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山占中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美国是大赢家,中港是大输家。占中者有认识的误区。但其实,北京驻港人员和本港精英集团的鹰派也有相对应的误区。“一国”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制”只是对五十年政治基本框架粗略概括的习惯说法。因为,中港二地经济、文化,不论打上还是不打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烙印的东西,无时无地都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这种影响和互动有积极光明一面,也有消极黑暗一面。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在香港回归成为中国一个行政区的现实中,我们既乐观又悲观地看到,中国大陆越来越象香港,香港也越来越大陆化。美国人英国人或许很满意香港在推动大陆“和平演变”方面起的重大作用,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吸收香港的资本和现代管理理念。同时,洋奴思想、买办意识和某些腐朽生活方式也登堂入室。想不到的是当年港英高明而充满阴谋的土地房屋政策,也变成大陆现在最祸国殃民的经济陷阱。从朱镕基新书可了解到,二十几年前梁振英先生就在上海向朱市长传授了这一“专业知识”。梁先生此举是功是过,只能等历史评说。北京新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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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之梦(五) 2012年5月23日《亚洲周刊》五月廿七日出版的社评《中国新智慧面对主权挑衅》说:从东海到南海,由于受到美国重返亚洲的鼓励,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开始激化与中国主权争议,纷争又起,这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但也促从官方到民间对主权问题的重新思考。在中国,所有的中学生都读过《左传》名篇《曹刿论战》,特抄最精彩对答: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涉外战争,需要全国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凝聚军心和民心,要视乎执政当局是否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是否有良好的管治能力,是否有周详的战略思考和防御措施,是否有国防动员能力和堂皇得体的外交协调能力。中国人民最珍惜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最富有爱国情怀和民族自尊心。但,在古代,中国战略家都因为君主&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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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许是大沙河的支流吧,它从粤东山区的一个小村寨流过。可别少看它这无名小河,由于地势的特殊原因,它也有汹涌的一段呢。在村口,有一座青石桥,五座庞大的桥墩稳稳地扎在河中,分割着奔涌而来的河水;桥下,漩涡一个套着一个,桥墩间的两股水相撞,发出阵阵轰鸣,谁看了都觉得目眩、心跳。当地人谁也不敢在那儿洗澡。你,当年就在这河边的村寨上插队。而今,我不耐烦地坐着,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这里是市文联雅致的大厅,比不得当年在乡下的茅屋里,可以架起脚来胡吹一气;也比不得在学生宿舍,可以一边争论,一边走来走去。大厅里坐满了本市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作家和年轻的文艺爱好者。他们正在正儿八经地讨论着一篇“引起反响”的中篇小说,而小说的作者正是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该摆出怎样的面孔呢?显得满不在乎吧,人家会说你自高自大;显得谨慎些呢,别人会不会以为你害怕批评?大家都正面肯定了作品,即使是批评,也不过是在肯定之后来那么一句“恐怕……是不是还差一点……”任何当面的赞扬,不管是多么真诚的,都叫人受不了,可谁叫你这个作者就坐在发言者面前呢?唯有她的捧场使你永远不觉肉麻。在乡下的头两年中,有了她,就没有疲劳,没有苦闷,尽管有时要吃上几个月的稀饭就地瓜,有时累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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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专著《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9出版)中文版自序中说:“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新路。”毫无疑问,中国40年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它从一个贫穷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甚至是第一。文革后重建中国经济新秩序,主要靠改革开放。改革,首先是经济领域市场化,放开个体私营经济;开放,是对外引进外资,对内鼓励扶持民营资本。总之,改革开放就是重视商品经济,允许市场经济成分多元混合,国企、外企、民企并存共荣,在共产党的全国体制统一领导下大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改革40年是不短不长的“历史”,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期间除了国内政治的小风波,国际政治的大风云,在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不可避免经历困难、障碍,更经历不同阶段需要克服的各种危机。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充满“时间性的辩证法”,套用学究味的句式:“这种时间性是分散的,充满了非连续性、分化的结构,以及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所固有的停顿。这种有节奏的时间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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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管乔中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文化的对话。三十几年前是云大的学生,我在云大度过了很好的研修学习阶段。今天,重新做一次学生,来聆听国内外专家学者们进行的一种文明接触与交流。会议的主题是“文化的对话”,现代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作为独立存在的文化主体,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坐标,所以具有同时性。这是对话的现实基础,也是对话的原因。三大主体文化在生存发展中难免都有互相的交流渗透,也有互相的抵触甚至冲突。我们不能因为同时性而否定文化发展有历史的阶段性现象存在;也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历史的阶段性,以及各个文化主体的此起彼伏的发展运动而断言这种各自的存在有绝对的优劣或高低。在中世纪或者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初级阶段,文明的冲突,文化的此消彼长,甚至一种文化颠覆另一种文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廿一世纪的今天,后现代化悄然兴起,世界性文明的融合,应该扬弃这种非此即彼的固化思维和极端的意识形态。尽管三大文化具有它的独立性,但因为人类的命运已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应该主张文明的对话,必须避免野蛮的冲突。当然,这只是善良而简单的想法,可以不屑一顾,况且国际事务很多残酷的事实也对此进行否定。但是,如果大家将这种很简单却又难做的意向认为是美好的,是好的主观愿望,那我们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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