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山
香港回归后,仍是最自由,治安最好的城市。自由,不仅仅是“马照跑,舞照跳”,连被大陆定性为邪教“法轮功”,也无限制在港九街头维港码头摆摊设点。当然,这几年中联办支持的“爱国团体”也“自由”地与法轮功唱对台戏。这种自由,更表现在香港政论杂志书籍销量狂增,爆炸的信息也将中共的新闻封锁和信息封闭打开缺口。左中右知识分子都拥护这种自由,它有利促进大陆政治开放与和平演变,这也是香港的软实力。但是,如果“自由”也表现在某外国前情报官员,可以不受拘束成为本港某热衷政治运动的富商的高级助理,协助其插手反对中央政府系列活动,那左中右知识分子就会反对或不支持这种自由。
香港成熟规范框架 可成大陆模仿样板
香港更好的“宝贝”,也即英国人留下的珍贵遗产,就是法制思想和各种社会管理的规范框架。香港社会万花筒美妙的奥秘,就是蕴藏在它设计精妙的镜体结构,它固定了“规范框架”,随意添加的各种颜色形状的“玻璃碎片”是“自由流动”。所以,形成变化多端的美丽图案却又是有规律的对称和重迭。英式法制的特点是百年不变极为稳定,而且法既出令必行。中共一贯以来最大的错误是经常自己违背自己的党章,破坏自己的宪法。当然,改革开放后,这种毛病尚未全改,但总算已引起中共的“严重注意”,并逐步改善,执政当局也承认,香港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发达、现代法制健全、现代管理完善的地区,应该可以成为中国大陆模仿的样板。
三十多年来,大陆囫囵吞枣,接受了香港资本主义许多好东西和许多不好的东西。遗憾的是香港没留心留意大陆的进步与发展,也抗拒学习、变化。奇怪的是,大陆逐渐抛弃的“文革”语言和行为,却被进行“港式”包装,变成一些泛民派的“土特产”。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行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虽然不甚理想,也非全面完全的民主选举安排,但毕竟是走向全面民主化的第一步。所以,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好像现在的安排比十七年来,比港英时代更不民主。占中发起人戴先生形容这是“香港民主运动最黑暗的一天”,肯定言过其实。至于以此宣称这“表明了‘一国两制’的发展已到了尽头”,更是非理性的说法。
人大决定虽不尽理想 仍具充分法理基础
这一次,李飞先生和一大班京官学者来港,开口闭口都是“依法”“立法”“释法”,表达的都是“框架”“共识”“原则”……。他们离港前与律师公会和大律师公会的交流更是棋高一着。大律师公会主席石永泰会后表示,中央官员对大律师公会4月与6月两个声明很熟悉,也了解他们对人大常委会决定的疑问和忧虑,李飞对此的响应解释仍未能使大律师公会“被说服”。但是,石永泰也承认,人大常委会已经就香港政改颁布决定,不能说人大决定作了“不可决定的事”,也不能司法复核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大律师公会对一些政治问题可以发表意见,大家可有不同感觉。但在法理上,“人大的决定就是决定了”。
石永泰主席的政治观点很鲜明,肯定与泛民派一致。但他在法与理平衡“度”掌握得好,难怪李飞肯定彼此“谈得很好”。看了这些,再听李柱铭先生断言,人大决定明显违反《基本法》,所以这决定“根本就有法律效力”,确是有点不敢恭维。
9月2日《文汇报》社论称,“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题目刺眼,心颇不以然。细看细想后,无奈释然,有能力和权力决定香港民主进程和步伐者,只有中央。二年前,我自己说过,目前,世界上,包括香港在内,没有一个组织、集团、个人比北京执政当局更重视香港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更关心香港的整体利益。这不是什么“仁慈”、“伟大”,它的根本原因在于职权与职责。
十几年来,几位北京领导人留给香港人的金句和印象:
(1)江泽民恭喜香港人“闷声发大财”;
(2)朱镕基对香港忠告,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3)胡锦涛的严谨与拘谨;
(4)温家宝的温情与表情;
(5)习近平坚毅与意志,信心与决心……
港人对北京疏离 乃政治压力之来源
据说中央对香港局势和工作几个月前有这么一个说法:“在这十几年的演变、恶化过程中,我们作出某些让步、忍耐,甚至犯了右倾过失,给香港社会、内地社会造成某种程度错觉、不解,中央曾深思反省。”中央类似的这些看法,肯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定决心,不冒风险坚决“落闸”的原因。但如果谈到“深思反省”,我认为必须检讨在香港的机构部分人员、中资领导层以及大批变质“红二、三代”、“官二代”,还有“强国人”和“土豪”们给香港社会和香港民众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使香港很多民众与北京产生了疏离感。反过来,这种疏离感造成很大政治压力,据说,涉嫌串通某些人物买贵几百亿的资产注入华润的宋林,二年前已被发现问题,而驻港机构还因此建议放慢处理,以避免引起香港社会的“震动”效应。
我深深怀念香港老一辈共产党人庄世平老先生,只要认识他的人,接触他的人,都会对他高风亮节肃然起敬。他掌握数百亿的资产都两袖清风,几乎是“家徒四壁”。香港红色文化因子发生什么变化、异化、腐化、庸俗化、商品化?将来,是否有返璞归真、升华、净化的一天呢?
承接上文谈香港万花筒,本文结论是:
(1)香港有法制、自由,从来没有民主,相信也希望真正的民主从今天开始;注意,民粹是危险的伪民主;也希望北京再也不必人为地操纵“民主”;
(2)没有“一国”,无所谓“二制”;我的悲观是大陆越来越比香港严重资本主义化;我的乐观是习近平是一个有大抱负的政治家、领导人,敢正视问题,解决问题;
(3)香港青少年学生必须接受正确的爱国史观教育,必须了解政治,包括了解共产党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
(4)如果梁特首是正牌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真正爱国爱港的政治人物,他必须敢于象董存瑞一样,在最后的关头去炸碉堡、滚地雷,坚决声明不接受2017年的提名,不参与新一任特首竞选,然后主动积极推动《国家安全法》香港版的立法。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