乃至亚洲各国，世界各国富豪的安乐窝和置业投资的“福地”。同时，各类不同层次的地产建筑能满足各种需求，既保证中、下阶层有“上升”的通道，也保证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极少数无能力的居民有栖身宿舍。

　　四、多年来，香港政府绝对缺乏战略雄心和有效措施来对待科技创新和科研产业化。高、中级公务员对相关发展科技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只局限在他们在监管过程是否会“失职”和负上自己和本部门的责任。这说明政府一系列的措施及优惠政策的力度严重不足。战略发展委员会必须画出真正的计划和蓝图，以示坚定的决心，并为此大策划负上决策责任，以使执行的中高级政府部门和人员不担心“责任”，而患得患失只关注自己的技术性工作。

　　五、香港应大力推动新的医疗产业和教育产业。这不同于政府原有的福利医疗和社会公平教育责任，它们当然是全社会医疗和教育的辅助补充部分，但主要是发展香港在全球的竞争力，并且以解决聚集国际人才及增加本地企业盈利为目的。

　　 这也涉及打破原来本地执业医生某种程度限制性垄断的现象，也突破了香港本土发展高等教育与专业教育仅是单方面投入，不甚注重回报的藩篱。在香港目前医疗与教育不过有失的现状条件下，发展部分产业化的业务和服务，对提升香港的专业水平和整体水平有好处，同时也有助降低香港社会整体负担，改变香港高投入低收益的现象。换言之，香港此举，对大陆及东南亚和其它国家人民有好处，香港社会也更加收益。

　　六、合理合法引入人才，当然包括专业英才和各种劳工。引进与限制引进都以香港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重。提高质量和数量引进人才与劳动力，香港将没有大出路。只有引进新的人力资源，才能真正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最终也符合本地企业商家和劳工的利益。

　　七、香港长期丧失货币主权，寄生于美元，有其历史功绩，但也有严重过失。根据有胆识金融专家的见解，是否也到了适当改变的时候？“五十年不变”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货币政策和港元挂钩措施的改变只要符合香港利益即可与时俱进。当然，应进一步深入论证，慎重做出妥当的决策，做到避害趋吉。

　　八、中国正腾飞，香港自我孤立或画地为牢，或主动边缘化，都是荒唐与不可思议之事。香港的战略发展委员会当然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密切联系，良性互动。国家发改委关注的是中国未来的进步与发展，当它关心和参与香港规划发展时，符合中国发展大方向，肯定也会从香港实际出发，以香港既有法律法规为基本依据，不会破坏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游戏规则，更会促进“一国两制”的良性互动。

　　以上一至八提出的意见，是再三思考的一般结论，这些思考与结论也符合“一国两制”对立和统一的精神。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