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魅力四射的万花筒，蓝、黄、红多种文化色彩随意配搭，互为折射，使这个史无前例的特别行政区继续是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国际性都市。如果不满足表层简单的说明性解释，较为深度探讨，尝试把复杂的历史沉淀简洁地进行嬗变，就可大胆地改造旧元素的形式内容，重新提炼精华，重新配置和创造。简言之，在不破坏香港独特结构的前提下，将特定的内容变革，使之更具有完整的新创意。如果是这样，香港或许出现气势磅礴，超越原有心理时空，亮出新世纪神话般奇幻的画面。

　　回归后的香港，左右各派热衷于划分楚河汉界的“两制”，好像被念了咒语不越雷池半步。大部分香港人把回归前当作“香港梦”的最佳境界，最大的努力只想维护原有的“硕果”。十几年来，香港社会没有果断推陈出新，积极主动乘搭中国高速发展列车。导致了香港在先进、美丽、现代的外壳下，包裹了保守、懒散、自负又胆怯的心态。香港把自己局限在坐井观天又杞人忧天的心理危机中。

　　香港，醒醒！

　　八年前，本港160多位精英对香港20个主要行业的兴盛衰败进行研讨剖析，以跨版连载系列形式在《经济日报》发表。后来结集成书，目的是“查不足除危找机，醒一醒创出未来”，书名就叫《香港，醒醒！》。

　　行政会议成员史美伦说：“内容丰富，见解精辟，分析独到，能启发读者思考，……是罕有全面地探讨香港经济如何长远增长之专书”。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陈南禄说：“自满，只会令我们驻足不前，松懈，早晚会被改变及被竞争淘汰。成功永远是一场持久的耐力赛。”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说：“《香港，醒醒！》提醒我们，无论是政府或是业界人士，都必须居安思危，自强不息，才能为香港创造持久的繁荣。”

　　瑞安集团董事长罗康瑞说：“香港占尽地利人和，为进出中国的最佳桥梁，但世界和大陆瞬息万变，若固步自封，未能适应和领导潮流，边缘化将难免。”

　　八年过去了，回头看香港社会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问题没解决，变得更严重又衍生出更多新风险和危机。北京与特区政府热衷于被动地与泛民派周旋，与真正的和虚假的反对派对弈。可悲的是对“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专家闻而不听，视而不见，根本不放在心上。港澳办与中联办关注的只是“政治的稳定”，重视的是“表态的站队”。其实单纯挑选一个好特首，政治保险了，香港也不是万事大吉。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当初都是中央较放心的特首。如果中央没有完成对香港新的战略思考，后面换谁当特首，照样无法解决问题。不爱国爱港，当不上特首；假设爱国爱港又能当上特首，按现有的决策框架，谁也无法带领香港从旧梦中醒来，另创香港新辉煌。

　　香港的问题在哪里？

　　让我们重温七、八年前，香港企业及专业人士一些真知灼见吧：

　　（1）“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经济政策不是香港永久牌灵丹妙药。

　　（2）90年代起，香港部分行业败像初呈，是金融及地产业泡沫掩盖竞争力减弱的现实。

　　（3）十多年来，港人生活没进步改善，个人收入中位数实质没有增长。

　　（4）相比南韩、新加坡，香港与台湾一样经济没真正转型、创新，经济空洞化，社会民粹化。

　　（5）金融，商业中心，航空暂时略有优势，但竞争者众；物流、制造业、电影优势尽失；旅游、创意工业、医疗和教育等发展，不尽人意，且不如周边对手的拼劲。

　　（6）自由行、CEPA，以及大型国企来港上市等体现国家大力支持，带动香港GDP上升，但相应配套互动没系统思考；本地基建项目少，进度慢，效率低。

　　（7）房价贵，租金高，酒店少，贵价赶客，限制本土商业和旅游业发展；扼杀众多特色小店，只剩林立的大商场。

　　（8）数码港是籍科技包装的免费优质大地产；数码港的失败拖累了中药港流产。真假科技企业的失败又拖累了创业板的发展。

　　（9）大财团垄断性经营，影响甚至扼杀了航运码头物流的正常竞争和发展；损失的是全社会，业界噤声。

　　（10）政府患得患失，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社会继续无止境的内耗，把注意力花在内部的琐碎争执。

　　十一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认为香港困局最根本的原因，是决策、立法和执政三层架构各自不完善，有欠缺。所谓“行政主导”是历史的误会，当年的港英政府靠的是伦敦唐宁街的总决策。回归后，北京为了表白实行“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真心实意，根本不敢也不想代港府策划。香港需要一个战略策划的超级班子，或许称之为香港二十世纪发展委员会。北京的金融学家、经济学家、战略思想家都应参与，香港的精英、历届的退休司局长都要参加。同时，一些外籍合适的专家学者也可加入。这些人没有行政权力，没有固有私利，他们不但可参与决策，也能够在决策调研中监察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和质量。当然，这需要得到国家与国家智库的认可和祝福，也需要香港能够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以配合。最终的决策立法都需走行政局和立法会的程序。如果有这么一个超级战略（智库）委员会，谁当特首都能事半功倍。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